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春天来得晚，三月初北海的冰还没化透，岸边柳树却抽出了鹅黄嫩芽。
陈致远揣着外交部翻译室的报到通知书，又站在那栋墨绿色大门前——这次心跳不是慌，是沉得慌，像要扛着啥重要的东西进战场。
他扯了扯半新的蓝中山装，这是母亲用父亲的旧衣服改的，针脚细，却盖不住布料的旧。
深吸口气，连空气都比别处沉。
人事司的老处长握着他的手：“小陈同志，欢迎入列。”
没多寒暄，领着他穿过幽暗的走廊，水磨石地面亮得能照见人，墙皮鼓着，飘着旧卷宗和油墨的味。
“我们这儿规矩多，苦头也多。”老处长声音在走廊里飘，“翻译室是前沿，对外的第一手信息都从这过；也是后方，没聚光灯，可每份文件、每次口译，都可能影响谈判，甚至国家利益。”
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混着旧书霉味、浓茶味的热气扑过来。
屋里挤得很，顶天立地的书架塞满词典和文件，几张办公桌堆着待译稿，同事们埋首写着，笔尖“沙沙”响，没人抬头。
陈致远的座位在窗边，和早来半年的李明同桌。
东北小伙一笑露俩虎牙：“可算来新人了！咱这儿活儿多要求严，特别是严老……不过跟他学一年顶外面三年，就是得脱层皮！”
日子过得跟上了弦似的。
每天五点半，宿舍楼的起床铃尖得刺耳，他们住六人上下铺的简子楼，水房湿哒哒长着霉。用带铁锈的冷水扑脸，冻得一激灵，接着是半小时政治学习，然后是十小时专业训练，连喘口气的空都少。
严老就是他们的“魔鬼教练”。
五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中山装风纪扣都扣着，镜片后的眼睛能揪出最细的错。他常拿句子让他们翻，看似简单，坑却多。
一次练习，严老给了句“ The two sides had a frank and in-depth exchange of views on the issue”，陈致远译成“双方坦诚深入交流”。
严老眉头立刻皱起来：“‘Exchange of views’译‘交流’太随意！外交场合里，这是说双方有分歧但愿意谈，得译‘交换意见’，才够严。”
还有次，法国媒体评论里有句“mettre de l'huile sur le feu”（火上浇油），陈致远直译成“火上浇油”。
严老摇摇头：“字面对了，可没那股讽刺劲。记者是在批评某方，得译‘煽风点火’，才能传那股味儿。外交翻译不是翻字，是翻背后的态度。”
最难忘的是模拟边界谈判传译。
陈致远觉得自己发挥挺好，严老却把他留下，指着笔记上的“deeply concerned”（深表关切）：“你译‘表示关注’？差远了！这在谈判里是快警告了！你这一弱，代表团可能误判形势，错过反击的机会！”
陈致远后背冒冷汗，手里的笔记本都攥皱了。
严老的话像冰锥：“‘constructive suggestion’（建设性建议）译‘有用的建议’？丢了人想解决问题的诚意！你们的笔是武器，是桥梁，更是标尺——量的是国家尊严！”
那天晚上，陈致远在笔记本扉页写了“标尺”俩字，红笔写的，刺眼睛。
从那以后，他更拼了。
白天泡在文件和模拟谈判里，晚上宿舍楼熄灯后，水房的长明灯下总少不了他。北京春夜冷，他裹着母亲絮的厚棉大衣，还觉得风往领口里钻，一边跺着脚驱寒，一边背德语动词变位、练西班牙语颤音、记日语敬语。
他想多会几门联合国常用语言——国家要跟世界打交道，多会一门，就多扇看世界的窗。
同屋的李明半夜起来上厕所，见他还在灯下念念有词：“致远，差不多得了，身体是本钱啊！”
陈致远抬头笑：“本钱少，才得加倍攒。国家等着用呢，多学一点，将来就多一分底气。”他举了举手里的《红与黑》，“这里面不只是语法，还有人家的想法和文化，不懂这些，咋听得懂话外音？”
除了语言，国际局势和政策也得吃透。
翻译室定期请专家讲课，陈致远像海绵似的吸——他知道了“三个世界”咋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啥，也懵懵懂懂觉出中美苏关系的绕，明白中国要在国际上找突破口，难。
每个月唯一的休息日，他准回家。
骑着“二八大杠”穿过街巷，看路边个体户多了，偶尔能听见邓丽君的歌，软乎乎的，透着活气。母亲总想法弄点肉票，给他包饺子或蒸肉沫蛋，看着他瘦了就红眼圈：“在外别太拼。”
父亲会泡壶茉莉花茶，跟他聊国际新闻：“中美关系是棋眼，复杂着呢。你这代人幸运，能亲身参与这段历史。但记住，外交场是没硝烟的战场，语言是武器，可比武器更重要的是脑子，是立场，是不迷路的心。”
父亲的话跟严老的教诲对在一块儿，陈致远才算真懂了——这工作不是光外语好就行，得揣着国家的底，揣着明白。
入职俩月后，他第一次参与翻译欧洲政要的演讲。
和李明查了一堆资料，反复抠措辞，怕错一个字。等译文盖了“已译”的蓝章，俩人手都麻了。
严老看过初稿，没夸，只说：“比刚来时像点样了。”
窗外柳絮飘的时候，陈致远觉得自己像块铁，在翻译室的炉子里被反复烧、反复锤。
累是真累，梦里都在背单词，可脑子越来越活，眼神也越来越亮。
他知道，国际上的事在变，国家开放的步子在快，他得赶紧攒够力气，等为国出力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