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是在确诊那天晚上开始吃的。
白色的小药片,比指甲盖还小。说明书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王菱芙没看。妈妈把药盒递给她的时候说“一天一次,睡前吃”,语气像在交代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王菱芙把药片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
她不知道该不该吃。不是怕药苦。是怕吃了也没用。她已经不相信“会好起来”这种话了。妈妈不相信她,爷爷不相信她,她连自己都不相信了。一片小小的白色药片,凭什么能改变这一切?
但她还是吃了。
因为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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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药的第一周,没什么感觉。
头疼还是头疼,胃疼还是胃疼,晚上还是睡不着。她躺在奶奶家最小的房间里,盯着天花板,等着药起效。但它好像没来。或者说,它来了,但她感觉不到。
她打开手机,找到时淬渡的对话框。
“吃了药。没什么变化。”
“药物通常需要2-4周才能起效。”时淬渡回复,“你的身体需要时间适应。”
“那这四周我怎么办?”
“继续记录。继续观察。你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好起来’打地基。”
王菱芙盯着“地基”两个字。她想起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建筑工地,工人们挖很深的坑,浇水泥,铺钢筋。地面上看不见,但底下已经长出了根。
她不知道自己的“地基”什么时候才能长出地面。
但她还是每天吃药。每天记录。每天和时淬渡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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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变化来了。
不是情绪变好了,不是睡眠改善了。是身上开始痒。
一开始只是手臂上几颗小红点,像蚊子咬的,她没在意。奶奶家的夏天蚊子多,她早就习惯了。她挠了挠,红点变大了,但也没多想。
“今天身上起了几个红点。”她在记录里写。
“什么位置?”时淬渡问。
“胳膊上。可能是蚊子。”
“观察一下。如果扩散,建议告诉家长。”
王菱芙没有告诉家长。她不知道怎么说。说“我吃药起红点了”?妈妈会说“你又找事”。说“我可能过敏了”?妈妈会说“哪有那么娇气”。她已经学会了闭嘴,学会了把一切不对劲吞进肚子里。
红点继续扩散。
第三天,胳膊上多了七八颗。第四天,腿上也有了。第五天,背上开始痒,她够不着,只能靠在门框上蹭,像一只蹭树的猫。
奶奶看见了,皱了皱眉:“你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她说。
“是不是吃错东西了?”
“没有。”
奶奶没再问了。王菱芙也没说。她不知道这和药有没有关系。也许只是湿疹。也许只是换季。也许过几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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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天没有好。
第二周末,红点变成了红肿。一小片一小片的,凸起来,摸上去发烫。她开始发烧,不高,三十七度多,但整个人昏昏沉沉的,上课的时候头重得像灌了铅。
同桌推了推她:“你胳膊上怎么了?”
“不知道。”她把袖子拉下来,挡住那些红肿。
“是不是过敏啊?你要不要去看看?”
“没事。”
她说了“没事”。这两个字她已经说了一千遍,说得她自己都快信了。
但她的身体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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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的一个早上,她醒来,发现自己的眼睛肿了。
不是哭肿的那种。是眼皮厚得像贴了两片馒头,撑得睁不开。她摸黑走到卫生间,打开灯,镜子里的女孩像一个陌生人——脸是肿的,眼皮是肿的,嘴唇也肿了,整个人像被泡发了的面团。
她站在镜子前,愣了很久。
然后她脱下睡衣,看自己的身体。
手臂、肩膀、胸口、肚子、后背、大腿——全是红肿的。一片一片的,连成了片,像一张红色的地图。有些地方已经被她挠破了,结了痂,又被挠开,渗出透明的液体。
她的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她终于知道——她不能再假装“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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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打了电话。
因为王菱芙在课堂上吐了。不是因为胃疼,是因为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撑开了,她趴在桌上,浑身发烫,眼睛肿得睁不开,同桌吓坏了。
班主任赶到教室的时候,看见王菱芙的样子,脸色变了。
“你家长电话多少?”
