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记得，自己披着纯白的头纱走进这大宅子的那天是个阴沉沉的日子。和今天一样，墨色的云满载着一腔的泪，等着将所有来不及寻找遮挡的人淋透。
大少爷出门前带伞了吗——思及此处，看向玄关，除却被丈夫带走的那一把，就没有再少了。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是他该回家的时候，我嘱托宅中的女佣照看好尚且年幼的几位少爷和小姐，拿上伞出门去。像这样繁琐又微不足道的事情当然可以交给女佣，甚至是乳母，但我那丈夫不喜欢我出门，觉得女人抛头露面是一种牝鸡司晨的错误，除非我走出宅子的目的是与其他同样命运的太太们吃下午茶。
弯钩模样的伞柄挂在臂弯，比遮阳伞的繁复蕾丝与荷叶边简洁太多的伞面收拢成手杖的模样。我曾见过有些富家小姐会用长柄伞充当手杖，让一指长的伞尖戳到街巷与高级餐厅的地面上。家离大少爷的学校不远，也许是他在择校时就依着老爷的意愿，读一所离家步行仅一刻钟的国立大学。老爷在当地颇有势力，于是能够在校内上下打点。
嫁给岁当续弦妻子之后，我才明白那个男人口中“稍有些多”的子女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他的确不曾纳姨太太，每一位娶进家门的女人都是正妻的名头，却接连死了五六个。而在我之前的五六位妻子给岁留下了十二个孩子，大的已经在读大学，小的却还在尝试断奶。
家族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决定要同岁家联姻，我不知道，也没兴趣探究。对于这个家的男主人克妻命硬的流言，我也不在乎。岁娶我像是又娶一个保姆，或是家庭教师，唯一的作用是给他带孩子。
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他本人也对流言十分地在意，随即想起我也是个出洋留过学的博士，于是他说，你去指点指点朔的功课吧。
岁口中的朔便是这个家的大少爷，无姓，单名“朔”，字倒是取了一个风雅的，让人文绉绉地唤他“重岳”。
带着伞抵达学校时，雨丝恰巧飘飘摇摇地落下来。撑开暗色的伞，雨珠被挡在防水的布面之外。我疑心重岳会在教学楼的长廊等待雨势的停止，于是走进与我已然阔别许久的校园，几个年轻人将西服的外套顶在头上，从建于园内的一个八角小亭里冲出。还有两三姑娘挤在同一伞下，慢慢悠悠地挪到门口。
重岳所在的院系在学校挺偏僻的一个角落，据他在餐桌上所说，那地方安静得倒真有那么几分做文章的优势。语毕，他就沉默下来，想必是回忆起他那告别家庭前往外地去学诗的长妹。我那时候尚未见过这个家中培养出的当代诗仙，只知道她叫做“令”，是排行第三。
一路问着方向摸到重岳说的僻静院落，走入月洞般的圆拱门，所见的便是一群驻足在长廊里的年轻学生。他们离校门口实在有些距离，没办法学着我在一路上看到的旁的学生那样鼓起勇气对这瓢泼大雨从容就义，只能等着雨势渐小，再去当那迎接雨珠的勇士。我一眼就从耸动的人群之中看见重岳，他比寻常学生要高半头，脑后留着一条及腰的长辫，其余的头发则剪得干脆利落。
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校里和他见面。
“——重岳。”我隔着雨幕与人群去唤他的字。
有不少人早在我踏入院落的那一刻就发现陌生人的到来，他们恐怕也是少有地见到一个衣着打扮看起来就与学生没有半点关联的女人出现在校园。羊绒织就的披肩已经沾了水气，长裙的边缘也因踩踏过路面溅起的水珠而湿润，这场雨比想象当中要大得多。
他依旧站在人群的最后，低着头，也许是在读一本书。站在最前的男学生隐隐听见我的话，问我要找谁，又找那人有什么事情，是否需要到长廊里来避雨。我看那狭窄的方寸已经不够再站人，于是谢绝，再一次朝人群中唤道：重岳——！
这一次外围的人将这名字听了清楚，纷纷转头，像是水面荡开的波纹那样去喊重岳，终于让对方抬头。他一抬头，就听见有人向他询问我的身份，隔着人群，我并不能够听清他究竟说了什么，只是看见他的嘴唇翕动，吐出一个被大雨消去了声音的词语。对于这群足够年轻的年轻人来说，一个同样年轻的女人与院系内名列前茅的男学生关系斐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谈资。无论我与朔是否真的有他们幻想当中的罗曼蒂克都不重要，在他们被文学与艺术的大雨浸润了的头脑里，我与他的结局已然注定成各异的式样。
