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期中考的风声开始在年级里弥漫。

各科老师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同时加大了作业量。数学卷子发了两套，英语阅读从每天两篇变成了四篇，连语文老师都笑眯眯地宣布：“这次考试的古诗词默写范围是——整个学期学过的所有篇目。”教室里哀鸿遍野，有人在喊“老师你还是直接杀了我吧”。

我也没能幸免我的成绩在班里排中上游，不算拔尖，但也不至于被老师单独谈话。这种位置的坏处是，你永远不敢松懈——上面的人把你当追赶的目标，下面的人把你当超越的跳板，你卡在中间，左右为难。

晚自习的时候，我做数学卷子做到第三道大题就卡住了。

一道函数题，求参数的取值范围。我翻来覆去地看了三遍，在草稿纸上写了半页的推导，算出来的答案怎么代都不对。橡皮擦被我用得棱角都磨圆了，纸上蹭出一片灰蒙蒙的痕迹，像一团散不开的乌云。

我叹了口气，偏过头，目光落在旁边的人身上。

田祁安正低着头写东西，笔尖在纸上移动的速度不快不慢，像是在做一件不需要思考的事情。他的桌上摊着数学卷子，已经写到最后一页了。

最后一页的最后一道题，通常是整张卷子最难的那道。

他停了一下，笔尾在桌上轻轻敲了三下，嗒、嗒、嗒，然后换了一支笔，继续写。

我盯着那个动作看了好几秒，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不是嫉妒，更像是……好奇。好奇他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好奇他为什么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得不费吹灰之力，好奇他那副永远不慌不忙的表情底下到底藏着什么。

卷子收上去的那天，成绩出来得很快。

田祁安数学满分。

全班唯一一个。

老师在讲台上念成绩的时候，教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惊叹声。田祁安本人却没有任何反应，坐在位置上翻英语书，好像老师念的不是他的名字。

我考了118分，扣了32分，错的全是最后两道大题。

下了课，我终于忍不住了，转过头去看他。

他刚好抬起头，跟我对上了视线。

“怎么了？”他问。

“你数学怎么学的？”

他想了想，好像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过了两秒，他说：“就……做。”

“就做？”我重复了一遍，觉得这个答案跟没回答一样。

他看了我一眼，从抽屉里抽出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翻了翻，然后合上，递给我。

“这是我的笔记，有些题的思路写在里面了。”

我接过来，翻开第一页。他的字出乎意料地好看，笔画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连笔，每一个符号都写得清清楚楚，函数图像的坐标轴画得笔直，标注的数字大小均匀，像是印刷体，但比印刷体多了一种说不上来的温度。

“我看完还你。”我说。

“不用还了。”他低下头，继续翻英语书，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抱着那个笔记本坐好，心跳快得像刚跑完八百米。

不用还了。

这四个字，比他说过的很多话都轻，但落在我心里的重量，比什么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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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前的最后一个周五，晚自习的时候，我冷得不行。

不是因为空调坏了，四月晚上本来就凉，我又偏偏坐在靠走廊的位置，窗户关不严，总有风从缝隙里钻进来。我穿了校服外套，又把围巾裹了两圈，但指尖还是冰凉的，写出来的字都歪歪扭扭的。

前桌的刘雅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你手怎么这么红？”

“冷。”我说。

“你要不要跟老师说一下换个位置？”

我摇了摇头，快考试了，不想麻烦别人。

刘雅撇了撇嘴，转回去了。过了几秒，她又转过来，压低声音说：“你同桌那边好像暖和一点，他靠暖气片近。”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田祁安的方向。

他正低着头做题，没有看我们。但他左手从桌上滑下去，在课桌下面做了个动作，手指朝他的方向勾了一下。

很小幅度的动作，如果不是我正好在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我犹豫了一下，把椅子往他那边挪了挪。

他没说话，甚至没抬头。但过了大概半分钟，他把自己的水杯推到了我们两张桌子的中间，杯子里装着热水，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在灯光下亮晶晶的，像一小片移动的星空。

我双手捂着杯子，暖意从杯子缓缓地漫进我的心中。

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个晚自习。

没有人说话，只有翻卷子的声音、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偶尔他敲笔尾的声音，嗒、嗒、嗒。

我做完了英语卷子，又做了一套物理选择题，最后翻了翻他给我的笔记本。前面是他的课堂笔记，后面有几道他自己找的拓展题，难度比课本高出一截。其中有一道函数的题，解法很特别，不是常规的求导，而是用了数形结合的方法，画了一条辅助线，把整个问题变成了一个几何问题。

