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骆驼之后，路好走了许多。不是路变平了——事实上越往西走，路越难行，戈壁滩上的碎石变成了嶙峋的砾石，砾石变成了高低起伏的山丘，山丘变成了连绵不绝的山脉——但有了骆驼，至少不用人背着几十斤重的书卷一步步往前挪了。

沈念祖把两匹骆驼都编了号。大的那匹叫“大福”，小的那匹叫“小福”。顾青笑他取名太敷衍，他说不敷衍，这是给他爹取的——他爹叫沈存义，“存义”和“福”没什么关系，但他觉得他爹在天上看着，知道他给骆驼取名“福”，应该不会生气。

“你爹在天上，忙着呢。”顾青说，“哪儿有空管你给骆驼取什么名字。”

“那我更得取个他顺耳的名字，万一他有空了，听见了，心里高兴。”

顾青被他说得无言以对，翻了个白眼走了。

大福和小福都是好骆驼。温顺，听话，走起路来稳稳当当，驼铃声叮叮当当，像一首走不完的歌。沈念祖每天早晨给它们喂水的时候，都会拍拍它们的脑袋，说几句话。说的大多是“今天要走远路，你们多吃点”“前面有风沙，你们低着点头”之类的话。骆驼听不懂，但他觉得它们听得懂。人和牲口在一块待久了，就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不用言语，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对方就明白了。

大福有时候会回头看他，一双大大的、长着长睫毛的眼睛水汪汪的，像是在问：还有多远？

沈念祖也不知道还有多远。他只知道，出了嘉峪关，过了哈密，下一个大地方叫吐鲁番。吐鲁番再往西是库车，库车再往西是喀什，喀什再往西——

“喀什再往西，就是葱岭了。”顾元亨指着那张炭笔画的路线图，指尖落在一片密密麻麻的褶皱上，那些褶皱代表着山，很高的山。

“翻过葱岭，就是大宛。”顾元亨说，“大宛再往西，是波斯。波斯再往西，是大食。大食再往西北，进了欧罗巴的地界。欧罗巴再往西北——”

他抬头看了看沈念祖。

“就是莱茵河了。”

沈念祖在心里默默数了数。过了喀什，还有葱岭、大宛、波斯、大食、欧罗巴，然后才是莱茵河。他没有数出具体还要走多少里，但那个数字一定很大，大到他不愿意去想。

所以他就不想了。

从哈密往西走了大约半个月，他们到了吐鲁番。

吐鲁番是个好地方。四面都是光秃秃的山，山脚下却是一片绿油油的田地。葡萄架子一架挨着一架，藤蔓上挂着一串串青绿色的、尚未成熟的葡萄，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像一串串翡翠珠子。一条清澈的渠水从山上引下来，沿着田埂哗哗地流，水声清脆悦耳，像有人在弹琵琶。

沈念祖蹲在渠边，把手伸进水里，凉丝丝的，舒服得他想哭。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清、这么多、这么活的水了。戈壁滩上的水洼大多是咸的，即使不咸也有股怪味，入口像喝药。吐鲁番的水不一样，清甜清甜的，喝一口，整个人从嗓子眼一直舒服到脚底板。

“这里的葡萄熟了以后，可以酿葡萄酒。”顾元亨说，“西域的葡萄酒比中原的烈，但好喝。”

“你喝过？”沈念祖问。

“在翰林院的时候，有个西域来的商人送给孙大人一坛。”顾元亨的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回忆一段很远的、很甜的记忆，“孙大人舍不得喝，藏了大半年，最后还是拿出来请大家喝了。那天晚上，翰林院里一群读书人喝得东倒西歪，有人爬到屋顶上念诗，有人在院子里转圈，转了半夜不肯停下来。”

沈念祖想象着那个画面——一群穿着官服的读书人，在月光下转圈，嘴里念着他听不懂的诗句，脚底下踩着葡萄的香气。那画面太美了，美得像一个不属于他的梦。

那是大明朝还在的时候的梦。

现在大明朝没了，那些读书人不知道散到了哪里。也许有人跟着张同敞去了南洋，也许有人跟着徐正明去了朝鲜，也许有人和沈念祖一样，正在某条路上走着，怀里揣着书，背上背着包袱，脚底磨出了血泡。

吐鲁番往西，绿洲渐渐变得稀疏了。库车是一个小城，比吐鲁番小得多，只有几百户人家，围着几口水井和一片胡杨林。他们在库车歇了两天，补充了水和干粮。高敬亭用一把新打的铁壶从当地人手里换了一小袋葡萄干，分给大家吃。葡萄干又甜又韧，嚼在嘴里像嚼着一团浓缩的阳光。沈念祖舍不得多吃，一天只嚼两颗，嚼很久，嚼到葡萄干变成一丝丝的纤维，才咽下去。

