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深和沈夜舟是在下午两点出发去郊区的。方旭开车，顾深坐副驾驶，沈夜舟一个人坐在后座。三个人一路上几乎没说话，车厢里只有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交通播报和轮胎碾压路面的白噪音。

方旭从后视镜里看了沈夜舟好几次，目光里带着那种年轻人藏不住的审视。沈夜舟感觉到了，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靠在座椅上，侧头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和村庄，表情平静得像一池死水。

顾深也没有说话。他闭着眼睛，像是在休息，但方旭知道他没有睡着——他的手指一直在膝盖上轻轻叩击着，频率很快，像是脑子里有一台关不掉的机器在运转。

郊区比市区冷。车开下高速之后，路况变差了，柏油路面变成了水泥路面，水泥路面又变成了碎石路。车在坑洼中颠簸，方旭不得不放慢速度。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农田，三月的麦子刚返青，绿得很嫩，像一层薄薄的地毯铺到天边。

“还有多远？”方旭问。

“往前开，看到废弃加油站就到了。”沈夜舟的声音从后座传来。

五分钟后，那个废弃加油站出现在视野里。它在公路的一个弯道旁边，背靠一片杨树林，前面是一条已经干涸的排水沟。加油站的顶棚还在，但上面的铁皮已经锈成了褐色，阳光从锈蚀的孔洞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点。两台加油机早已被拆走了，只剩下两个水泥底座，旁边的杂草长到了半人高。

电话亭在加油站的一角，红色的外壳褪成了粉白色，有机玻璃的挡板上布满了裂纹和涂鸦。但电话机本身看起来还能用——听筒没有被扯断，数字键上的塑料膜还在，甚至有人最近用过它，因为话筒上有明显的手指印。

顾深戴上手套，走过去打开了电话机的检修盖。里面是一排排线路和一个小的电路板，看起来和普通的公用电话没什么区别。他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蹲下来检查电话亭周围的地面。

地面是水泥的，积了厚厚的灰尘和落叶。他用手电筒贴着地面照了一圈，发现了几处不明显的擦痕——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拖拽过，又被刻意清扫过。但具体是什么，仅凭肉眼很难判断。

“方旭，叫技术科过来，把电话亭周围全部做一遍痕检。”顾深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沈夜舟没有进电话亭。他站在加油站外面的空地上，面朝杨树林的方向，像是在看什么。顾深注意到了，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看什么?”

“树。”沈夜舟说。

顾深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杨树林很密，树干笔直地指向天空，树冠还没有完全茂盛起来，透过光秃秃的枝杈可以看到远处的麦田和更远处的村庄。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沈夜舟的表情不太正常。他微微眯着眼睛，嘴唇抿成一条线，像是在思考什么很难的问题。

“这片林子，”他说，“如果有人要藏东西，会藏在里面。”

“你发现了什么?”

“没有。直觉。”

顾深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直觉这种东西，在法庭上不值一提，但在案发现场，往往是唯一能带你走向正确答案的东西。他当过十五年警察，比任何人都清楚直觉的价值——也清楚它的危险。

技术科的人在一个小时后到达。老周转了一圈电话亭，蹲在地上看了半天那些擦痕，表情变得有些微妙。

“顾队，这地方有点意思。”老周摘下手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地上的擦痕不像是普通的磨损，更像是有人故意制造出来的。你看这个走向——”他用手比划了一下，“从电话亭里面延伸到外面的空地，然后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不是自然消失，是因为后面这一段被人用扫帚清扫过。但是没有清扫干净，在水泥裂缝里还残留了一些颗粒。”

“什么颗粒?”

“像是烟丝。很小，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我已经取样了，回去做分析。”

老周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这个电话亭过去三个月的通话记录我都调了。三个死者的号码都出现过，还有一个网络虚拟号码。但是——”

“但是?”

“但是他们每个人的通话时长和频率都不一样。周海东通话次数最少，只有两次，每次都在四十秒左右。林建国通话次数最多，一共打了十二次，每次都很短，十几秒。刘福来的通话时间最长，最后一次通话长达一分五十秒。”

顾深皱了皱眉。“时长差异这么大，说明他们打这个电话的目的不一样?”

