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考试的成绩单贴在教室后面的公告栏上，红纸黑字，第一名三个字后面跟着田祁安的名字，像一面小小的旗帜，安静又笃定地插在最顶端。

我的名字在第十五名，中不溜秋的位置，不上不下，不痛不痒。班主任老周在周五的班会课上，推了推眼镜，宣布了一个让全班炸锅的消息。

“下周一重新排座位。按期中考试的成绩顺序，自己选。”

教室里像被扔了一颗炸弹。

有人欢呼，有人哀嚎，有人已经开始盘算自己要选哪个位置。刘雅猛地转过来，眼睛瞪得像铜铃：“按成绩选？那我岂不是选不到好位置了？”

“你十七，我十五，咱俩半斤八两。”我说。

“不是，”她压低声音，目光往我旁边瞟了一眼，“你同桌是第一啊。他比你先选，万一他选别的地方去了呢？”

我的心跳顿了一下。

“他选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

我低下头，假装在看桌上的数学卷子，但注意力全在旁边那个人身上。田祁安正低着头写东西，笔尖在纸上移动的声音很轻很均匀。他好像完全没有被换座位这个消息影响，或者他听到了，只是不在乎。

他不在乎坐在哪里。

他不在乎跟谁坐。

他不在乎。

我把这三个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然后用红笔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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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过得很慢。

慢到我数清楚了星期六的每一小时。早上赖床到十点，吃了一个水煮蛋，写了一篇英语阅读，午饭吃了半碗就放下了筷子，下午坐在书桌前发了两个小时的呆，期间翻了五页《红手指》，一个字都没记住。

我妈推门进来送水果的时候看了我一眼：“你是不是有心事？”

“没有。”

“期中考没考好？”

“考得还行，和之前一样。”

“那你怎么跟丢了魂似的？”

我把一块苹果塞进嘴里，嚼了很久，说：“妈，你说一个人要是习惯了某个东西，忽然没了，是不是得难受很久？”

她想了想，说：“那要看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一个座位。”

我妈的表情变得很微妙，她看了我两秒，嘴角慢慢弯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座位没了可以再找，别想太多。”

她走了之后，我把脸埋进枕头里，闷闷地叫了一声。

不是哭，就是叫。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又疼又委屈又说不出来。

我只是习惯了他坐在我旁边，习惯了他翻书的声音，习惯了他写字的节奏，习惯了他那副不冷不热的样子，习惯了他偶尔递过来的一张纸条或者一杯水，这些都是习惯。习惯不是喜欢，习惯只是习惯。

我反复告诉自己这句话，说到第七遍的时候，我差点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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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早上，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气氛不太一样。

老周早已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成绩单和一张画好格子的座位表，像主持人一样宣布规则。

“念到名字的同学到讲台上来，在座位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选你想要的座位，一人一次，不许反悔。”

他开始念名字。

“田祁安。”

第一个。

田祁安从走廊走进来。他今天穿校服，拉链拉到最顶上，领口立着，遮住了半截下巴。他的表情跟平时没有任何区别，没有紧张，没有期待，没有任何一种人类在面对选择时应该有的情绪波动。

他走到讲台前，拿起笔。

座位表上画着六列八排，整整四十八个格子。

我站在走廊里，透过窗户看着他的背影，他没有犹豫，拿起笔，在座位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笔放下，走回了走廊。

他没有看我。

应该说，他没有看任何人。他就那样平静地走回自己的位置上，靠在墙上，抬起手看了一眼时间。

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

刘雅站在我旁边，小声说：“他选的哪？”

“没看到。”

他写字的时候身体挡住了座位表，我只看到他握笔的手动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

“念下一个了。”刘雅说。

我竖起耳朵，想从老周念名字的顺序里推算田祁安选的位置。但老周的语速很快，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像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的，我来不及思考，心脏已经跳得不正常了。

轮到我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几个人。

我走进教室，拿起笔，走到座位表前。

然后我愣住了。

田祁安的名字写在了第三列，第四排。

他选了原来的位置。

他没有换。

他明明可以先选更好的位置，靠窗的、靠后的、离讲台远的、离空调近的。他什么都没有选。他选了那个坐了两个月的、旧的、不起眼的、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座位。

旁边那个格子是空的。

那是我的位置。

我握着笔，手指微微发颤，我在他旁边的格子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林佳惠，三个字，笔画有点抖，最后一个“惠”字的心字底写得歪歪扭扭的，像一颗快要掉下来的心脏。