从库车再往西，路两边开始出现山了。不是那种陡峭的、险峻的山，而是一种温柔的、缓缓的、像老人脊背一样弯曲的山。山是灰黄色的，和戈壁滩的颜色差不多，远远望去，山和地连成了一片，分不清哪里是山脚，哪里是地平线。

“快到喀什了。”顾元亨说，声音里有种说不清的紧张。

喀什。

过了喀什，就是葱岭。

葱岭。

沈念祖在心里默念着这两个字，觉得它们像两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胸口。他抬起头，望着西边的天空。天很蓝，蓝得透明，没有一丝云。他不知道那片蓝天的后面，藏着什么样的山，什么样的路，什么样的风雪。

但他知道，无论什么样的山，什么样的路，什么样的风雪，他都要翻过去。

因为他们已经走到这里了。

喀什比沈念祖想象的要大。

城不大，但热闹。街道两旁是密密麻麻的店铺，卖布匹的、卖铁器的、卖干果的、卖香料的、卖牲口的，一家挨着一家，吆喝声此起彼伏。街上的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有的包头巾，有的戴帽子，有的光着头。他们说的话沈念祖一个字都听不懂，但那些话的调子很好听，像唱歌一样，起起伏伏的，有韵律。

“这里的人说什么话？”沈念祖问顾元亨。

“回回话。”顾元亨说，“和哈密、吐鲁番一样。但在喀什，也有人会说波斯话，因为离波斯近了。”

沈念祖想起了汤若望的那封信。信上写的是拉丁文，不是回回话，也不是波斯话。他到时候要怎么说给那个叫冯·贝格的人听呢？

他把这个疑问说给顾元亨听。顾元亨想了想，说：“到了欧罗巴，你找那些教会里的人。他们会说拉丁文，你拿着信去找他们，他们会帮你。”

“帮我什么？”

“帮你找到冯·贝格。”顾元亨说，“帮你把那些书上的话，翻译成他们能听懂的文字。”

沈念祖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教会”这个词，虽然他不知道教会是什么，但他知道，那是他到了欧罗巴之后要去找的地方。

他们在喀什住了三天。高敬亭找到了一个铁匠铺，借用人家的炉子，又打了几把刀和几把剪刀，打算带在路上用。陆禾找到了一个织布的作坊，和作坊里的女工比了比手艺，回来的时候满脸得意。

“她们织的布太粗了。”陆禾说，“经纬不匀，纱线太松，织出来的布像渔网。”

“渔网也能穿？”顾青问。

“你穿渔网试试。”陆禾白了他一眼。

顾青缩了缩脖子，不敢再问了。

沈念祖在这三天里做了一件事：他把所有的书卷重新整理了一遍。十九卷半的残书，加上顾元亨的八卷、赵知远的一卷、高敬亭的九卷、陆禾的八卷，一共四十五卷半。他把这些书卷按照内容分了类——《天工开物》放一起，《考工志》放一起，《算法统宗》放一起，《物理小识》放一起，《农政全书》放一起，《本草纲目》放一起，《海运图志》放一起，还有赵知远的那卷《坤舆万国全图》，单独放。

他把每一类都用布条扎好，布条上写着字——他写的，歪歪扭扭的，但能认出来。然后他把这些布条扎的书卷，一摞一摞地放进大福和小福背上的褡裢里，用油布裹了又裹，绳子系了一道又一道。

陆禾站在旁边看他忙活，忽然说了一句：“你是不是怕这些书丢了？”

沈念祖手上的动作停了停，没有抬头。

“嗯。”

“丢不了。”陆禾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们都走到这里了，丢不了。”

沈念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陆禾的眼睛很亮，不是那种被泪水泡过的亮，是被阳光和风沙磨过的亮，像两颗被擦干净的石头。

他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系绳子。

从喀什往西走了两天，前方出现了白色的山尖。

起初沈念祖以为那是云。白色的、尖尖的、贴在蓝天上，像一幅画。但走了两天，那白色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渐渐显露出山体的轮廓——巍峨的、陡峭的、直插云霄的，山顶上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白得刺眼。

葱岭。

沈念祖站在山脚下，仰头望着那些白色的山尖，脖子仰到发酸，还是看不到山顶。

“这就是葱岭？”他的声音有些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冷。山脚下的风已经比戈壁滩上冷了十倍，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这就是葱岭。”顾元亨裹紧了身上的棉袄，声音也在发抖，“一千多年前，那个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就是从这座山上翻过去的。”

沈念祖想起了那八个字——“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

他把衣领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闷声说了一句：“走吧。”

