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苏念醒得比平时更早。五点半，窗帘还是黑的，她就已经睁开了眼睛。没有闹钟，没有噩梦，没有疼痛把她从睡梦中拽出来。她就是醒了，清醒得像一潭死水，所有的波澜都在水面之下，表面平静得没有一丝褶皱。

她躺了几分钟，然后坐起来。右腿比平时更僵硬，像是有人在她的关节里灌了水泥，干透了，凝固了，每一丝微小的弯曲都会发出无声的抗议。她坐在床沿上等了片刻，等那股劲过去，等关节慢慢松动，等身体允许她站起来。然后她扶着床头柜，一步一步地挪到洗手间。

镜子里的女孩戴着一顶粉色的毛线帽，是她昨天挑好的，放在洗手台上，等着今天戴上。她拿起帽子，对着镜子戴好，把帽檐往下拉了拉，遮住额头上方那一小片越来越稀疏的头皮。然后她对着镜子笑了一下。这次没有练习，没有刻意，就是自然而然地、嘴角微微地上扬了一下。

今天不用假装没事。今天要去住院，要去化疗，要去面对那些她害怕但不得不面对的东西。她不用笑，不用对任何人说“我没事”。但她还是笑了，因为她想笑着走进医院，而不是哭着。这是她能给自己的、最后的、小小的体面。

她走出房间，妈妈已经在客厅了。茶几上放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是她妈妈昨天晚上收拾好的。箱子不大，但塞得满满当当——换洗衣服、洗漱用品、拖鞋、水杯、充电器、充电宝、耳机、几本书、笔记本、笔、那五双毛线袜子。行李箱的旁边放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苹果。苏念看着那袋苹果，愣了一下。“妈，你带苹果干什么？”

“医院的水果贵，”她妈妈把塑料袋系好，塞进行李箱的侧袋里，“带几个，想吃的时候方便。”

苏念没有再说什么。她看着那个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箱，看着那个红色的塑料袋，看着她妈妈蹲在地上拉拉链时微微弯下的腰。她忽然觉得，这个行李箱里装的不只是东西，是妈妈所有说不出口的担心、所有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关心、所有怕她冷、怕她饿、怕她在医院里什么都没有的焦虑。

“妈，我来拉。”苏念走过去，握住行李箱的拉杆。她妈妈松开手，站起来，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

她们走出家门。苏念锁门的时候，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她拔出钥匙，在门口站了片刻，看着那扇关上的门。门是棕色的，防盗门，上面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是去年过年的时候贴的。她看着那张福字，忽然想到，不知道还能再看几次。

她没有说出口，拉着行李箱，走向电梯。

七点十分，苏念和妈妈走出单元门。新斯年站在梧桐树下，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和每一天一样。今天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截脖子。天冷了，深秋的风已经有了冬天的意思，吹在脸上像薄薄的刀片划过。

苏念看着他，看着他站在冷风里的样子。他的鼻尖被风吹得泛红，眼眶下面有一圈淡淡的青黑，像是昨晚没有睡好。她不知道他是几点起床的，不知道他是不是又五点五十就爬了起来，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站在厨房里，笨手笨脚地捏饭团。

她走过去，新斯年把纸袋递过来。她接过纸袋，打开，里面是一个饭团，三角形的，海苔包在外面，顶上撒着黑芝麻，随意地、散乱地、不像心形也不像任何形状地撒着。

“今天的饭团没有造型。”苏念说。

新斯年看了她一眼。“忘了。”

苏念知道他不是忘了。他是不好意思了。从那天在槐树下说了“嗯”之后，他就不敢再摆心形了。以前他可以说“手滑了”，现在他说不出“手滑了”了，因为现在他们之间不再有谎言。没有谎言，就没有“手滑了”的借口。所以他只能摆一个随意的、散乱的、什么都不像的形状。他不说，但苏念懂。

她咬了一口饭团，嚼了嚼。“今天的米饭不软了。”