重岳被他的同学推到最前，鼻梁上的眼镜被挤得歪斜。我将手中的伞举高，叫他快些躲进来，然后一同回家去。他乖顺地低头，问候一声“夫人”，接过伞柄，在他那些同学们多彩的眼神中离去。返程的路上行人少了太多，少得有些寂寥，倒是一团一团像是霉菌一样挤在街旁商铺的檐下，低着头读报或是抬着头去望阴沉沉的天色。
没走几步，就听见身侧的大少爷开口，说方才那些同学们的玩笑话，请夫人千万别放在心上。于是我问他：那群人说了什么？重岳，刚才那会儿雨下得大，除却他们叫你那一声，我什么都没听清。
“不，没什么……”他将伞面朝着我倾斜，手中的书册托于腹前，“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
我见他的反应，倒不像是“无关紧要”，反而像是“万分要紧”。那些学生讲了什么话，其实也好猜得很，无非是因为重岳对我所称的那一句句“夫人”，让他们以为在学校里素来疏离的好学生之所以不近女色，是因为他早已在书筑的黄金屋里藏匿了颜如玉。
在与嫁入这个家的最初，我就从来没指望过那十二个孩子会称我为母亲。实际上，我也是前不久才从行二的在棋院里读书的次子说，他们这些兄弟姐妹的记忆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担起母亲的职责。她们不是走得太早，就是毫不在意。作为长子的朔是最先改口的，即便他的改口仅限于将全名转为更加不清不楚的“夫人”，也许是岁让他起表率作用，之后几个开了蒙的弟弟妹妹也学他的样子夫人长夫人短。
说起来，关于课业，我还有一些事情要请教夫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温润诚恳，眼镜的镜片上蒙着一层水雾，红绿二色的双瞳逐渐变得模糊。
我想他恐怕早已忘记我擅长的并非文学，取得的博士学位更与纯然的艺术没有半个子的关系，拿一副骨头架子给我说不定还能知道得更多些。可他每次都说，是父亲叫他多向夫人请教学问。打着这个旗号，他三天两头地进我的房间，又三天两头地叫我到他的书房去，在印了红线的稿纸上写下一个他不曾见过的单词。
可惜这手段不算高明，求教的借口也并不完美。类似的伎俩我见过无数，男女之间的一段孽缘就从借书与求教起步，有了借自然有还，请教了一次自然也有第二次，微妙的情绪在这期间发酵膨胀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幸运的是我对此类心计不排斥，全当做是无趣生活之中的一些调剂。就像我猜测重岳对他那些同学们解释我的身份时必然也是一句含糊的夫人，不着痕迹地引导旁人默认我归属于他而非他的生父。
“那就等到家以后再仔细告诉我吧。”我这样回答，同时没有拒绝他揽上肩膀的手。重岳总是有很多理由来解释他一些超越了礼数的举动，那些解释也往往让人觉得可信，让所有人都坚信岁家品行端正的长子不会对继母产生非分之想。
——天大的笑话。
在见到重岳的最初，我学着所有续弦的妻子那样毕恭毕敬地唤他“大少爷”。他不准备同我有过多的接触和交集，我自然也没那个功夫去讨人厌烦，遗憾的是岁不常在家，出门一趟便是十天半月，作为长子的朔接过他父亲的职责，安排家中的一切。岁给了我一个正妻应有的权利，难免和朔的安排有些许冲突，于是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交涉，又不可避免地有了多余的对话，到最后就是不可避免地生出来多余的感情。
他在某一天突然对我说，他的名字虽单字一个“朔”，亲近的人却都叫他的字。我顺着他的话讲，问他的字是什么，又是如何写作，他便笑着用钢笔在我随手放在几案的日记扉页上写下银钩铁画的“重岳”。
夫人以后就喊我的字吧。他这样说，眼神也是惯例的诚恳与纯然的亲近。望将他兄长的这种眼神称作是“受狗贩子仔细调教过”的模样，因为只有卖狗人才需要让他的商品激起太太和小姐的怜惜。
他以为我留洋多年，不清楚或是遗忘这一举动背后的含义，看不透他的小心思。可我却明白，字是同辈与配偶喊的，直呼其名才是长辈的特权。
有时候我也会思考，遇见岁和他的十二个子女是否算作一种命中注定。因为神话传说里常讲道恶人自有恶人磨，让一群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人互相折磨才是我们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