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念在医院里度过了立冬。
那天她并不知道是立冬,是林栀告诉她的。林栀周五下午逃了最后一节课,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从学校跑到医院来看她。她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提着一个水果篮,苹果、橙子、猕猴桃,用透明的玻璃纸包着,系着一个粉色的蝴蝶结。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羽绒服,头发扎成丸子头,脸颊被冷风吹得红扑扑的,像刚从一幅画里走出来的、鲜活的、充满生气的少女。
苏念看到她的时候,愣了一下。她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外面的世界”了。那些穿着彩色衣服的、没有穿病号服的、脸上没有戴着口罩的、手背上没有扎着留置针的人。林栀站在门口,像一束从外面照进来的、刺眼的、让她有点睁不开眼的光。
“苏念!”林栀走进来,把水果篮放在床头柜上,然后站在那里,看着苏念。苏念戴着那顶灰色的毛线帽,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靠坐在床上。她瘦了很多,病号服空荡荡的,领口露出一截锁骨,像一只被掏空了棉花的娃娃。林栀看着她,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
“你怎么来了?”苏念笑了,“今天不是周五吗?你不用上课?”
“最后一节课是自习。”林栀在床边坐下来,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厚厚的,鼓鼓囊囊的,递给苏念。“这是同学们给你的。”
苏念接过信封,撕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是一叠信。粉色的、蓝色的、白色的、绿色的,有些折成爱心,有些折成千纸鹤,有些就是一张纸对折了一下。她随便拿起最上面的一封,粉色的信纸,字迹圆圆的、软软的,是林栀的字。
“苏念,听说你生病了,我们都很想你。你不在,班里都安静了好多。你要好好治病,早点回来。你的笔记我帮你抄了,等你回来给你。——林栀”
苏念看着那行“你的笔记我帮你抄了”,眼眶热了一下。林栀的字她认识,圆圆的,软软的,像她这个人。她们做了一年多的同桌,她每天都会看到林栀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她从来没有觉得林栀的字好看过,现在她忽然觉得,那些圆圆软软的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字。因为那是写给她的,因为她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她又拿起一封,蓝色的信纸,字迹潦草,是李明的。
“苏念,你什么时候回来?你不在都没人跟我斗嘴了。新斯年那个死人脸,我跟他说十句话他回我一个字,气死我了。你快点好,回来跟他斗嘴,我看他只跟你说话。——李明”
苏念笑了。她仿佛能看到李明写信时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笔尖戳在纸上,戳出一个一个小洞,写到最后“气死我了”那几个字,力道大到快把纸戳穿了。她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红着红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她又拿起一封,白色的信纸,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
“你不在,教室很空。——XXX”
苏念不知道这个“XXX”是谁,她认得字迹,但她说不出名字。班里有四十多个人,她不是每一个都很熟,但这个人给她写了信,说他觉得教室很空。因为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座位,少了一个每天早上会出现在那里、会笑、会斗嘴、会数学考年级第三的人。苏念把那封没有署名的信看了三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信封里。她要好好收着,等出院了——如果她能出院的话——她要找到这个人,跟他说一声谢谢。
林栀坐了一会儿,说要去赶公交车,晚了就没车了。苏念让她妈妈送她出去,林栀说不用,但在病房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看着苏念。
“苏念,我下周还来。”林栀说完就跑了,跑得很快,鹅黄色的羽绒服在走廊里像一只扑棱着翅膀的、急着飞向什么地方的鸟。苏念看着那只鹅黄色的鸟消失在走廊尽头,手里还攥着那叠信。她把信一封一封地放回牛皮纸信封里,放在枕头底下,和那片槐树叶放在一起。那些信很轻,但她觉得枕头底下多了很多重量,像有人往她的枕头里塞了很多很多的棉花,塞得鼓鼓的、软软的、暖洋洋的。