葱岭的路，比沈念祖想象的难走十倍。

不是陡。陡他能忍。王恭厂的梯子比这陡多了，他每天爬上爬下，从来没怕过。但葱岭的难，不是难在陡，是难在喘不上气。

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肺里像塞了棉花，怎么吸都吸不满。他的嘴唇从干裂变成了发紫，手指尖麻酥酥的，像有无数根针在扎。

“这是‘山晕’。”顾元亨说，他的脸色比沈念祖还难看，嘴唇白得像纸，“山太高了，天太稀了，喘不上气是正常的。”

“天还会稀？”沈念祖觉得这个词很新鲜。

“天不会稀。”顾元亨说，“但人会觉得天稀了。”

沈念祖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他知道自己的肺确实觉得天稀了。

大福和小福比人强。骆驼走山路稳当，四个蹄子踩在碎石上不滑不溜，喘气也比人匀称。沈念祖有时候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头骆驼——大福驮着几十斤重的书卷还能走得四平八稳，他空着手走几步就要喘半天。

顾青走在他前面。年轻人到底是年轻人，虽然也在喘，但步子稳，腰板直，不像要倒的样子。他时不时回头看一眼身后的人，确认大家都还在，然后继续往前走。

赵知远走在最后面。他的脸色白得吓人，白里透青，像一块放久了的豆腐。沈念祖好几次想停下来等他，但他每次回头，赵知远都会摆摆手，示意他继续走，不用等。

陆禾走在中间。她不喘，但她也不说话了。之前她走路的时候嘴不闲着，不是说话就是唱歌，现在安安静静的，只埋头走路。沈念祖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摇摇头，指了指自己的嘴，又指了指上面的天，意思是：省着力气走路，不说话了。

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得多。白天还好，虽然冷，但太阳晒着还能撑住。太阳一落山，寒气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从脚底板一直冻到天灵盖。沈念祖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一件单衣，一件棉袄，一件从路上捡的不知道谁丢的破羊皮袄，三层叠在一起，还是冷。

冷得睡不着。

晚上，六个人挤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背靠着背，缩成一团。骆驼也缩成了一团，卧在石头旁边，脑袋埋在身体里，呼出的白气在黑暗中像一朵朵小小的云。

沈念祖把包袱打开，把那十九卷半的残书抱在怀里。纸页凉飕飕的，但比风暖和。他把脸埋在书卷上，闻着纸和墨的味道，那味道让他想起北京，想起王恭厂，想起他爹。

他爹活着的时候，身上永远有一股火药味。不是那种刺鼻的、让人想咳嗽的味道，而是一种温热的、带着硫磺气息的味道，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空气。

沈念祖把脸埋在书卷里，闭上眼睛。

他梦见了火。

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自己的眉毛和睫毛上结了一层白霜。

不是因为下雪了。是呼出的水汽在脸上冻住了。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白霜化成水珠，滴在手上，凉得他一哆嗦。他站起来，跺了跺脚，脚趾头还在，没有冻掉。他数了数——十个，都在。

“走吧。”他说。

声音被风吹散了，像一片枯叶，在空中翻了几翻，不见了。

葱岭上有雪。不是山顶上那种终年不化的积雪，是路上的雪。不深，刚没过脚踝，但走起来很费劲。每一步都要把脚从雪里拔出来，再踩进去，再拔出来。沈念祖的布鞋早就磨破了，脚趾头露在外面，冻得红通通的，像一排小红萝卜。

高敬亭看了他的脚一眼，闷声说了一句：“到了下个镇子，我给你打副铁鞋。”

沈念祖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发现他不是在开玩笑。高敬亭是个正经人，从来不开玩笑。

走了大约七天，他们到了一处山口。

山口很窄，两边是陡峭的岩壁，中间一条勉强能走人的小径。风从山口里灌进来，呜呜的，和黑风口的风差不多，但比黑风口的风冷得多。那风不是凉的，是冰的，像有人拿着一把冰刀，在脸上一下一下地刮。

沈念祖把布条重新蒙在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他的睫毛上全是霜，看东西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

“小心！”顾青忽然喊了一声。

沈念祖停下脚步，顺着顾青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前面大约二十步远的地方，雪地上有一个隆起的形状。不是石头——石头的形状不是那样的。那个形状有头，有肩，有蜷缩的四肢。

