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疗的第二天，苏念开始呕吐。

不是那种恶心一下、干呕几声、吐一点胃酸就结束的吐。是那种排山倒海的、从胃的最深处翻涌上来的、控制不住的、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的吐。她按了床头铃，护士跑过来，在输液管里加了一针止吐的药。药进去了，但没有用。吐还是一波一波地来，像涨潮的海水，退了又来，退了又来。

她妈妈站在床边，一只手扶着她的肩膀，一只手端着盆。她的眼泪掉在苏念的后背上，滚烫的，一滴一滴的，但苏念感觉不到，因为她自己在吐。吐到胃里什么都没有了，吐出来的只有黄色的胆汁，苦的，腥的，烧得她的喉咙像被火烧过。吐到最后，她连胆汁都没有了，只剩下干呕，一下一下的，像要把自己从里面翻出来。

“念念，念念，”她妈妈的声音在发抖，“妈去叫医生——”

苏念抓住妈妈的手腕，摇了摇头。她的眼睛通红，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嘴唇干裂发白，整个人像被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但她摇了摇头。因为她知道叫医生也没有用，化疗的恶心就是这样，止吐药对有些人有用，对有些人没有用。她属于后者。

她靠在枕头上，闭着眼，大口大口地喘气。她的胸腔在剧烈地起伏，像一台过载的发动机，轰鸣着、颤抖着、随时可能熄火。她妈妈把盆端走，用湿毛巾帮她擦脸，动作很轻，轻到像在擦拭一件易碎品。毛巾是温的，从额头擦到脸颊，从脸颊擦到下巴，从下巴擦到脖子。温热的触感让苏念紧绷的身体慢慢松弛了一些，像一块被水泡软的泥土，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塌下去。

“妈，”她的声音哑到几乎听不见，“我想喝水。”

她妈妈倒了一杯温水，插了一根吸管，把吸管送到苏念嘴边。苏念含住吸管，吸了一小口。水在嘴里过了一下，她咽了。胃里没有抗议，没有翻涌，没有把水再送上来。她又吸了一口，又咽了。两口，三口，四口，她喝了小半杯。那半杯水像一股微弱的、却持续不断的暖流，从她的喉咙流到胃里，从胃里流到四肢，流向每一个干涸的、正在枯萎的角落。

她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的灯。灯光很亮，亮得刺眼，亮得让人想流泪。她没有流泪，她的眼泪已经在刚才吐的时候流干了。她只是看着那盏灯，看着它在白色的天花板上投下的光圈。光圈很圆，很亮，像一个不会落山的太阳。

“妈。”她又叫了一声。

“妈在。”

“几点了？”

她妈妈看了一眼手机。“上午十点半。”

苏念闭上眼。十点半。从九点开始吐，吐了一个半小时了。她觉得那个“半小时”像一辈子那么长。漫长到她在每一次呕吐的间隙里，都有时间去想那些她平时不会想的事情——比如，她还能撑多久；比如，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少天；比如，她有没有可能在某一次呕吐中，把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完，然后就这样消失，无声无息地，像一团被风吹散的灰。

她睁开眼，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不能想。想这些的时候，就是认输的时候。她还不想认输。

中午，苏念的精力稍微恢复了一些。她靠着床头，半躺半坐，面前的小桌板上放着一碗白粥。粥已经不烫了，温温的，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她看着那层膜，用勺子轻轻戳破，舀了一勺，送进嘴里。没有味道，什么都尝不出来。化疗毁掉了她的味觉，舌头还在，但它不再工作了。

她机械地嚼了嚼——其实不需要嚼，粥已经煮化了。她就是习惯性地做了咀嚼的动作，然后咽下去。胃接住了这口粥，没有吐出来。她又舀了一勺，又咽了。吃了小半碗，她放下勺子，靠着枕头，喘了一口气。

吃这么几口粥，像跑了一场八百米。

她妈妈把碗收走，用纸巾擦了擦她嘴角的粥渍。苏念看着妈妈的手在眼前晃来晃去，看着她微微佝偻的背影，看着她鬓角那些越来越白、越来越多、像是被什么东西催熟了的白发。一夜之间，好像又多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妈，你吃了吗？”她问。

她妈妈正在收拾床头柜，听到这个问题，动作顿了一下。“吃了。”

苏念没有问“吃什么了”，因为她知道答案。妈妈一定是在医院的食堂买的馒头，就着白开水吃了。她不会在苏念面前吃东西，因为不想让苏念看到她在吃而自己吃不下。她也不会买那些好吃的菜，因为舍不得。钱要留给苏念治病，她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