我在那道题的旁边用铅笔画了个星号。

晚自习结束的铃声响了。

我开始收拾东西，他把笔记本翻开看了一眼，不是看我画星号的那页，而是翻到前面某一页，看了几秒钟，然后合上。

“那道题你看了吗？”他问。

“哪道？”

“函数那道。画了辅助线的。”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在那页画了星号？”

他没回答这个问题，把书包背好，站起来，等我。

“走了。”他说。

我加快速度把东西塞进包里，跟在他后面走出教室。

刘雅走在前面，回过头看了我们一眼，脸上带着一种“我什么都知道”的表情，冲我挤了挤眼睛，然后转身小跑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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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下午，我去了市图书馆。

去图书馆是我从初中就养成的习惯。陈桉还在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去。她喜欢看青春小说，我喜欢看推理，两个人在阅览室里各看各的，偶尔交换一下，她塞给我一本《偏偏宠爱》，我塞给她一本东野圭吾，看完之后互相吐槽“这也太甜了吧”“这也太惨了吧”，然后在图书管理员的“嘘”声中捂着嘴笑成一团。

陈桉走后，我很久没来图书馆了。

这次来，是因为田祁安的笔记本里提到了几本参考书，我想看看图书馆有没有。

我上了二楼，在理科书架的过道里慢慢走，一行一行地看那些书脊上的字。光线从窗户照进来，把书架之间的缝隙照得通亮，空气中的灰尘在光束里缓缓飘浮，像一群慢动作的萤火虫。

我找到了一本，抽出来翻了翻，觉得不太对，又放了回去。

然后我听到了翻书的声音。

很轻，很规律，每过十几秒响一次。那个节奏感让我觉得熟悉，好像在哪里听过。

我转过书架拐角，看到了他。

田祁安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面前摊着一本很厚的书，一只手撑着下巴，另一只手翻页。窗外的阳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他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外面套了一件深蓝色的开衫，看起来很随意，但不知道为什么，比穿校服的时候更好看。

他没有发现我。

我站在书架后面，手里还攥着那本没借的书，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吵架。一个说，走过去打个招呼吧，都认识这么久了，装什么不熟。另一个说，别去了，去了说什么？打扰人家看书？

我站了大概五分钟。

在这五分钟里，我数了一下他翻页的次数。翻了三次，平均一分多钟一页。那本书很厚，目测有五六百页，他大概是坐在那里看了很久了。

我决定走了。

刚转过身，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林佳惠。”

我僵住了。

“你站了五分钟了。”他的语气很平，没有惊讶，没有调侃，就是陈述事实。

我慢慢地转过身，看到他已经抬起头，正看着我。阳光从侧面照着他的脸，一半亮一半暗，他的眼睛在明暗交界处显得格外深邃，像两口被光照亮了一角的井。

“你怎么知道是我？”我问。

“影子。”他说，下巴微微抬了一下，指向地面。

我低头看。

阳光从我身后的窗户照进来，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他的桌子旁边，像一条黑色的、细长的河流，悄无声息地流到了他的脚边。

我无话可说。

“过来坐。”他说。

不是“要不要过来坐”，不是“你可以过来坐”，是“过来坐”。

祈使句。

好像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询问和允许了。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桌上摊着他刚才看的那本书，是一本物理竞赛教程，很厚，封面已经有点旧了，边角卷起来，像是被人翻过很多遍。

“你要参加物理竞赛？”我问。

“不参加。”他说，翻了一页书。

“那你为什么看这个？”

他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过了几秒，他说：“只是喜欢。”

只是喜欢。

我在心里把这三个字默念了一遍。

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用“喜欢”这个词。虽然是对着一本书，虽然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吃了米饭”，但“喜欢”这两个字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本身就带着一种奇异的重量。

我不知道为什么，脸有点热。

我低下头，假装在看手里那本借来的书，但一个字都没读进去。脑子里全是那三个字，来来回回地转，像一台卡了带的录音机。

只是喜欢。只是喜欢。只是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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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图书馆待到了傍晚。

中间他去接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我抬头看他，他说：“顺便的。”

我没有拆穿他，饮水机在一楼，书架在二楼，顺便这个词不适用。

我喝了一口水，温的，不烫也不凉，刚好是可以一口气喝完的温度。

他从书包里拿出耳机戴上，继续看书。我也翻开自己的书，假装在认真看，但其实这一整个下午，我一页都没看进去。不是因为不想看，是因为他的存在感太强了，不是那种喧闹的、打扰人的存在感，而是安静的、无处不在的、像空气一样的存在感。他不说话，不看我，甚至连姿势都没怎么换过，但他坐在那里，我就没办法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东西上。