“不一定。”沈夜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旁边，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目光落在那个褪色的电话亭上。“同一个电话号码，但不同的人使用它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周海东可能只是用它来确认某件事，所以只打了两次。林建国可能在用这个电话接收指令，所以打得频繁但每次很短。而刘福来——他在电话里说了更多的话。也许他是在汇报情况，也许他是在求救。”

“求救?”顾深转过身来看着他。

“刘福来是第三个死的。如果他是在求救，那就说明他死之前已经意识到了危险。而那个接了电话的人，没有救他。”

四个人死者的死亡顺序——林建国(去年十一月)、刘福来(三个月前)、周海东(现在)。刘福来是唯一一个在死前打了长电话的人。如果他是想求救，那他是向谁求救?又是谁没有救他?

“查刘福来的所有通话记录，”顾深对方旭说，“不限于这个电话亭，所有打进打出的都要。看看他死前一个月和谁联系最频繁。”

“明白。”

技术科的人继续在电话亭周围忙碌，顾深和沈夜舟走到公路边上。一辆大货车从远处驶来，带着巨大的轰鸣声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卷起一阵混杂着尘土和柴油味的风。沈夜舟的大衣下摆被风吹起来，他伸手按住了。

“你觉得这个电话亭是谁设的?”顾深问。

“不是我。”沈夜舟说，然后停顿了一下，“但你不会信。”

“我信不信不重要。证据才重要。”

“那你觉得证据现在指向谁?”

顾深没有回答。公路的尽头是一片灰蒙蒙的天际线，城市的轮廓在远处若隐若现，像一座海市蜃楼。他站在这片荒地和那座城市之间，觉得自己正站在一个分界线上。往前一步是真相，退后一步是安全。但问题是，他不能退。

他想起了抽屉里那些照片。想起了沈经年的话。想起了父亲笔记本上那行潦草的字。想起了十五年前那个蹲在角落里的男孩。所有的线头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汇聚，但他还没有找到那个能把它们全部系在一起的节点。

“顾深。”沈夜舟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

“嗯。”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周海东不是第一个?”

顾深转过头看他。沈夜舟的目光没有落在他身上，而是落在公路尽头的方向。风吹着他的头发，额前的碎发在眼前晃动，他没有去拨。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也许周海东案不是这个系列的第一起。也许在这四起——不，五起——已知的案件之外，还有更早的。在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死了。”

“你有依据吗?”

“刘福来的求救电话。如果他是向某人求救，那说明他早就认识那个人。那个人不是电话亭的主人，不是某个神秘组织，而是——一个他信任的人。一个他认为能救他的人。”

顾深的瞳孔微微缩了一下。

“如果刘福来信任的人就是凶手，那他打电话求救的那一刻，其实是在告诉凶手:‘我知道你要杀我了，但我相信你不会。’而凶手接起电话，听着他的声音，心里想的是:‘你猜错了。’”

这个场景在顾深脑海里形成了一幅画面——一个男人在深夜拨通电话，听筒里传来熟悉的声音，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救救我”，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好”。他挂了电话，以为自己得救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好”字，是死刑的宣判。

顾深的手机在这时响了起来。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林小禾。

“顾队，你们还在郊区吗?”林小禾的声音有些急促，和平时的沉稳不太一样。

“在。怎么了?”

“又有案子了。”

顾深的手指收紧了。“什么案子?”

“城北，废弃化工厂。二十分钟前接到的报案。现场——”林小禾停顿了一下，像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你来了就知道了。和蝴蝶案一个路数的。”

顾深挂了电话，转身看向沈夜舟和方旭。两个人都在看他，两个人的表情都变了——不是因为他们听到了电话内容，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顾深的表情变化。那是一种他们从未在这个男人脸上见过的表情。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一种更深沉的东西，像是某种预感应验之后的沉重。

“走。”顾深说，“第二现场。”

车在公路上飞驰。方旭把油门踩到了底，引擎的轰鸣声在车厢里回荡。顾深坐在副驾驶，双手紧紧握着手机，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

沈夜舟坐在后座，一言不发。但他的表情和来时不一样了——来的时候是一潭死水，现在是一汪暗流。他的眼睛盯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物，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喃喃自语，但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顾深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想知道沈夜舟此刻在想什么。是在期待，还是在恐惧?是觉得终于来了，还是觉得不该这么快?