“妈，你中午去食堂打一份菜，”苏念说，“别吃馒头了。”

她妈妈把纸巾扔进垃圾桶，转过身看着她，笑了笑。“妈不饿。”

苏念看着她脸上那个笑容，那个和“我没事”一样让人心酸的笑容，没有说话。她知道自己说不动妈妈，就像妈妈知道自己也说不动她。她们是母女，倔强的、固执的、都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的母女。

下午，新斯年来了。

他今天来得比昨天早，还没到放学时间。苏念看到他站在病房门口的时候，愣了一下。“你没上课？”

新斯年走进来，把书包放在椅子上。“下午体育课。”

苏念看着他，他的校服穿得整整齐齐，鞋带系得一丝不苟，头发也没有被风吹乱。体育课，他肯定又逃了。但她没有拆穿他，拆穿了也没有用。他明天还是会逃，后天还是会逃，每一天都会逃，逃到苏念出院的那一天。

新斯年走到床边，看着她。他看到她眼窝深了一些，颧骨高了一些，嘴唇上的死皮比昨天多了。他看到她的眼睛里少了一些光，那种平时他看一眼就会心跳加速的光，现在黯淡了，像一盏快要没电的灯。

“今天怎么样？”他问。

苏念看着他，想照旧说一句“还活着”，但她忽然不想开玩笑了。因为她今天差点撑不住。在那个吐到胆汁都不剩的瞬间，她真的想过放弃。不是放弃治疗，是放弃一切。闭上眼睛，再也不睁开，再也不用吐，再也不用疼，再也不用让妈妈哭。

“不太好。”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对新斯年说“不太好”。不是“还行”，不是“还活着”，不是“没事”，是“不太好”。真话，**裸的，没有任何包装的真话。

新斯年的手指蜷了一下，然后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保温袋，拉开拉链，从里面拿出一个饭盒。打开饭盒，里面是半盒白米饭，上面盖着番茄炒蛋。鸡蛋炒得很嫩，番茄切成小块，汁水浸到米饭里，把米饭染成了淡淡的橙红色。他把饭盒放在小桌板上，又把筷子拆开，递给苏念。

“吃一点。”他说。

苏念看着那盒番茄炒蛋盖饭，胃里又开始翻涌。但她没有说“吃不下”，因为她不想让他每一次来都听到“吃不下”。她接过筷子，夹了一小块鸡蛋，送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番茄的味道很淡，她几乎尝不出来，但那块鸡蛋的柔软和温度她感觉到了。她又夹了一小块番茄，又咽了。吃了四五口，她放下筷子。“吃不下了。”

新斯年没有说“再吃一口”，没有说“你吃得太少了”。他把饭盒盖上，放回保温袋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话梅糖，剥开糖纸，递到她嘴边。苏念张嘴，含住那颗糖。酸酸甜甜的，话梅的味道盖过了嘴里的金属味，像一阵小小的、清凉的风，吹散了一些让人想吐的气息。

她含着糖，看着他收拾饭盒的样子。他动作很慢，把饭盒用保鲜袋包好，把筷子放回纸套里，把保温袋的拉链拉好，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的，像是在做一件很郑重的事。

“新斯年，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她问。

新斯年把保温袋放到椅子下面，抬起头看着她。“怕你说话累。”

苏念愣了一下。怕她说话累。他以前不会说这种话，他不会说“怕”这个字，他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他怕什么。现在他说了，是因为他们已经不说谎了。他说“怕”，是因为他真的怕。怕她说话累，怕她吃东西累，怕她呼吸都累。他怕的东西太多了，多到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怕”。

苏念看着他，看着他眼底那片越来越浓的青黑色，看着他下巴上冒出来的几颗痘痘——他以前不长痘痘的，大概是因为最近睡得太少。她想让他别来了，想让他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上学。但她说不出口，因为她想见他。她想每天都能见到他，想知道他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想知道他有没有好好吃饭，想知道他的黑眼圈有没有淡一点。

她是一个自私的人。她知道。

傍晚，顾医生来查房。他看了苏念的体征记录，翻了她这两天的检查报告，推了推眼镜。

“苏念，你的骨髓抑制比较明显。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的水平都在下降，这是化疗的正常反应，但你的下降速度比一般人快一些。我们先用升白针，如果效果不好，可能要考虑调整方案。”

