“可是有违唐律？”
“是的！”
“那就把律法改了！”
我：“……”——日常心塞！
不提那让人闹心的崔某人了！咱们接着聊孔颖达。
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子李承乾让孔颖达撰《孝经义疏》，获得广泛好评。也是在这一年，太宗因为孔颖达曾多次匡谏太子，于是赏赐孔颖达与左庶子于志宁各黄金一斤、绢百匹。
贞观十一年，那可是值得一提的年份，因为那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呀？很大很大的事——那年十一月，我入宫了，十一年十一月，也算是一个“双十一”，真是一个好日子呀！
当然，这是在开玩笑，那年我入宫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五品才人，放在后宫就是个芝麻绿豆大的人物，说有多不起眼就有多不起眼，如果不是后来姑奶奶我……这件小事根本不会被后世载入史册！所以，那时的我觉得贞观十一年值得一提，另有原因。
贞观十一年，那是一个多事之年，三月初一，出现日食。
在那时，日食不是自然现象，而被视为上天对于人间的警告，尤其是人间帝王的警告，于是这时，君臣都要做些事，表达自己的“自责悔过”之心。所以那一年，劝谏很多，作为谏臣榜样的魏征自然是很活跃。不过，对于敢于“弑兄杀弟”上位的太宗而言，太宗的种种行为无不表明，他打从心底认为“封建迷信不可信”，老子这是在照顾广大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不得已“作秀”！
接着，在那年七月初一，天降大雨，谷、洛二河水涨满，溢出流入洛阳宫中，毁坏官家寺庙与百姓住房无数，溺死六千多人。
六千多人，对于我们当时是一个很可怕的伤亡数字。那个时候，因隋炀帝杨广造成的隋末天下大乱导致全国人口锐减，至唐高祖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李唐统一全国后户口开始逐步恢复。唐太宗贞观十三年，户数恢复至304万，人口达1235万，又获塞外归附人口120余万——也就是说，那时我们全国的人口七拼八凑总数不到1300万人，一场大雨就死了六千人，丝毫不亚于一场大战的死亡数。
长孙皇后就在前一年（贞观十年）过世，那时皇太子李承乾失德的流言已经频出，这些流言中，有些紧跟时事，将这些自然现象与太子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大臣的上疏中，便也会频繁提及太子，我看到有些人说：“皇太子生长于深宫高院，不熟悉外部事物，陛下辞世后的事，固然是应当忧虑的……”
对于这些言论，太宗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称赞很久”，他也认为：“皇太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总之，也跟着训皇太子——这李二，真是一点道理也不讲，这“长于深宫不知民间疾苦”是皇太子的错吗？——不该是“养不教，父之过”吗？
或许是长孙皇后的去世，让太宗也意识到了“人生无常”，于是这一年，他开始操心身后事了。这年二月，他自定送终制度，依山建陵，地宫仅能容得下棺木即可。十月，诏令勋贵大臣死后均陪葬于皇陵。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初六，太宗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位亲王所任的刺史职务，均由其子孙世袭。六月十五日，又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其子孙世袭；如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黜免——这就是所谓的“世袭刺史”。
很容易看出来，这种“世袭刺史”就是以前的分封制度，若能被封为“世袭刺史”，那就等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王国，想想就有些小激动！
分封制，就是古代皇帝或国王分封诸侯的制度。被封诸侯有自己的领地，在诸侯领地内皇帝或国王并没有直接的权力。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消“分封制”，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此后汉魏晋承袭了秦朝“郡县制”，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推行封国制，这种并行的制度又被称“郡国制”。
无论周秦汉魏晋，分封制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控驭得当，分封的宗室诸王，可以成为皇室的坚强屏障，如史书中常提及的“吕氏欲篡夺皇位，改朝换代；全赖刘氏宗王攻于外，元老功臣政变于内，始未得逞”。另一方面，若失驭，受封诸王则会引起兵祸甚至将整个帝国推向灭国深渊，如：汉的七国之乱，晋的“八王之乱”。有人提出，可以分封诸侯，但加强控制。但遗憾的是，若严厉防范，则异姓权臣擅政、篡位时，宗室子弟只能束手无策，毫无作为。总之，无论如何取舍，利弊永远同存。也正因如此，在分封制存废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不过经过数代，至唐时大臣们对于分封制的看法趋于一致，绝大多数都认为它“弊多于利”，于是坚决反对，那时只有极少数大臣如萧瑀等仍然赞同。但太宗是怎么看的呢？
太宗自贞观初年登基后，就对于“分封制”抱有莫名的好感，时不时提出分封诸王，只是每次提出都因群臣的反对而罢休。贞观十一年，他几乎是不顾全体大臣的反对一意孤行，但是，太宗这一旨意毫不意外地遭到了抵制，甚至本应该小激动的长孙无忌也在反对者之列！于是在两年后，太宗不得已停止刺史世袭。
有人说太宗分封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想试探众臣的想法，如果那时被封之人欣然接受，后果……我觉得，无论太宗分封真心与否，太宗分封的行为都表明，他对于自己百年之后，太子能否守住这个天下，存在着深深的忧虑！我甚至可以大胆地假设，太宗那时认为：“这个天下，李承乾守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