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像一台出了故障的自动售货机——你以为投了币就能掉出饮料，结果它卡在半空，让你进退两难。言川要去话剧院上班的消息，像一颗泡腾片扔进水里，在咖啡馆里炸开了花。

小李最先发表哲学评论：“这是一个本体论的跃迁！从实践主体变为指导主体！”

老陈比较关心实际问题：“小言啊，他们给交五险一金吗？”

苏小姐则从艺术角度分析：“话剧院的舞台比咖啡馆大得多，适合你这种沉默的张力。”

只有闻也一反常态地沉默。他坐在老位置，把飞行箱塞进角落，动作比平时重了几分。

“好事，”他扯了扯制服领口，“就是路远了点。以后不能天天来了。”

言川正在磨豆子，闻言动作顿了顿。咖啡豆在磨盘里发出细碎的破裂声。

话剧院的工作比想象中复杂。导演是个留山羊胡的男人，说话时喜欢挥舞手臂，像在指挥隐形乐队。“言指导，”他说，“我们要打破第四堵墙！要让观众感受到沉默的震耳欲聋！”

言川站在排练厅中央，看着演员们夸张的肢体动作。他们努力模仿“沉默”，却像一群被掐住脖子的鹅。

休息时，一个年轻演员凑过来：“言老师，您看我这个‘绝望’的动作够不够深刻？”他做了个抱头蹲下的姿势。

言川拿出本子：

“绝望时不会记得抱头。”

演员愣住了：“那该怎么做？”

言川走到窗前。外面正在下雨，一个没带伞的行人把公文包顶在头上狂奔。他突然抬起手，模仿那个行人——不是抱头，而是徒劳地试图用单薄的公文包挡住倾盆大雨。动作里带着某种滑稽的悲壮。

全体演员安静下来。

从那天起，言川的指导方式变了。他不再纠正动作，而是带着演员们去观察：观察地铁站里分别的情侣如何假装不在乎，观察早餐摊夫妇如何用眼神吵架，观察清洁工如何与落叶跳一支疲惫的华尔兹。

与此同时，咖啡馆的生意淡了些。不是客人少了，是某种气氛变了。小李的哲学演讲少了听众，老陈的报纸看得更快了，苏小姐甚至开始挑咖啡的毛病——“这杯浓缩，”她皱眉，“有种形而上的焦苦。”

闻也还是每周来两三次，但总是来去匆匆。有次他带来一包话剧院的周边咖啡豆，“你们尝尝，据说演员喝了能记住台词。”

小李尝过后严肃宣布：“这豆子有表演型人格。”

某个周二下午，雨下得正大。闻也突然拖着飞行箱冲进来，制服湿了大半。

“备降了，”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妈的，在机场等了六小时。”

店里只有老陈在看报。言川在吧台后整理新到的豆子。

闻也要了杯热美式，坐在高脚凳上慢慢喝。雨声敲打着玻璃窗，像无数根手指在敲门。

“我刚在飞机上做了个梦，”他突然说，“梦见你站在话剧院的舞台上，下面坐满了人。我在最后一排，想喊你，却发不出声音。”

言川擦杯子的手停了一下。

“醒来时飞机正在颠簸，”闻也笑了笑，“空姐让我系好安全带。我想，要是真掉下去，至少梦里的你挺成功的。”

老陈从报纸后抬起头：“小闻啊，你这个梦有点不吉利。”

言川放下杯子，拿出本子。这次他写得很慢：

“舞台很大。”

“最后一排也是观众。”

闻也看着这两行字，看了很久。雨声渐渐小了，变成淅淅沥沥的余韵。

“下周我飞伦敦，”他站起来，“要不要带点什么？大本钟的模型？女王同款红茶？”

言川摇摇头。

闻也走到门口，又折返回来。从飞行箱侧袋掏出个东西放在吧台上——是个小小的陶土飞机，机翼歪歪扭扭的，明显是手工捏的。

“路上捏的，”他有点不好意思，“黏土是从头等舱小朋友那儿骗来的。”

那架小飞机现在就摆在奖杯旁边，和十二个陶偶作伴。每当有熟客问起，小李就会推推眼镜：“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理论，这象征着此在的沉沦与超越……”

但大家都看得出来，言川擦杯子时，目光总会在那架小飞机上多停留一秒。

就像候鸟总会认出自己的巢，哪怕那巢已经歪得不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