晚上,新斯年来的时候,苏念把那叠信拿出来给他看。新斯年一封一封地看,看得很慢,每一封都从头读到尾。他读到李明的信时,嘴角微微弯了一下——苏念看到了,那是新斯年特有的笑,只有嘴角动了一下,眼睛没动,但就是笑了。他读到那封没有署名的信时,目光在“你不在,教室很空”这行字上停了好久。然后他把信还给苏念,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保温袋。
“今天立冬,”他说,“我妈包的饺子。”
苏念看着保温袋里的饺子,白白胖胖的,一个一个排得整整齐齐,像一排小小的、正在睡觉的白胖子。她夹起一个,咬了一口。猪肉白菜馅的,鲜嫩多汁,饺子里有妈妈的味道,和新斯年妈妈的味道。她嚼着嚼着,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饺子了。上一次吃饺子是什么时候?是过年的时候,妈妈包的。韭菜鸡蛋馅的,她吃了两盘,吃到肚子圆滚滚的,躺在沙发上不想动。那时候她还有头发,身体还不疼,还不知道“骨肉瘤”这三个字怎么写。那时候她以为那样的日子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多到一辈子都过不完。
“好吃吗?”新斯年问。
“好吃。”苏念又夹了一个,蘸了醋,塞进嘴里。醋是酸的,饺子是热的,咬开的时候汤汁流出来,烫得她直吸气。但她没有吐,她的胃今天很安静,像一个听话的、乖乖坐着不动的孩子。她吃了六个饺子,是她住院以来吃得最多的一次。
苏念放下筷子,看着新斯年。他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本《高等数学》,已经翻到第四章了。他的睫毛垂下来,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鼻梁很高,嘴唇微微抿着,下颌线的轮廓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苏念看着他,忽然觉得他瘦了。不是那种“几天没见瘦了一点”的瘦,是那种“每天都在瘦、每天瘦一点点、瘦到她自己都不敢确定”的瘦。她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停了好久,久到新斯年感觉到了,抬起头看着她。
“怎么了?”
“你是不是瘦了?”
新斯年摸了摸自己的脸。“没有。”
“你骗人。”
新斯年把手放下来,看着她。“你才瘦了。”
苏念愣了一下。她瘦了,她知道。每天照镜子都能看到自己的脸在一点一点地变小,颧骨一点一点地变高,眼睛一点一点地变大。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时候会想,如果再瘦下去,她会不会变成一张纸,薄薄的,轻飘飘的,风一吹就飞走了。
“新斯年,”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你以后不要每天都来了。你都要瘦成竹竿了。”
新斯年看着她的手,她的手背上扎着留置针,针头用透明的敷料固定着,敷料下面的皮肤青紫一片。她的手指瘦得能看到骨节的形状,指甲没有血色,白得像透明的贝壳。他反握住她的手,把她冰凉的指尖包在手心里。
“你来之前我每天都不想来学校,”他说,“你来了之后,我才想来的。”
苏念的眼眶红了。这是新斯年说过的最长的一句真话。不是“顺路”,不是“买多了”,不是“顺便”。是“你来了之后,我才想来的”。她来了,他才想来学校。她不来,他就不想来。他的世界是以她为中心的,她是他的太阳,他的坐标,他的方向和目的。苏念握着新斯年的手,用力握了一下。
“那你来,”她说,“每天都来。”
“嗯。”他说。
化疗后的第二十天,苏念的白细胞终于升到了3.8。顾医生查房的时候看着化验单,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动作很轻,但苏念看到了,她妈妈也看到了。她妈妈站在床边,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指节泛白。看到顾医生点头的那一刻,她的手松开了,像两根被拧了很久的绳子,终于解开了结。
“可以出院了,”顾医生说,“休息一周,回来做第二次化疗。在家注意休息,别去人多的地方,小心感染。”
出院。苏念在心里默念着这两个字。她以为她会开心,会笑,会想马上收拾东西走人。但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是害怕。怕出院之后还会回来,怕回家之后病情会恶化,怕这一周的休息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但她在怕什么呢?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出院”这两个字,她从住院第一天就开始等,等到了,她反而不确定了。
下午,新斯年来的时候,苏念告诉他可以出院了。新斯年正在剥一颗话梅糖,剥糖纸的手顿了一下。“什么时候?”
