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五岁那年，解放战争开始了。打了败仗的国民党为了补充部队，到处抓壮丁，又各村各户派粮派款。各个村中找上保长、甲长，但谁也不愿干，就逼着轮流干。

这一天，我奶奶领我们三四个孩子在大街上玩，一穿黑大衣的人，人们都叫他“黑狗子”，手拿尺半长、一头粗一头细的棒槌，不知从哪里抓到了我三爷家二哥。他一手抓紧二哥的衣服，一手用棒槌向二哥背上打去，口中还大骂不止： “你们甲里的给养为啥还交不齐？今天下午再交不齐要你的小命。”

我二哥力气大，不服气地挣开衣服，从小胡同里拐弯转角地跑了。黑狗子气得发疯似的吼叫着，但他道路不熟，干着急，无计可施，只气得跺脚、团团转、骂大街，村里的人们都躲了，谁也不理他，最后他恨恨地走了。

黑狗子刚走，紧接着有人大喊：“快跑，来了抓壮丁的！”我奶奶一听，吓得扔下我们这群孩子，捣着小脚跑回我三爷家，叫年轻的赶快藏了起来。

不一会儿，从东边大路上来了三四个穿国民党军装的，有个头戴青天白日帽徽帽子、腰扎宽皮带的人，看样子像个当官的，押着一个青年，气汹汹地走了过来。到我大爷家和三爷家搜了一遍，但未搜到人，他们不甘心，又四邻五舍地搜，也没见到人，最后他们爬过我大爷家南柴火院子的墙去搜。以前没分家时，大院里开着木匠铺子，自从分家后，各人在自己家里单干，大院闲着没人住，只有三间破东屋。在柴火院的东北角有一地瓜井，是秋后盛地瓜用的。他们好几个人藏在里面，结果一块被抓。

因为大爷家大哥眼色不好，年龄又大，二哥耳朵聋幸免被抓，我三爷家大哥刘玉丰被抓，被迫当了国民党兵。从此一家人提心吊胆，担惊害怕。每打完一次仗，我父亲与三爷就带上煎饼，到战场上去翻看死尸，只要见不到大哥，就知道大哥还活着，这才稍微放了点心。

有一次，部队在桃园村驻防，我大哥真当够了兵，想要逃跑，因桃园村离我们村四五华里路，很近了。晚上部队在野外露营，大哥半夜里趁别人睡觉时偷着向自己村的方向爬去。因为那时人民生活苦，军队生活也不好，营养跟不上，我大哥夜盲，天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他在黑夜里爬了半天，却一下子抱住连长的腿了，连长惊恐地嚷道：“刘玉丰，你要干啥?”大哥赶快机灵地说：“我要解手，因为我夜盲看不见，就??”就这样，好歹混过去了。

又一次，八路军围攻桃园，国民党出水逃跑，我大哥忠厚老实，枪都不会放，只分了一颗手榴弹，在逃跑时，想干脆扔掉算了。但他不敢扔，怕响了，只好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慢慢放在了地上，从此逃回了家，躲藏着侥幸没有再被抓，直到解放。

在我三爷家的西厢房后，与他西邻的墙中间有一尺半左右的夹道，在夹道的南头，用砖又垒上了一道墙，截起了尺半见方的一块，跳进去刚好蹲下藏一人。有时我们在外玩耍，看到来抓壮丁的，我与二姐就马上跑回家送信，大哥就赶快躲在里面，就这样躲过了数劫，直到全国解放。

为了防范抓壮丁，我大爷与我父亲，出钱帮三爷家买上了胶角大车和骡子，让三爷家二哥赶车去了昌乐马车店，从此占起了一个人来，才避免被抓。这些都是国民党逼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