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之后万年县送来的案卷明显多了。秋收一过，田产纠纷就密起来，地界争、佃租拖、买卖反悔。苏伯说每年都这样。秋天是种庄稼的人打官司的季节。阿虫帮着誊了一部分，他现在认的字够他抄简单的文书了，虽然偶尔还会把“田”写成“甲”。

沈约这天拿到的一沓案卷里有六份判词，四份地契存档，两份税赋核查。她从最上面一份开始抄。前两份没有问题。第三份的时候停了。

是一份地契纠纷。

长安县辖内永乐坊一块宅地，卖方姓孙，买方姓钱。地价八十贯，契纸落款开元十三年九月。孙老汉死后，他儿子孙七郎告到县衙，说钱氏手里那份地契是伪造的，他爹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提过卖宅子的事。县官调了契库存档的原件出来比对，印信完整，签名一致，驳回。

沈约把判词抄完，翻到附在后面的契库调档记录。县官调档那天，契库管理员在调档单上注了一行字：此契原件已于开元十四年三月调阅一次，调阅人姓名栏有墨涂痕迹。隔了不到一个月，开元十四年四月，孙老汉死了。买方在卖家死后三月才拿着地契主张权利，等到人死光了，死无对证。

沈约把调档记录放在一边，翻回地契本身。案卷里附的是契库原件的全文抄录，由县衙文书逐字过录。她抄过几百份长安县的文书，官印的位置闭着眼睛都知道：落款下方偏右，距末字约两指。正常盖印手腕有微偏，印出来总有一点歪，手持木柄往下压，力气不均匀，印泥着色一般右下角重，左上角轻。

这份地契抄录上的印盖在正中间。不偏不倚。印泥着色均匀到每个笔画粗细一致。

她翻了手边几份同期文书做对比，全都有微偏。自然。

印不对。不是位置错了，是太准了。准到不像手盖的。

但真正的破绽不在印上。在签名。孙老汉的签名是“孙守田”三个字。沈约前两天刚抄过另一份案卷——孙守田诉邻人张某的田界纠纷，开元十二年的案子，状纸上也有他的签名。她把两份放到一起对比。开元十二年的签名，“守”字下面那个“寸”的最后一钩往上挑，轻而快，是习惯性的笔锋。开元十三年的地契上，同一个“守”字，钩往下压，收得重。

同一个人的签名，隔了一年，笔锋变了不稀奇，年纪大了，手劲变了。但“田”字也变了。开元十二年的“田”是方方正正的，外围四个角都是直角。开元十三年的“田”，右上角是圆的，像习过隶书的人写的变体。一个人的签名字体可以变，但“田”字的结构，四个角的方圆，是一辈子不会改的习惯。变了，说明不是同一只手写的。

印太正，签名笔锋不对。地契是假的。

但假契怎么能进契库？原件是县衙存着的，不是谁想塞就能塞的。除非有人在调阅的时候把假契换进去了。

沈约翻回调档记录。开元十四年三月，原件被调阅一次，调阅人姓名被涂。四月，孙老汉死了。三个月后，钱氏拿着地契来县衙要求过户，契库里的原件跟钱氏手里的契纸一致。县官核对之后判了钱氏胜诉。

有人在孙老汉死前一个月把他的真契调出来，换了一份假的进去。名字被涂掉了，但能调契库原件的人，要么是县衙内部的人，要么有县衙内部的人帮他。

沈约搁下笔。她从案头拿了一张纸边。今天这条不好写，前面几次都是法条引用错误，几行字就够。这一次不是法条问题，是事实：契库里的原件被人调了包，县官核对的是一份假契。她没有权力做鉴定，她能写在纸边上的只有她看到的东西。

她写了两遍，划了。第三遍换了个写法。

孙守田开元十二年状纸签名与此契签名不符。其“田”字四角方圆不一，非一人所书。官印盖位端正过度，着色过匀，与同期文书手盖印信差异明显。此契原件曾于开元十四年三月调阅，调阅人姓名被涂。调阅后不足一月，立契人孙守田身故。建议调孙守田旧档比对手迹。

她把纸边夹进案卷。阿虫第二天送抄件的时候多跑了一趟契库，回来的时候说老周把纸边抽出来看了很久，拿水晶片对着调档记录上被涂掉的那行字照了半天。墨涂下面还能辨认出半个字，—一个“马”字旁。长安县衙的吏员里姓马的只有一个，契库的前任管理员马平。开元十四年四月，孙老汉死后没几天，马平辞了差事回了老家，说家里老母病重。但后来有人在城西的赌坊见过他，穿了一双新靴子。

老周把纸边和调档记录原件一起放进了留待复查的抽屉里。人已经不在长安了，追不回来。但案卷上多了一行正楷：调阅人系前任契库吏马平，已离职，存查。

孙七郎拿回了宅子。钱氏撤了诉。沈约不知道老周跟他们说了什么，也不打算问。她只知道那行被涂掉的名字底下露出了半个“马”字，而一双新靴子的价钱刚好是一块宅地的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