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离城

1968年的夏天，闷热而躁动。火车站台上，挤满了即将奔赴“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大红标语鲜艳刺目，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掩盖不住弥漫在空气中的离愁别绪与惶惑不安。

宋宇背着厚重的行囊，站在车厢门口，目光扫过人群。他看到了夏小果。她独自一人，站在离人群稍远的角落，穿着洗得发白的浅蓝色连衣裙，像一株风雨中飘摇的小草，单薄而安静。她低着头，额前的碎发遮住了眼睛，看不清表情。他知道她的父亲，那位学识渊博的历史系教授，就在上月，没能等到“平反”的通知，在隔离审查中含恨离世。而他的父亲，虽然也戴着“□□”的帽子，但情况似乎正在出现一丝微妙的转机。

命运的车轮，在启动之初，就已将他们置于相似的境遇，却又暗藏着分岔的轨迹。

汽笛长鸣，像一声沉重的叹息。车厢内外，哭声、叮嘱声、口号声混杂成一片。宋宇看见夏小果猛地抬起头，望向北京城的方向，眼神空洞而悲伤，随即迅速低下头，用手背狠狠擦了一下眼睛，然后决绝地转身，挤上了前面一节车厢。

他的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那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刺痛，更是一种想要保护什么的冲动。

2. 黔西南

火车转汽车，汽车再转马车。几天几夜的颠簸后，他们终于抵达了黔西南这个名为“月亮屯”的布依族村寨。这里山峦叠嶂，云雾缭绕，仿佛与世隔绝。原始的美丽背后，是极度的贫困。泥土夯成的房屋，昏暗的油灯，孩子们赤着脚，睁着好奇又怯生生的大眼睛看着这些从天而降的“城里学生”。

宋宇和夏小果被分在了同一个知青点，一栋废弃的、漏风的木楼里，男女分住东西两头。劳动是繁重而陌生的。开荒、犁地、插秧、砍柴……每一天，身体都像散了架一样疼痛。夏小果显然不适应这种强度的劳作，纤细的手指很快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结成血痂，再磨破。但她从不叫苦，只是沉默地咬着牙，跟在队伍后面。

宋宇总是默默地关注着她。在她差点被沉重的柴捆压倒时，不动声色地伸手托住；在她因为不会生火而被浓烟呛得直流泪时，接过她手里的柴火；在分配口粮时，把自己碗里仅有的几片腊肉，趁人不注意，拨到她的碗底。

他们很少说话。最初的几个月，交流仅限于必要的劳动协作和集体学习时的官方辞令。但一种无形的纽带，在共同承受的体力磨难和精神孤寂中，悄然生长。

3. 星火

感情的突破，发生在一个暴雨夜。

夏小果发起了高烧，蜷在潮湿的被子里，浑身颤抖。同屋的女知青报告了队长，但屯里的赤脚医生去邻寨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雨水疯狂地敲打着木窗，风声如同呜咽。

宋宇得知后，在屋里踱了几步，然后一言不发，戴上斗笠，冲进了瓢泼大雨中。一个多小时后，他浑身湿透、满身泥泞地回来了，手里紧紧攥着几株在深山崖壁上采来的草药。他记得小时候奶奶用这种草药给他退过烧。

他在灶房守着小火炉，小心翼翼地煎药。摇曳的火光映着他年轻而专注的脸庞，药罐里咕嘟咕嘟的声音，是暗夜里唯一的生机。药煎好了，他滤出汤汁，端到女知青宿舍门口，由女知青喂夏小果服下。

后半夜，夏小果的烧渐渐退了。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透过门板的缝隙，看到灶房那边隐约的光亮，和一个倚在墙边打盹的、疲惫的身影。那一刻，冰封的心湖，仿佛被投入了一颗温暖的石子，漾开了细微而持续的涟漪。

第二天，身体虚弱的夏小果收到了一本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书，是宋宇偷偷带来的《普希金诗选》。扉页上，有一行刚劲的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与同志共勉。”没有落款。

夏小果摩挲着那行字，眼眶湿润了。在这个标语和口号充斥的时代，这一点点文学的、人性的微光，显得如此珍贵。她开始留意这个沉默寡言的男生。他干活时沉稳有力，学习时眼神专注，对待屯里的老人和孩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耐心。

他们的交流多了起来。在收工后的傍晚，坐在村口的大榕树下，聊书本里看过的世界，聊各自遥远的家，聊内心深处的迷茫与不甘。更多的时候，是沉默。但那种沉默并不尴尬，反而有一种相互理解的慰藉。两颗被时代抛掷的、孤独的灵魂，在黔西南的群山深处，小心翼翼地相互靠近，汲取着仅有的一点温暖。

宋宇的爱，是隐忍而克制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更明白夏小果内心尚未愈合的创伤。他从不轻易越界，只是用行动，一点一滴地构筑着守护的壁垒。他帮她承担最重的农活，在她想家偷偷哭泣时，默默递上一块干净的手帕，在她被某些激进分子用她父亲的“问题”嘲讽时，挺身而出，用不容置疑的理性逻辑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

他的爱，像深山里沉默的岩石，不动声色，却坚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