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的脚步声近了，弄堂里的年味是一日浓过一日。家家窗口悬起了油光光的咸鸡、酱鸭，空气里混着炒瓜子、花生和油炸肉丸的香，暖烘烘地浮着。小孩子们等不及，早已换上了簇新的棉袄，在巷子里追着扔摔炮，啪的一声脆响，红纸屑粘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像不经意洒落的朱砂。

李寄风的父亲汇了钱来，数目比往年厚了些。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掩不住的松快，说厂里今年评了先进，效益不错，让他别太省，该添置的添置。临挂电话前，父亲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像是斟酌着用词：“南煦他妈……托人捎了些年货来，还有句话，让你……好好读书。”

这话来得突兀，像一粒石子投入沉寂多年的深潭。李寄风握着听筒，指尖微微发凉。他想起近一年前那个在北京客厅里，面色苍白、眼神冰冷的女人。这突如其来的、隔着千山万水的“捎带”，底下藏着怎样的暗流，他一时摸不清。是妥协？是试探？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警告？他只应了一声：“晓得了。”

放下电话，他在亭子间里站了许久。窗外，不知谁家阳台上挂着的香肠，在冬日稀薄的阳光里泛着油润的光。他捏着那叠带着父亲体温的钞票，去了南京路。

街上人头攒动，橱窗里红火一片，晃得人眼花。他给父亲挑了一条藏青色的羊毛围巾，又走进一家文具店，选了一支轻巧的银色录音笔——邢南煦做记者，总用得上。剩下的钱，他仔细折好，放进铁皮盒子。下学期的学费，还差着一截。

回到亭子间，他将那支小小的录音笔放在窗台上，挨着那盆绿萝。暮色渐渐笼罩下来，远处零星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他坐在书桌前，铺开信纸，想给邢南煦写封信。笔尖悬在纸面上，墨迹几乎要晕染开，却迟迟落不下去。这一年多来的分离、挣扎、隐忍，还有那通电话带来的微妙波澜，千头万绪堵在胸口，最终只化作几句干涩的平实话：

“南煦，年关近了，一切都好？

买了一支录音笔，或许你用得上。

上海还是老样子。

寄风”

信投入邮筒，像一颗石子沉入大海。邢南煦那边似乎格外忙，信息回得慢，说好的视频也常常错过。李寄风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沉寂的对话框，心里头那点不安，像水底的暗草，悄悄滋长。他只能把自己更深地埋进书本和家教里，用疲累将那份空落落的感觉暂时填满。

腊月二十八，弄堂里已是鼎沸的人声。李寄风刚给一个学生补完课，拖着倦意往回走。手机在口袋里震起来，他掏出来，屏幕上跳动着邢南煦的名字。接起，那头背景音杂乱得很，人声、行李箱轮子滚动声，还有隐约的火车汽笛。

“李寄风！”邢南煦的声音带着喘，却像擦亮了的火柴，骤然明亮，“你猜猜我在哪儿？”

李寄风脚步钉在原地，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火车站！北京到上海，最后一班高铁！”邢南煦的声音几乎要飞扬起来，“我跟我妈说好了，今年过年，我在上海过！”

电话里夹杂着列车员催促检票的广播。李寄风握着手机，站在人流如织的街口，周围是提着大包小包、满面风尘的归家人。他听着电话那头邢南煦带着笑意的喘息，听着那遥远却又无比清晰的喧嚣，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一时竟发不出声音。

他们认识，仔细算来，竟已快三年了。从高二那个转学的秋天，到如今各自在大学里跌撞前行。一起过的年，却是一个也没有。第一年，他在繁忙的家教工作里，整理着作业和预习内容；第二年，他在上海的亭子间，独自听着窗外的鞭炮声。这是第三个年头。

“你……怎么……”他声音有些哑。

“稿费！那篇调查的稿费下来了！”邢南煦语速快得像雨打芭蕉，“够买来回车票，还能请你吃顿好的！我跟家里磨了好久……就三天，年初二一定回去！”

他说得轻巧，李寄风却仿佛能看到他是如何挺直了尚且单薄的脊梁，面对着母亲那双交织着失望、担忧和最终无奈的双眼。那几句“说好了”背后，是多少个夜晚的辗转反侧和据理力争。

“你就在出站口等着，别乱走。”李寄风深吸一口气，压下胸腔里翻涌的酸热，“我这就过来。”

挂了电话，他转身，逆着归家的人群，朝着火车站的方向快步走去。寒风扑面，刮在脸上有些刺痛，他却觉得浑身的血液都活络了起来，带着一股久违的、滚烫的暖意。弄堂深处，谁家炖肉的浓香飘出来，鞭炮声噼啪作响，炸开一团团青色的烟。这俗世的、喧闹的、带着油烟气的年味，第一次，如此真实而汹涌地将他裹挟。

原来，所谓的团圆，根子并不在那血缘圈定的方寸之地。只要那个人，肯为你穿越人山人海，奔赴而来，那么这异乡的城，冰冷的弄堂，逼仄的亭子间，便是烟火人间，便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