城北废弃化工厂在城市的最北边，靠近一条已经断流的河。这片区域原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业区，后来工厂陆续倒闭搬迁，剩下的就只有一片锈迹斑斑的铁架子和长满荒草的废墟。化工厂是这片废墟中最大的一个，占地面积有几十亩，光厂房就有五六栋，最高的那栋有七层楼。

现场就在最高的那栋楼的楼顶。

顾深他们到的时候，警戒线已经拉好了。楼下的停车场停了七八辆警车，红蓝闪烁的警灯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刺眼。几个民警正在疏散围观群众——人不多，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偏僻了。

林小禾站在楼下等着他们。她的白大褂上还没有沾血，手里拿着工具箱，脸色不太好。

“在上面。”林小禾朝楼顶的方向扬了扬下巴，“七楼，没有电梯，爬上去。”

“什么情况?”顾深一边往上走一边问。

楼梯是那种老式的工业楼梯，铁质的，踏板上的防滑纹路已经被磨平了，踩上去有些滑。楼梯间的墙壁上全是涂鸦和霉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废弃太久，但残留的味道还在。

林小禾走在顾深后面，声音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死者一名，男性，初步判断年龄五十到六十岁之间。死亡时间大约在昨晚十点到今天凌晨两点之间。死因——目前看是窒息。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

“蝴蝶呢?”

林小禾沉默了一下。“有。”

顾深的脚步顿了一瞬，随即继续往上走。

七楼到了。通往楼顶的门是开着的，阳光从门外涌进来，把楼梯间的最后几级台阶照得雪亮。顾深走出那扇门的瞬间，眼睛被光刺得眯了一下。然后他看到了现场。

这一次不是在室内。是在露天。

楼顶是一个大约两百平米的开阔平台，四周是矮矮的女儿墙，墙外是空旷的天空和远山的轮廓。平台上铺着防水卷材，黑色的，在太阳下晒得有些发软。平台的正中央，有一个用白色的布搭起来的结构——像帐篷，又像某种宗教仪式的祭坛。白色的布料在风中轻轻晃动，发出细碎的窸窣声。

死者躺在那个白色结构里面。

顾深走近了看。白色的布大约有一人高，围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只在朝南的方向留了一个开口，像一个半封闭的茧。布料的质地看起来是普通的棉布，但上面有东西。他蹲下来仔细看——布面上有用黑色的笔写下的小字，密密麻麻的，和第一现场蝴蝶翅膀上的那些日期一样。他借着自然光辨认了几个:

“2007.9.13，第一次询问，陈岚。”

“2007.9.28，第二次询问，陈岚。”

“2007.10.15，陈岚死亡。”

他站起来，走进那个白色布幔围成的空间。里面比外面暗，阳光透过白色的布料变成了柔和的、均匀的光线，像一个巨大的柔光箱。死者就躺在这个柔光箱的正中央。

死者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中等身材，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和黑色裤子。他的双手被缚在身前——用的是同样的尼龙扎带。脖子上有一条深深的勒痕，皮肤呈紫黑色，和苍白的脸色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他的脸上也没有面具。但这一次，面具不是空白的面具。是一个用白纸折成的面具——折法精细，线条流畅，面具的轮廓和人的面部完全贴合，像是一件为死者量身定做的艺术品。面具的眼部留了两个洞，透过那两个洞，能看到死者半睁的、浑浊的眼球。

顾深没有立刻摘下面具。他先环顾了一下这个白色布幔围成的空间——内部没有其他装饰，没有蝴蝶，没有多余的东西。但布幔的内侧——也就是白色的那一面朝向死者——上面同样写满了字。不是日期，是名字。