“明天上午。我妈办完出院手续就走。”
新斯年把剥好的糖递给她。苏念接过糖,含在嘴里,酸酸甜甜的,和每一天一样。但今天的糖好像比平时酸一些,也许是话梅放多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
“新斯年,我明天就回家了。”她说。
“我知道。”
“你不用每天跑医院了。”
“嗯。”
苏念看着他。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她看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那支蓝色中性笔在他指间转了一圈、两圈、三圈。她知道他不是不难过,他是习惯了不把难过放在脸上。难过放在脸上有什么用呢?能让苏念的病好吗?能让她不用回医院吗?能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不能。所以他把它放在手里,让手指去抖,让笔去转,让那些不能放在脸上的东西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无声地、一点一点地碎掉。
“新斯年。”她叫他。
“嗯。”
“我不在医院的这几天,你要好好吃饭。”
“嗯。”
“好好睡觉。”
“嗯。”
“好好上学。”
“嗯。”
苏念看着他,看着他说了三个“嗯”还面不改色的样子。她忽然伸出手,捏了一下他的脸。新斯年的身体僵了一下,整个人像被点了穴一样一动不动。苏念捏着他的脸,捏了一下就松手了,但他的脸颊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红印,和她手背上留置针留下的青紫一样,都是痕迹,都是某个人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你脸上有肉了,”苏念说,“看来你有好好吃饭。”
新斯年的耳朵红得快要烧起来了。他把脸别过去,看着窗外。窗外的天已经快黑了,冬天的天黑得早,五点不到就开始暗下来了。城市的灯光陆陆续续地亮起来,一盏,两盏,一百盏,一千盏,像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金子。
“苏念。”他说,没有转回来,还是看着窗外。
“嗯。”
“你不在医院,我去你家看你。”
苏念愣了一下。“你不用每天都来——”
“顺路。”他说。苏念看着他的后脑勺,看着他从耳廓红到耳根、从耳根红到脖子的那片正在蔓延的红。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她没有擦,让眼泪挂在脸上,挂在鼻梁上,挂在嘴角弯弯的弧度上。
“好,”她说,“你来。”
第二天上午,苏念出院了。
她妈妈办完出院手续,把行李箱收拾好,把那些姥姥带来的红枣枸杞花生核桃装进塑料袋里,把那叠信放进书包里,把那个装着话梅糖和槐树叶的玻璃瓶拿在手里。苏念换下了蓝白条纹的病号服,穿上了自己的衣服——一件白色的卫衣,那顶灰色的毛线帽,新斯年织的那顶。她站在病房门口,回头看了一眼37床,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子,白色的枕头,白色的床头柜。床头柜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在这里住了二十天。二十天,她做了一次化疗,打了十几针升白针,吐了无数回,瘦了六斤,掉光了所有的头发。她恨这个房间,恨它的白色,恨它的消毒水味道,恨它的心电监护仪嘀嘀嘀的声音。但她站在门口,发现自己有点舍不得。舍不得什么呢?她不知道。也许是那个每天下午都会出现在门口的身影,也许是那些凌晨妈妈以为她睡着了才敢哭出来的无声的眼泪,也许是那个煮鸡蛋的开水间,也许是那条长长的、灯管白得刺眼的走廊。她在这里活过了二十天,在那些最难受的、以为自己撑不过去的时刻,她撑过来了。所以她舍不得。舍不得那个差点死掉的、但最终没有死掉的自己。
“念念,走了。”她妈妈在走廊里叫她。
苏念转身,走出病房,走过那条长长的走廊,走过护士站,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她看到七楼的走廊在门缝里慢慢地变窄、变细、变成一条线,然后消失了。她看着那扇关上的电梯门,看着门里映出的自己的影子——灰色的帽子,白色的卫衣,瘦削的脸,大大的眼睛。她看着那个影子,看了好久。
“妈。”她说。
“嗯。”
“我是不是比住院之前丑了?”