这种感觉很陌生。

我从来没对任何人产生过这种感觉，不是喜欢，至少我不愿意承认是喜欢。更像是一种……吸引力。像两块磁铁，你不去碰它们的时候，它们各自安好；但你一旦把它们放在同一个空间里，它们就会不受控制地靠近。

我不知道是谁在靠近谁。

也许是我们都在靠近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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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闭馆的广播响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半了。

田祁安把书合上，塞进书包，站起来，我也赶紧收拾东西，跟着他下楼。一楼大厅里有人还在排队还书，我们绕过人群，从侧门出去了。

外面的天还没完全黑，但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只剩下西边天际线上一抹深橘色的光，像谁用毛笔在天边横着划了一笔。街道上的路灯刚刚亮起来，还带着一点暖黄色的迟疑，不像深夜那样坚定。

我们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条路跟放学回家的路不一样，是另一条，原来他也住在这个方向，只是平时走的是另一条更近的路线。

“你今天怎么来图书馆了？”他问。

“找书。”我说，“你笔记本里提到的那几本参考书，我想看看图书馆有没有。”

他偏过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目光很短，短到我差点没捕捉到。但他转过头之后，嘴角动了一下，幅度很小很小，小到我不确定那算不算一个微笑。

“找到了吗？”他问。

“没有。有一本被借走了，还有一本图书馆没有收录。”

“哪本？”

我说了书名，他想了想，说：“我家里有，明天带给你。”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用了，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好。”

然后我们就沉默了，不是那种尴尬的沉默，而是一种温暖的、包裹着两个人的沉默。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我们的影子从一个方向转到另一个方向，影子们时而变长，时而变短，但始终并排着，始终保持着那半步的距离。

路过一家便利店的时候，田祁安的脚步忽然慢了一下。

他看了我一眼。

“怎么了？”我问。

他没回答，拐进了便利店。我站在门口等他，透过玻璃门看到他走到货架前，拿起一样东西，在收银台结了账，然后走出来。

他递给我一罐热可可。

金属罐子温热的，刚从加热柜里拿出来的那种温度，隔着罐壁传到手心里，像是握着一小团火。

“手太凉了。”他说。

我愣了一下。

“刚才在图书馆拿书的时候看到了。”

拿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看我？

我握着那罐热可可，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拉开拉环喝了一口，甜甜的、暖暖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胃里像点燃了一盏小小的灯。

“谢谢。”我说。

“嗯。”

他没有说“不用谢”，也没有说不客气。就是一个“嗯”，像是在说“我收到了你的感谢”，也像是在说“这是应该的”，又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语气词，被他拿来填满了那一秒的空气。

我们继续走。

热可可喝完的时候，刚好到了那个熟悉的岔路口。

我往左，他往右。

“明天见。”他说。

“明天见。”

我走出去几步，忽然停下来，转过身。他已经走出去一段距离了，但我还是叫了他一声。

“田祁安。”

他停下来，回头。

路灯的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清晰。他的表情还是那样，淡淡的，不冷不热，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的眼睛里有某种东西在微微发亮，像冬天湖面上反射的阳光，冷冷的，却让人想去触碰。

“谢谢你今天的热可可，”我说，“还有笔记本，还有之前的所有事。”

他看着我，没有立刻回答。

过了几秒，他说了一句让我后来记了很久的话。

“不用谢，”他说，“我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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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把空了的可可罐洗干净，放在书桌的角落里。

它就靠在之前那把黑伞旁边，一个小小的金属圆筒，标签上的可可图案已经被水泡得有点模糊了。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又看了看那把伞，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在收集关于他的东西。

一把伞，一个笔记本，一罐喝完了的热可可。

都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甚至算不上礼物。它们只是他递给我的、借给我的、或者说“不用还了”的东西。每一件都带着他的痕迹，每一件都在提醒我，这个人存在过，并且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

我在收集这些证据。

这个认知让我后背一阵发凉。

因为收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害怕失去。意味着我在潜意识里已经做好了“这些东西可能会成为唯一的纪念”的准备。就像陈桉走后，我翻遍了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所有的合照、所有她写给我的纸条，把它们全部存进了一个叫“桉”的文件夹里，再也没打开过。

我不是在收集。

我是在囤积。

囤积那些终将失去的东西。

我坐在书桌前，把抽屉打开，拿出日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了好久，最后我只写下了一行字：

“他说，他想做的。”

写完之后，我把日记本合上，塞回抽屉最深处。

我关掉台灯，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