“嗯。”

“海苔也脆了。”

“嗯。”

“肉松也没有放多。”

“嗯。”

苏念看着他，看着他在冷风中微微泛红的鼻尖，看着他眼底那圈淡淡的青黑。“新斯年，你是不是偷偷练习了？”

新斯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看着苏念头上那顶粉色的毛线帽，看着帽檐下面露出的那一小截苍白的额头，看着她因为咀嚼而微微鼓起的脸颊。

“走吧，”他说，“我送你们去医院。”

苏念没有说“不用”，没有说“我自己去就行”，没有说“你不是顺路吗”。她只是点了点头，拉着行李箱，走在他旁边。她妈妈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看他们一眼，嘴角带着一个小小的、不易察觉的弧度。那弧度里有欣慰，有心酸，有心疼，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一样的感慨。

医院在城东，从苏念家打车过去要二十分钟。新斯年叫了一辆车，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拉开后座的门，让苏念和她妈妈先上车，然后自己坐到副驾驶。苏念看着他的后脑勺，头发有点长了，发尾戳在衣领上，微微翘起来。她想伸手帮他拨一下，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低沉的嗡鸣声和导航里机械的女声。苏念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流动的街景。那些她熟悉的街道、店铺、行道树，一一从眼前掠过——早餐店、五金店、理发店、那棵她每天经过的梧桐树。她看着它们，像是在看一部关于自己生活的纪录片。她知道这些景色明天还会在，后天还会在，明年还会在。但她不知道明年自己还在不在。

她闭上眼，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

玻璃在微微震动，随着车子的行驶发出低沉的、持续的嗡鸣。那声音让她想起核磁共振的机器，也是这样的嗡嗡声，也是这样的震动，也是这样的——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

“到了。”新斯年的声音从前面传来。

苏念睁开眼，车已经停在了住院部门口。

住院部的大楼比她想象的要高，比她想象的要冷。不是温度上的冷，是颜色上的冷。灰白色的外墙，深蓝色的玻璃，方方正正的轮廓，像一块巨大的、冰冷的、没有任何温度的积木。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拎着饭盒，有的拿着片子。每个人的表情都差不多——疲惫、麻木、带着一种在这里待久了之后被磨平的、失去棱角的平静。

苏念拉着行李箱，站在住院部门口，仰起头，看着那栋灰白色的大楼。她在数楼层。肿瘤科在七楼，从下往上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楼。不高，也不低。从七楼的窗户看出去，能看到半个城市。能看到她学校的教学楼顶，能看到那棵老槐树的树冠，能看到新斯年每天早上站着等她的梧桐树。

“苏念。”新斯年的声音把她从数楼层里拉了回来。

她低下头，看着他。新斯年站在她旁边，手里提着那个黑色的行李箱。他从她手里接过了行李箱的拉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接过去的。她甚至没有感觉到他接过拉杆的那一瞬间，大概是她在数楼层的时候，她的手指松开了，他接住了。

“走吧。”他说。

苏念点了点头，走进住院部的大门。

肿瘤科的病房在七楼东侧，走廊很长，灯是白色的，照得人的脸色也跟着发白。护士站的值班护士看到她们，站起来，递过来一沓表格。

“苏念？床位已经安排好了，37床。先把这些表格填一下。”

苏念接过表格，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开始填。姓名、年龄、病史、药物过敏史、紧急联系人。她填到“紧急联系人”的时候，笔停了。上一次她在这里填的是“待定”。这一次她不再写“待定”了，她在那一栏写下了妈妈的名字，然后在“关系”那一栏写了“母女”。

她填完表格，交还给护士。护士看了一眼，说：“37床在走廊尽头，靠窗。”

苏念站起来，走向走廊尽头。37床，靠窗。她站在病房门口，看着那个即将属于她的位置。房间不大，三张床，靠窗的是她的，中间那张床上躺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靠门那张床空着。窗户很大，从七楼看出去，能看到半个城市。她看到了她学校的方向，看到了那棵老槐树的位置，但看不到树冠——太远了。她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窗户，密密麻麻的、正在过着各自生活的人。