是一个人。

一个已经冻死的人。

沈念祖慢慢走过去，蹲下来。那人蜷缩在雪地里，双手抱在胸前，像是在睡觉。他的脸已经被雪盖住了，看不清面容，但从身形看，是个男的，年纪不大。

他的腰间有一个包袱。

沈念祖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冷。他伸出手，轻轻解开那个包袱。

包袱里是一卷一卷的书。有些已经被雪水浸透了，硬邦邦的，像冰块。他一卷一卷地数。三卷，五卷，八卷，十卷。他数到十二卷的时候，手停了。

十二卷。

他从北京出发的时候，他爹带了二十六卷。

这个人出北京的时候，带了十二卷。

沈念祖把那十二卷书从包袱里取出来，一卷一卷地翻看。大部分都被雪水泡坏了，纸页粘在一起，分不开。有些还能辨认——他看见了一行字：“火器者，国之利器也。”那是《天工开物·佳兵》篇里的句子。

他翻到最后一卷的时候，从书卷里滑出了一样东西。

是一封信。

牛皮纸信封，拉丁文，暗红色火漆，火漆上的徽记——和顾元亨手里的一模一样。

汤若望的信。

沈念祖握着那封信，蹲在雪地里，一动不动。

“是谁？”顾元亨走过来了，声音很轻。

沈念祖把那封信递给他。顾元亨接过信，翻到背面，用手指摸了摸火漆上的徽记，沉默了很久。

“我不认识他。”顾元亨终于说，“但他和我们一样。”

沈念祖把那十二卷书一本一本地收好，用油布重新包裹，系在大福的背上。十二卷，加上他们之前的四十五卷半，现在是五十七卷半。

他看着那个蜷缩在雪地里的人，蹲下来，把他的双手从胸前拉开，摆直，把他的腿也拉直。那人已经冻硬了，关节像生锈的铁，掰不动。沈念祖掰了很久，才勉强把他摆成一个稍微舒展的姿势。

然后他站起来，看了看四周。山口的两边都是岩石，没有土，挖不了坑。他把那人抱起来，放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的背风处，又从旁边搬了几块石头，垒在他周围。

一个简单的石堆。

没有名字，没有碑文，没有任何能说明他是谁的标记。

但沈念祖知道他是谁。他是往西走的人。他是汤若望托付过的人。他是带着《永乐大典》残篇、从北京一路走到这里的、一个和他一样的人。

沈念祖在那堆石头前站了一会儿。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猎猎作响。

他想起这个人刚才蜷缩在雪地里的样子——双手抱在胸前，护着那个包袱。到死，他都在护着那些书。

现在那些书在大福的背上，被油布裹得严严实实，一页都不会再坏了。

“走吧。”顾元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轻得像叹息。

沈念祖转过身，朝山口走去。

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风把雪吹起来，落在石堆上，一层一层的，像一个正在慢慢合拢的白色手掌。

他转过头，继续走。

过了山口，路开始往下走了。

下山比上山好走一些，至少喘得上气了。但下山也有下山的难处——路滑。雪被踩实了，变成了一层薄冰，走在上面像踩在抹了油的石板上，一不小心就要摔跤。沈念祖摔了好几次，摔得膝盖青紫，手掌磨破了皮。每次摔下去，他都是先用手撑地，然后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继续走。

书在大福和小福背上，稳稳当当的，比他安全得多。

大福走得很稳。这头骆驼似乎天生就适合走山路，四个蹄子踩在冰雪上不打滑，步子不紧不慢，驼铃声叮叮当当的，像是在嘲笑这些两条腿的人为什么连路都走不稳。

沈念祖有时候觉得，大福比他更像一个行者。

下山走了大约五天，雪渐渐少了，路边的石头从白色变成了灰色，灰色变成了黄色。空气变得干燥了，风不再像刀子，而是像一块热毛巾，贴在脸上，温温的。

“快出葱岭了。”顾元亨说，声音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疲惫。

沈念祖站在山坡上，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是连绵不绝的雪山，白的、灰的、蓝的，层层叠叠，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他从画里走出来，身上带着画里的雪、画里的风、画里那个蜷缩在雪地里的无名者的托付。

他摸了摸大福背上的褡裢。油布包裹的棱角透过布面硌着他的手心，硬邦邦的，像骨头。

五十七卷半。都在。

他拍了拍大福的脖子，大福回过头来，一双大眼睛水汪汪地看着他，像是在问：还有多远？

“快了。”沈念祖说。

他也不知道快了是多快，但他觉得应该这么说。对骆驼，对人，对自己，都要这么说。说多了，就信了。信了，就能走到。

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大福在他身后叮叮当当地响着，驼铃声清脆悦耳，像是在给这条走了几百年的老路伴奏。

沈念祖忽然想起了顾元亨说过的那句话。

“书里写的那些大道理，到了真要用的时候，大多不管用。管用的是另外一些东西——一股气。”

他看了看大福背上那些鼓鼓囊囊的褡裢。

褡裢里不只是纸。褡裢里是一股气。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从骨头缝里钻出来、从心口窝里顶上来、让人在雪山和戈壁上一步都不肯停下来的气。

他低下头，加快了脚步。

（第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