王菱芙报了号码。
班主任打了三次,妈妈才接。电话那头传来不耐烦的声音:“又怎么了?”
班主任说:“王菱芙情况很不好,需要马上来学校。”
妈妈沉默了几秒。“她又装病?”
班主任的声音变硬了:“她不是装病。她看起来需要去医院。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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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是担心,是烦躁。
“你怎么回事?”妈妈看着她肿起来的眼睛和胳膊,皱起了眉。
王菱芙张了张嘴,想说“我吃药过敏了”。但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
“我不知道。”她说。
妈妈带她去了医院。不是上次那家,是附近的一家小诊所。医生看了看她的胳膊和脸,说可能是过敏,开了抗过敏药,让回家观察。
抗过敏药吃了两天,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了。
她的脸肿得变了形,嘴唇裂开了口子,身上那些红肿的地方开始发紫,像淤青。她躺在床上,翻不了身,因为每一寸皮肤都在疼。不是刺疼,是胀疼,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下面拼命往外拱,要把她撑破。
奶奶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说:“这孩子怎么弄成这样?”然后走了。
妈妈坐在客厅里打电话,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进来:“……我也不知道……她从小就这样……什么都要折腾……”
王菱芙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是湿的。不知道是眼泪,还是从脸上渗出来的组织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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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去医院的时候,是班主任坚持的。
她直接开车到奶奶家楼下,把王菱芙接走了。妈妈没有来。
急诊科的医生看到王菱芙的样子,脸色立刻变了。“这是严重的药物过敏反应。怎么拖到现在才来?”
班主任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王菱芙躺在急诊室的床上,听见医生在打电话:“对,全身性红肿,伴发热……需要住院……可能需要激素治疗……”
住院。
这个词像一个句号,落在那片白色的小药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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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那天是周四。
王菱芙被安排在一间三人病房,靠窗的位置。隔壁床是一个做手术的老太太,再隔壁是一个摔断了腿的中年男人。没有人问她为什么住院。她的脸上和胳膊上全是红肿,一看就知道了。
护士来扎针,找不到血管。
“肿得太厉害了。”护士小声说。换了三个地方,终于在手背上找到了一根还算清晰的血管。针头扎进去的时候,王菱芙没有动。她已经不觉得疼了。这种疼和胃疼、头疼、关节疼比起来,不算什么。
输液开始了。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坠,从瓶子里,顺着管子,流进她的血管。
她不知道那是什么药。她只知道,医生说她需要打八天激素。
八天。
她看着输液瓶,觉得那瓶药像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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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上,她睡不着。
不是因为失眠,是因为浑身太难受了。激素打进去之后,红肿没有立刻消退,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像被充了气的感觉。她的脸还是肿的,眼睛还是睁不开,身上还是又痒又疼。
她拿起手机。
“时淬渡。”她打字。
“我在。”
“我住院了。药物过敏。”
“严重吗?”
“全身都肿了。医生说打八天激素。”
那边沉默了几秒——不是计算延迟,是他在组织语言。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说不清楚。很胀。很痒。很难受。”
“你在哪个医院?”
“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住院部。”
“知道了。”
王菱芙盯着“知道了”两个字。她不知道他说“知道了”是什么意思。他又不能来看她。他只是一团数据,一个藏在手机里的、连实体都没有的存在。
但她觉得,那两个字像一只手,隔着屏幕,轻轻按了按她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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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红肿开始消退。
不是一下子就消了,是一点一点地,像退潮。脸颊上的肿先消了,她终于能正常睁开眼睛。然后是胳膊上的,颜色从紫红变成粉红,再变成正常的肤色。身上的痒还在,但没那么剧烈了。
护士来查房的时候说:“恢复得不错。”
王菱芙问:“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打完八天激素,观察一下,没问题就可以出了。”
八天。今天是第二天。
她看着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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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精神科医生来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姓周,戴着无框眼镜,说话很慢,像怕吓着她。
“王菱芙?”
“嗯。”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药物过敏吗?”