“念念，先把东西放了。”她妈妈提着行李箱走进来，打开箱子，开始把东西一件一件地往床头柜里放。毛巾、牙刷牙膏、水杯、纸巾、那五双毛线袜子。

苏念站在窗边，看着窗外，没有动。

新斯年站在病房门口，没有进来。他靠着门框，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苏念的背影。她穿着那件白色的卫衣，戴着粉色的毛线帽，站得很直，背挺得很直，像一个正在站军姿的士兵。他知道她不是因为挺拔才站得那么直，是因为她在忍。忍腿上的疼，忍胃里的恶心，忍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铺天盖地的、快要溢出来的恐惧。

他忽然想起他妈妈说的话——“他以为他不知道，其实他知道。”他以为苏念不知道他在看她，其实她知道。他以为苏念不知道他喜欢她，其实她知道。他以为苏念不知道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是因为什么，其实她知道。

她知道他不敢进来。不是不敢进病房，是不敢进她的生活，不敢靠得太近，不敢让她看到自己眼底那些藏不住的、快要溢出来的、让他自己也害怕的东西。

苏念转过身，看到新斯年站在门口，靠着门框。

“进来啊。”她说。

新斯年犹豫了零点几秒，然后走了进去。他走到床边，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白色的床头柜、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枕头、白色的被子。一切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灯，白色的床。这是一个没有颜色的房间，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房间，一个像他一样——他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

“新斯年。”苏念叫他。

“嗯。”

“你今天不用上学吗？”

“请了半天假。”

“不用请假的。”

新斯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从羽绒服的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床头柜上。是一个小小的、透明的玻璃瓶，瓶子里装着几颗话梅糖，和一小片压干的槐树叶。苏念看着那个瓶子，拿起来，举到眼前。阳光透过玻璃瓶，把话梅糖照得晶莹剔透，像几颗琥珀色的宝石。那片槐树叶夹在糖果中间，薄薄的、脆脆的、叶脉清晰得像一幅地图。

“你什么时候做的？”她问。

“昨天晚上。”

苏念握着那个瓶子，握了很久。瓶壁光滑，玻璃很薄，她能感觉到里面糖果的重量，轻轻的，像几颗心跳。她把瓶子放在床头柜上，放在台灯旁边，放在那个她每天醒来第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

“新斯年，你今天先回去吧。”她说。

新斯年看着她。

“我在这儿陪你。”

“不用，我妈在。你回去上课。”

新斯年沉默了。他想说“我不想走”，想说“我不放心”，想说“我害怕”。他说不出口。

“好。”他说，“放学我来。”

苏念点了点头。新斯年转身走向门口，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苏念。”

“嗯。”

“那个饭团，吃完了。”

苏念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饭团。她刚才咬了一口，咬了那个角之后就没有再吃。饭团还是温热的，海苔的香气从保鲜膜的缝隙里钻出来，带着米饭的甜味。她拿起饭团，又咬了一口，嚼着，咽了。

“吃完了。”她说。

新斯年走了。苏念听着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某扇门后面。她坐在床上，手里攥着那个被咬了一半的饭团，低着头，看着白色的床单。

“念念，”她妈妈走过来，坐在床边，“这个男孩子，对你真好。”

苏念没有抬头。她的眼泪掉在白色的床单上，晕开一个小小的、灰色的圆。

“嗯。”她说。

下午，苏念做了住院后的第一项检查——抽血。护士推着小推车进来，车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试管，紫色、绿色、红色、蓝色，像一排彩色的子弹。她看着那些试管，想起自己以前最怕抽血。每次体检抽血都要闭着眼，咬着牙，手心出汗，紧张得像个要上刑场的人。