我放下笔，走出教室。

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看了他一眼。

他还是那样靠在墙上，没有多余的动作，但我注意到一件事，他的嘴角好像上升了一个像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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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重新排好了。

我们把书都收拾好，按照座位表上的位置一一放好，一切恢复了原样，又好像什么都没变。我坐在田祁安旁边，刘雅坐在了我的后面，坐下来之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咱俩也算有缘分。”

“你选这个位置是因为没别的好选了吧。”我说。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直接。”

我笑了一下，笑完之后，心里那种悬了两天的、沉甸甸的东西终于落了地。像一块石头从高处掉下来，“咚”的一声，稳稳地停在了一个地方，不再晃了。

田祁安把书从桌洞拿出来，他的动作很慢，不急不躁的，像是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做这件事。他拿出最后一本书之后，忽然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你太慢了。”他说。

“什么？”

“选座的时候。”他说，“你在座位表前面站了十秒才写。”

我愣了一下：“你数了？”

他没回答，转回头去，翻开了英语书。

我盯着他的侧脸看了三秒钟，然后也转回来，翻开自己的书。我的耳朵是红的，我知道，不用照镜子都知道，那种热度从耳尖蔓延到耳根，像一滴墨落进水里，不可控制地扩散开来。

他数了。

他在走廊里数我站了多久。

他明明可以不等我，他明明可以不在乎我选哪里，他明明可以在选座的时候随便挑一个舒服的、离我远远的位置。但他没有，他选了原来的位置，然后站在走廊里，数我用了多长时间走向他。

刘雅在后面用笔戳了戳我的后背。

我回过头，她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画了一张笑脸，下面写着一行字：“某人是不是故意的？”

我把纸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

但我的嘴角，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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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自习，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折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在上面写了一个字——“谢”。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说明是谢谢他选了原来的位置，还是谢谢他数了那十秒钟，还是谢谢他在一切尚未明朗的时候就替我留好了位置。

我把纸条趁他不在的时候放在了他的桌上。

他回来，坐下，看到了那张纸条。

他展开看了一眼，然后偏过头看了我一眼。

“谢什么？”他问。

“没什么。”我说。

他没有追问，把那张纸条重新折好，放进了笔袋的夹层里。那个动作很快，快到如果不是我一直盯着他的方向，根本不会注意到。

我低下头，假装在做物理题，题目很难，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但我的心脏跳得很快，快到我能听到血液在耳朵里流动的声音。

那是一种很吵很吵的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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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自习结束，我们一起走回家的那条路。

路灯还是那个路灯，影子还是影子，岔路口还是那个岔路口，一切都没变，但一切又都不同了。我在心里慢慢地把今天的所有细节翻了一遍，他选座时没有犹豫，他在纸条上看到“谢”字时的眼神，他把纸条放进笔袋夹层时手指的动作。

这些细节像一颗一颗的珠子，我用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它们串起来，串成一条项链，挂在心口最柔软的地方。

走到岔路口，他往右，我往左。

“明天见。”他说。

“明天见。”

我走出去三步，忽然停下来。

“田祁安。”

他回头。

路灯的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他的眼睛在光线交界处显得格外深，像两条安静的长河，不知道流向哪里，但我知道河里倒映着我的影子。

“你为什么选原来的位置？”我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风从我们之间穿过去，带着四月末尾特有的温吞和潮湿，像一个迟迟不肯走的客人。

“习惯了。”他说。

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被夜色一点一点地吞没，最后消失在那棵老槐树的阴影后面。

习惯了。

他对我说过很多次这个词。习惯了一个人走，习惯了不说话，习惯了等。但这一次，他说“习惯了”的时候，主语不是我，而是习惯了我们。

我们都习惯了。

习惯对方坐在旁边，习惯那些沉默的共处，习惯在人群中第一个寻找彼此的身影，习惯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贴身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

但我知道，当一个人毫不犹豫地选了你旁边的位置，然后在走廊里数你走向他的秒数，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习惯”的范畴。

远远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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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把手覆在心脏的位置。那里跳得很快，快到我能感觉到胸腔在微微震动。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住了一半，光线忽明忽暗的，像一个犹豫不决的告白。

我在黑暗中开口，声音轻到只有自己能听见。

“陈桉，他选了原来的座位。”

“他又说了习惯了。”

这两句话句话落在寂静的房间里，像石子投进深潭，发出清脆的、短促的声响，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但水面上的涟漪，久久没有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