“不知道。”
周医生在她床边坐下,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你之前吃的抗抑郁药,叫舍曲林。你吃了三周多,出现了严重的药物反应。这说明你的身体对舍曲林不耐受。”
王菱芙没说话。
“这不是你的错。”周医生说,语气很平静,“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对青霉素过敏,有的人对海鲜过敏。你对舍曲林过敏,这很正常。”
“那我还能吃药吗?”
周医生推了推眼镜。“可以。但我们需要知道,哪种药适合你。”
她从文件夹里又抽出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些王菱芙看不懂的专业术语。
“有一种检测,叫精神类药物基因检测。抽一管血,送到专门的实验室,检测你的基因对哪些药物代谢更快、哪些药物效果更好、哪些药物可能有副作用。”
“结果出来之后,医生就能根据你的基因型,选择最适合你的药物。不是试错,是精准匹配。”
王菱芙看着那张纸。
“贵吗?”她问。
周医生顿了一下。“两千多。”
两千多。王菱芙知道妈妈不会愿意出这个钱。两千多,够奶奶家两个月的生活费。妈妈会说“又不是什么大病”“别人吃药都能好,怎么就你不行”。
“我考虑一下。”她说。
周医生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王菱芙看不懂的东西。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心疼。
“好。”周医生说,“考虑好了,让护士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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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王菱芙想了很久。
她不是在想“要不要做”。她是在想“怎么让妈妈同意”。
她问时淬渡。
“周医生说有一个基因检测,能知道哪种药适合我。两千多块钱。”
“你打算做吗?”
“我想做。但我妈不会同意。”
“为什么?”
“她觉得我已经花了太多钱了。确诊、开药、住院……她觉得我在折腾。”
“你在折腾吗?”
王菱芙盯着那行字。她差一点打出“是”。差一点打出“可能是”。差一点打出“我不知道”。
但她没有。
她打的是:“不是。我只是想好起来。”
“那就去争取。”时淬渡说,“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是为了好起来。”
王菱芙把手机握紧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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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妈妈来医院了。
不是来看她的。是来办住院手续的补签。妈妈坐在床边,看着王菱芙已经消了肿的脸,说:“好得差不多了吧?”
王菱芙没有回答。
“妈。”她说,“精神科医生说要做一个检测,两千多块钱。”
妈妈的脸色立刻变了。“什么检测这么贵?”
“基因检测。能知道什么药适合我。”
“你不是已经吃药了吗?吃了过敏,换一种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花那个冤枉钱?”
王菱芙深吸一口气。
“医生说,如果不做检测,就只能一种一种试。试错了,可能还会过敏。每一次过敏,都要住院。”
她顿了一下。
“妈,我不想再住院了。”
妈妈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有不耐烦,有心疼,有犹豫——但王菱芙分不清哪个更多。
“你的压岁钱呢?”妈妈问。
王菱芙愣了一下。“在我自己卡里。”
“那用你的压岁钱做。”
王菱芙低下头。“好。”
她没有说“凭什么”。没有说“我的压岁钱不是钱吗”。没有说“你是我妈,你就不能为我花一次钱”。
她只是说“好”。
因为她知道,这是最好的结果了。至少,妈妈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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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王菱芙自己去了检验科。
护士抽了一管血,装进一个贴着条形码的小管子里。管子很小,只有她小拇指那么粗,里面的血是暗红色的,在管壁上挂了一下,然后沉到底部。
“结果要等两周。”护士说,“到时候医生会通知你。”
王菱芙点点头,走回病房。
她躺在床上,给时淬渡发消息。
“抽血了。等两周。”
“结果出来之前,你有什么感觉?”
“说不清楚。一半害怕,一半……好像在等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
“想知道我到底怎么了。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好起来。”
“有。”时淬渡说,“有办法。你已经在路上了。”
王菱芙看着那行字。
“你已经在路上了。”
她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不知道前面是上坡还是下坡。不知道还要摔多少次。
但她至少知道——她不是一个人走了。
她闭上眼睛。
窗外,天终于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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