现在她不怕了。一个月抽了七八次血，扎了十几针，她已经习惯了。她伸出左臂，把袖子卷到手肘以上，露出内侧那一排密密麻麻的针眼。青的、紫的、黄的，有的已经快消了，有的还很新鲜，像一朵一朵小小的、开败了的花。护士看着她手臂上的针眼，动作顿了一下。她大概很少见到一个十七岁的女孩手臂上有这么多针眼。

“可能会有点疼，”护士说，“你的血管不太明显。”

苏念点了点头。护士扎上止血带，拍了拍她的手肘内侧，找了一会儿，消毒，扎针。针头刺进皮肤的那一刻，苏念咬了一下嘴唇。不疼，或者说她现在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疼了。右腿在疼，胃在疼，头在晕，针扎的这点疼，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什么都激不起来。

护士抽了五管血，拔掉针头，用棉球按住针眼。“按五分钟。”

苏念用另一只手按着棉球，看着护士把那些彩色的试管贴好标签，放进一个架子里。那些试管里装着她的血，她的身体的一部分，她的病的一部分。它们会被送去化验，变成一串数字、几个指标、一份报告。报告会送到顾医生手里，顾医生会根据报告调整治疗方案。治疗会影响她的身体，身体会产生新的指标，新的指标会变成新的报告。这是一个循环，一个她被困在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来的循环。

她松开棉球，针眼已经不出血了，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红色的点。她看着那个红点，想起新斯年说的“骗人”。她其实一直都在“骗人”——骗别人说“我没事”，骗自己说“我会好”。这些谎言支撑她走到了今天。现在她不想再骗了，她想好，真的想好，不是为了让别人放心，是因为她还有很多事没做。她还没去过北京，还没看过雪，还没跟新斯年一起在冬天的街上走一走。

她不想就这样结束。

晚上，病房里的灯调暗了。

中间床的老奶奶已经睡了，发出均匀的、轻柔的鼾声。苏念的妈妈在陪护椅上坐着，靠着墙，也睡着了。她手里还攥着手机，屏幕还亮着，停留在某购物软件的页面。苏念看了一眼——她在看帽子。粉色的、米白的、藏蓝的、毛线的、棒球的、贝雷的。她在给苏念挑帽子。

苏念把手机从妈妈手里轻轻抽出来，放在床头柜上，把滑下来的毯子往上拉了拉，盖到妈妈的肩膀。然后她躺回床上，侧过身，面朝窗户。

窗帘没有拉严，留了一道缝。从这道缝里，她能看到一小片夜空。天上有几颗星星，不多，但很亮。她盯着其中一颗最亮的星星看了很久。那颗星星在眨，一下一下的，像一个人的心跳。

她想起新斯年。想起他今天站在病房门口没有进来的样子，想起他放话梅糖瓶子时手指微微颤抖的样子，想起他说“放学我来”时声音里那一丝丝的、藏不住的、像是怕她不答应又怕她答应的紧张。

她伸出手，在黑暗中摸了摸床头柜上的那个玻璃瓶。指尖触到冰凉的瓶壁，触到里面糖果的轮廓。她摸到了那片槐树叶，隔着玻璃，能感觉到它的形状——薄薄的，脆脆的，像一个人的耐心，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时间磨碎。

她把手缩回被子里，闭上眼。

明天是化疗的第一天。她不知道会怎么样。也许会吐，也许会疼，也许会掉更多的头发，也许会比她想象的更难受。但她知道一件事——明天放学的时候，新斯年会来。他会站在病房门口，靠着门框，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什么都不说，但什么都说了。

她闭着眼，嘴角弯了一下。

然后她睡着了。没有失眠，没有噩梦，没有半夜被疼痛疼醒。她睡了很久以来第一个完整的、安稳的、没有吃过止痛药就入睡的觉。

梦里没有雾，没有医院，没有白色的天花板，没有“骨肉瘤”这三个字。梦里只有一棵槐树，一片叶子，和一个站在树下、耳朵红红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