骨髓抑制。苏念在脑子里重复了这个词。她在网上查过，骨髓抑制就是化疗药物杀死了骨髓里的造血干细胞，导致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容易感染，红细胞减少会贫血，血小板减少会出血。每一种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她看着顾医生，点了点头。“好。”

顾医生看着她，看了片刻，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终没有说。他在病历上写了几行字，把病历夹在床尾，转身走了。苏念看着他的背影，看着白大褂消失在门口。她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顾医生的那天，他坐在诊室里，戴着金丝眼镜，说话很温和。那天他说了“可能”，说了“建议进一步检查”，说了“等活检结果出来再说”。那天她一个人来，一个人走，一个人在无人的街道上弯下腰，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现在她不是一个人了。妈妈在，新斯年在，护士在，顾医生在。很多人围着她，帮她扛着那份她一个人扛不住的重。但她觉得更累了。

晚上，新斯年走了之后，病房里安静下来。中间床的老奶奶今天精神不错，靠在床头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几乎听不到。苏念的妈妈在折叠陪护椅，准备睡觉。

“妈。”苏念叫她。

“嗯？”

“你今天回家睡吧。”

她妈妈停下动作，看着她。“妈不走。”

“你昨晚就没睡好，今天再睡那个椅子，腰会疼的。”

她妈妈把毯子铺在陪护椅上，坐下来。“妈不疼。”

苏念知道说不动她。她妈妈一旦说了“不疼”、“不饿”、“不累”，那就是铁了心的不疼、不饿、不累，谁说都没用。她从枕头底下拿出那片槐树叶，放在手心里，指腹轻轻地摸着叶脉。叶片越来越脆了，每一次摸都会掉下来一些细小的碎屑。她不知道这片叶子还能撑多久，也许撑不到她出院，也许撑不到冬天。

“念念，”她妈妈坐在陪护椅上，没有躺下，“那个新斯年，每天都来。”

苏念把槐树叶放回枕头底下。“嗯。”

“他不用上学吗？”

“他说顺路。”

她妈妈笑了一下。“顺路？从城西到城东，顺路？”

苏念嘴角弯了弯。“妈，你也觉得他在说谎？”

“妈不是觉得，妈是知道。”她妈妈把毯子拉到膝盖上，靠着墙，看着天花板上的灯。“你爸当年也是这样的。大冬天的，骑一个小时自行车来看我，说顺路。从城南到城北，他顺了三年。”

苏念转过头，看着妈妈。她很少听妈妈说起爸爸的事，每一次提起，妈妈都会沉默很久，眼睛里会有一种苏念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光。不是悲伤，不是怀念，是一种被时间泡软了的、褪了色的、但还在发光的温柔。

“爸来的时候，也带早餐吗？”苏念问。

“带。”她妈妈的嘴角弯了弯，“他带的都是他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鸡蛋、牛奶、苹果。那个时候苹果可贵了，他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买一袋苹果就得花小半个月的工资。妈说你别买了，他说顺路。”

苏念看着她妈妈嘴角那个弯弯的弧度，看着那弧度下面的、藏了十七年的、没有说出口的思念。她忽然觉得，妈妈比她勇敢。妈妈用十七年的时间，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些关于爸爸的记忆。那些记忆很重，重到可以压垮一个人，但她妈妈把它们背在身上，一步一步地走了十七年。

“妈，你还想爸吗？”苏念问。

她妈妈沉默了很久。久到苏念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想。”她说，“每天都想。”

苏念看着妈妈眼底那层薄薄的、一直没干的湿意，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她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新斯年会像妈妈想爸爸一样想她吗？每天，每时每刻，在看到鸡蛋、牛奶、苹果的时候，在看到顺路的公交车、顺路的行人、顺路的一切的时候，想起她。

她不知道。她希望他不要。她希望他好好地、用力地、不带任何阴影地活着。吃好吃的饭，看好看的雪，喜欢一个健康的、能陪他走很远很远的人。而不是被困在一个叫“苏念”的、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名字里，走不出来。

她闭上眼，把这个画面从脑海里赶走。

窗外，月亮很圆。从七楼看出去，月亮比平时更近，更大，像一个沉默的、正在注视着一切的眼睛。苏念看着那轮圆月，想着新斯年现在在干什么。也许在写作业，也许在睡觉，也许也躺在床上看着同一轮月亮。她不知道，但她希望他能看到今晚的月亮。很圆，很亮，像一个不会说再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