她妈妈转过头,看着苏念。电梯里的灯光是白色的,照得人的脸发白。但妈妈的脸不是白的,是红的。她的眼眶红红的,鼻尖红红的,脸颊也红红的,像一个被冻了很久的、终于走进暖房里的人。
“不丑,”她妈妈说,“念念最好看。没头发也好看。瘦了也好看。怎么都好看。”
苏念看着她妈妈红红的眼眶、红红的鼻尖、红红的脸颊。她笑了。电梯到了,门开了。一楼大厅人来人往,有人拄着拐杖,有人坐着轮椅,有人拎着饭盒,有人拿着片子。苏念走出电梯,穿过大厅,走出住院部的大门。阳光落在她身上,暖洋洋的。她在医院里待了二十天,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树叶差不多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像一个一个伸向天空的、**的、诚实的手臂。风很大,吹得她的帽子在头顶上微微晃动。她伸手按住帽子,站在住院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是冷的,但很干净,没有消毒水的味道,没有药水的味道,没有呕吐物的酸臭味。是风的味道,是阳光的味道,是冬天的味道。
她站在那里,让冷风吹着她的脸,让阳光晒着她的帽子,让她自己确认一件事:她还活着,她出院了,她回家了。
出租车在路边等着。她妈妈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拉开车门。苏念坐进去,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医院大楼一点一点地变小。七楼,肿瘤科,37床,那个她恨过的白色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方方的、灰白色的点,然后消失在楼群的后面。她转回头,看着前方。路是她来时的路,但现在方向是反的。来时是来住院,回去是回家。来时她还有头发,回去她没有了。来时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过第一次化疗,回去她知道她撑过来了。不一样了,但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她还是她,一个生病的、光头的、十七岁的、叫苏念的女孩。但她撑过来了。这就够了。
新斯年站在她家楼下。苏念从出租车里出来,看到他的时候,愣了一下。今天不是周末,今天是周一,上午十点半,他应该在学校上课。但他站在那棵梧桐树下,穿着校服,书包单肩背着,手里什么都没有带。他看到苏念,从树下走出来,走到她面前。他看着她的脸,看着灰色的毛线帽,看着白色卫衣下面空荡荡的、好像风一吹就会鼓起来又瘪下去的身体。
“你怎么没去上课?”苏念问。
新斯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看着苏念,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伸出右手,握成拳头,停在苏念面前。苏念看着他的拳头,愣了一下,然后也伸出右手,握成拳头,和他的拳头碰了一下。拳头的骨节碰到拳头的骨节,发出轻轻的“咚”的一声。像心跳,像敲门,像有人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在另一个她不知道的时间、在心里默默地叫了一声她的名字。
“欢迎回来。”新斯年说。
苏念看着他的拳头收回去,插进口袋里。他的耳朵没有红,表情没有变,但苏念看到他的眼眶红了,红得很深,像那些忍了太久的、终于可以放下来的、沉甸甸的、压得他喘不过气的东西,在这一刻轻轻地、无声地、落在了地上。
苏念笑了。她站在单元门口,站在那棵梧桐树下,站在阳光里。风很大,吹得她的帽子在头顶上微微晃动。她伸手按住帽子,看着新斯年,看着他又红又不红的眼眶,看着他又变又没变的脸。
“新斯年,我回来了。”她说。
新斯年看着她,点了点头。他们没有拥抱,没有牵手,没有任何电影里那些感人至深的情节。他们只是面对面站着,站了一会儿,然后苏念转身,走进了单元门。新斯年站在楼下,仰起头,看着四楼那扇窗户。窗帘是淡蓝色的,阳光照在上面,把整个窗户映成一片温暖的、明亮的、像海一样的颜色。
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向公交站。他还要回学校,还要上课,还要考试,还要考大学,还要去北京,还要看雪。她说的,她说要一起去看雪。那就一定会去。她保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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