他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陈岚。”“周海东。”“林建国。”“刘福来。”“王卫国。”“李秀英。”“张小军。”“赵红梅。”“——”。

名字密密麻麻排了好几行，有些后面打了勾，有些打了叉，有些什么标记都没有。顾深的目光在“陈岚”那个名字上停住了。陈岚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叉。周海东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勾。

他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响了一下，像是什么东西炸开了。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这是一个清单。一份正在被执行、正在被逐条勾销的死亡清单。陈岚的名字打了叉，周海东的名字打了勾——叉是什么意思?勾又是什么意思?如果勾代表“已完成”，那叉代表什么?代表“不应死”?还是代表“尚未完成”?

顾深的手指在那些名字上方悬停了一下，然后缓缓收回来。

他蹲下来，摘下死者脸上的纸面具。面具的背面同样有字，只有两个:

“第一个。”

顾深拿着那个面具的手微微一顿。第一个——这是系列案件的第一个?还是说，周海东不是第一个，这个人才是?如果这个人才是第一个，那之前的案件是什么?前传?铺垫?或者——有人在模仿?不对，这次的现场和第一次有太多相似之处:白布上的字迹和蝴蝶翅膀上的字迹出自同一人之手，同一个字体，同一支笔，同一种近乎偏执的精细。这是同一个凶手。但风格变了。从室内到室外，从蝴蝶到布幔，从空白面具到纸折面具，从日期到名字。凶手在进化。在迭代。他在每一次作案中都在优化自己的表达方式，像一个艺术家在打磨自己的作品。

“林小禾。”顾深叫了一声。

林小禾弯腰钻进来，看到面具上的字，也愣了一下。

“验尸，”顾深说，“我要知道所有细节——和第一起案件的异同点，任何微小的差异都记录下来。”

林小禾点了点头，开始在尸体旁边铺开工具。顾深从白色布幔里退出来，站在女儿墙边，面朝空旷的天空。风吹过来，带着远处麦田的植物气息和近处化工厂残留的化学气味。这两种气味混合在一起，说不清是好闻还是难闻，只是一种复杂的、让人不安的味道。

方旭从楼梯间跑上来，脸色发白。“头儿，我们可能遇到大麻烦了。”

“说。”

方旭递过来一张打印纸。纸上是技术科在楼顶边缘提取到的一枚鞋印。42码，运动鞋——和第一现场的那个鞋印一模一样。

不是“类似”，是“一模一样”。纹路、磨损方式、甚至鞋底某处一个微小的缺损都吻合。同一个人的鞋，从第一现场走到了第二现场。

“同一把刀，同一双鞋，同一种布置方式，”方旭的声音有些发紧，“但这次不是蝴蝶，是白布上的名字。头儿，如果这些名字是他的目标清单，那他还有——至少十几个没勾的。”

顾深看着那张鞋印照片，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念头：凶手这不是在杀人。这是在写一部小说。每一章都有一个不同的标题，每一章都有一个不同的舞台，但作者是同一个人，主题是同一个。而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章会是什么样，没有人知道。包括作者自己。

他转过身，正要叫沈夜舟，却发现沈夜舟不在了。他明明在楼下看到他的车，他肯定上来了。

“沈夜舟呢？”顾深问方旭。

方旭左右看了看，也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刚才还在楼梯间，我在楼下看到他上来了……”

顾深快步走向楼梯间，推开门，往楼下看。楼梯是旋转向下的，每一层的转角都有一个小窗户，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在铁质的楼梯上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

在往下两层的转角处，沈夜舟靠在墙上，一只手撑着墙壁，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嘴。他的身体微微弓着，像是在忍耐什么巨大的生理反应。

顾深快步走下去。

“你怎么了？”

沈夜舟抬起头，脸上没有血色，嘴唇发白。他的眼睛里有血丝，瞳孔微微放大。这不是他平时那种温润的、游刃有余的表情，而是一个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要害的人才会有的表情。

