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教学楼的玻璃窗，在地板上切割出明亮的光带。

课间休息，三两成群的学生聚在一起谈笑，空气里弥漫着年轻特有的、略显嘈杂的生机。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收拾着上一节课的笔记。

“英秀，刚才那个案例分析，你的见解好独到啊！”同班的李薇凑过来，脸上带着真诚的赞叹，“感觉你总是能想到我们忽略的细节。”

我抬起头，对她笑了笑，习惯性地将一缕滑落的头发别到耳后。“只是恰好读过类似的案例而已。”

“不止呢，”另一个男生接过话头，是平时很活跃的人，“英秀脾气也好，上次小组作业多亏你协调，不然我们肯定吵翻天。而且你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几乎听不出口音。”

“谢谢。”我轻声回应，目光落在笔记本干净的字迹上，指尖微微蜷缩。

他们说的，都是那个叫“崔英秀”的壳子。

一个成绩很好、待人温和、努力融入异国生活的韩国留学生。

这个壳子光滑、得体，像一件精心熨烫过的、没有褶皱的外衣。我穿着它，行走在课堂、小组讨论、甚至是偶尔的聚餐上。

我会在同学遇到难题时耐心解答，会在有人情绪低落时递上一杯温热的咖啡，会在集体活动时默默处理好琐碎的后勤。

他们都觉得我很好。温柔，善良，像春日里一缕没有攻击性的暖风。

可他们不知道，这层温柔之下，是何种质地的荒芜。就像没有人会去探究，光洁的瓷器内部，是否盛装着冰冷的虚空。

那份所谓的“耐心”，不过是我不愿、也无法投入过多情绪消耗的疏离。

我听着他们的烦恼，学业压力，感情困扰，偶尔点头，给出看似妥帖的建议。

但我的心，像隔着一层厚厚的、隔音的玻璃。他们的声音传进来，却无法真正触动里面的任何东西。

真正的我，那个被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失去掏空的核心，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用无数个“没关系”、“谢谢”、“你过奖了”编织成的薄纱，轻轻覆盖。

中午，我通常不会去热闹的食堂。

而是去图书馆后面那条少有人走的小路，那里有几张石凳。

天气转凉，梧桐树叶开始零星飘落。

我坐在那里，小口吃着从便利店买来的三明治，味道依旧模糊。

就是在那里，我又一次看到了左近。

她从那栋据说是艺术学院的老旧红砖楼里走出来，步伐很快，带着一种不耐烦的节奏。

依旧是全黑的打扮，皮夹克，工装裤，马丁靴。阳光照在她身上，那些金属钉饰反射出锐利的光芒，几乎有些刺眼。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眉眼间是化不开的沉郁，与周围抱着画板、嬉笑走过的艺术生形成鲜明对比。

她的目光随意地扫过这边，似乎在我身上停顿了不到半秒，没有任何情绪流露，就像看到一棵树，一块石头，然后便移开了，径直朝着校门的方向走去。

我的心跳，在那短暂的、几乎不存在的对视瞬间，再次漏跳了一拍。

她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同。

她毫不掩饰她的格格不入，她的“异类”感，甚至像穿着一身带刺的铠甲，主动将世界推拒在外。

而我，却用一层看似柔软的薄纱，将自己与外界隔开。我们是两个极端，却又共享着某种本质的孤独。

我想起手腕上那句她刻下的话——“唯有此刻，真实不虚”。

此刻，阳光微暖，落叶无声，那个黑色的身影消失在转角。这算是真实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她那冰冷的一瞥中，我仿佛感觉到那层覆盖着我的薄纱，被无声地穿透了一个小孔，一丝属于外部世界的、凛冽的风，吹了进来。

下午有一节小组讨论。我像往常一样，提前到了约定的空教室，擦干净白板，整理好桌椅。

组员们陆续到来，讨论顺利进行。我适时地补充观点，调和分歧，记录要点。他们像往常一样投来感谢和信赖的目光。

“英秀，有你真好。”讨论结束时，李薇挽住我的胳膊，由衷地说。

我再次微笑，说着“大家都很努力”。

内心却一片平静，甚至可以说是麻木。这种“好”，轻飘飘的，无法填补任何东西。

傍晚回到公寓，关上门，将所有的赞誉和“温柔”关在门外。

寂静瞬间包裹上来，沉重而具体。我脱下那件名为“崔英秀”的、受人欢迎的外衣，露出里面那个空空荡荡的、带着旧日伤痕的内核。

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灯火初上的街道，行人匆匆，奔赴各自的归途。

却从没人想知道，这个总是微笑着、被评价为“善良温柔”的女孩的内里。

我也不想给别人看自己的内里是一片被泪水浸泡过、又被时间风干的盐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