他放下捂着嘴的手，手掌上有牙印。他咬了自己，为了不吐出来，或者为了不叫出来。

“那些名字，”沈夜舟的声音是哑的，像砂纸打磨着喉咙，“有些我认识。”

顾深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

“陈岚——是我母亲。周海东——你知道的。林建国、刘福来——是那两个死者。王卫国、李秀英——是当年福利院的老师。张小军、赵红梅——”他的声音顿住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是福利院的孩子。”

“你有没有在这些名字里？”

沈夜舟摇了摇头。“没有我的。”

他抬起头看着顾深，那双眼睛里的情绪太复杂了，复杂到顾深无法一一辨认。但其中有一种情绪是最明显的，明晃晃的，像一把没入鞘的刀。

那不是恐惧。

是愤怒。

一种被压了十五年、终于在某个瞬间找到了出口的、滚烫的、几乎要把他自己都烧成灰烬的愤怒。

“顾深，”沈夜舟的声音恢复了平静——那种让沈经年害怕的、过分的平静，“这个凶手认识我。他不仅认识我，他还知道我在查这个案子。他选择在一个我能看到的地方留下这些名字，是在给我写信。”

“什么信？”

“上面写着:你知道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你不是警察，不是检察官，不是法官——你是共犯。你是沉默的共犯。”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沈夜舟自己——或许还有顾深——的某个最柔软的地方。

顾深没有说话。他伸出手，犹豫了半秒，然后握住了沈夜舟撑在墙上的那只手。

不是牵手，是握住。指节分明的大手覆盖在那只苍白的手背上，力度不大，但扎实。

沈夜舟低头看了一眼那只手，又抬头看着顾深。

“你在做什么？”他问。

“稳住你。”顾深说，“你不能倒。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

沈夜舟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把视线移开了。他没有挣脱那只手，但也没有回握。他只是让那只手留在自己的手背上，像一只落在枯枝上的、随时会飞走的蝴蝶。

过了十几秒，他说:“走吧。上面还没看完。”

顾深松开手，转身往上走。

沈夜舟把手从墙上放下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背——上面还有顾深的掌心余温。他握了握拳头，把那股温度攥在掌心里，然后快步跟了上去。

楼顶上的风更大了。白色的布幔在风中鼓胀起来，像帆，像翅膀，像某种正在挣脱地心引力的东西。那些黑色的名字在布面上晃动，像是活的，像是在风中窃窃私语。

顾深站在布幔外面，看着法医和技术人员在里面忙碌。他注意到沈夜舟没有走进那个白布围成的空间，而是站在外面，隔着布幔看。

沈夜舟看的方向不是尸体，是那些名字。他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念，又像是在默哀。

顾深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三月的风虽然凉但还没到让人发抖的程度。是因为别的。是什么，顾深不想猜。

他的手机又响了。林小禾从布幔里探出头来。她的表情比刚才更凝重了。

“顾队，你进来一下。”

顾深走进去。林小禾戴着手套，正在翻看死者的衣领内侧。她用手电筒照着，示意顾深过去看。

衣领内侧缝着一小块标签，像是某种标记。标签上印着一行很小的字，字体和现场的那些字迹完全不同——是印刷体，规规矩矩的，像是从某个机构或组织的文件上剪下来的。

“育英福利院·编号037”。

顾深抬起头，看向沈夜舟。沈夜舟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布幔的开口处，阳光从他的身后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死者的身体上。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那双温润的、含笑的、像三月的春水一样的眼睛——此刻像两面镜子，映照着那个标签上的字:

“育英福利院·编号037”。

顾深忽然明白了刚才沈夜舟问他“你看到了吗”时，究竟在问什么。他问的不是“你看到这个现场了吗”，他问的是“你看到这些名字背后的东西了吗”——这些名字不是随机挑选的，不是凶手在警察面前炫耀。这是一份死亡档案，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编目。凶手不是在一件一件地杀人，他是在一章一章地销毁一个档案。而这个档案的第一页，十五年前就该被烧掉了。

但没有人烧。

所以凶手自己来了。

(第七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