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岁那年正月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一进大门口，看到母亲抱着我四妹，一手给牛拌着草料，哭得抽抽搭搭，涕泪两下。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吓得我没敢上北屋，来到东厨房娘的身边，娘正炒着菜。我不解地问：“娘，我婶子是咋了？怎么哭得这样悲痛？”

娘说：“你婶子终于见到娘家的人了，北屋里她三舅来了，正在与你爷喝酒呢。娘家人也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外甥女了，你婶见到亲人她能不哭吗？又知道她姥姥和亲娘在十年前都相继不在了，所以哭得更痛了。快去见见你婶的舅舅，要叫姥爷，要有礼貌。领着你二妹三妹到这屋里吃饭。”说着娘又忙着炒菜。

我来到北屋里，怯生生的看着来人，白胡子老头比我父亲大不了几岁，说话有点侉。父亲赶紧说：“英子，过来快叫姥爷。”

我说：“姥爷好！ ”鞠了一躬，站在了一边。

父亲指着我说：“这是大闺女，十岁了，在学校上学。”

白胡子老头拉着我，看了又看说：“一晃二十二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长得与她娘、她姥姥一样一样的。当年她妈被卖失散的时候，比她大不了多少。”这时我看到老头的眼里含着泪花。

老头又说：“往事不堪回首，世事沧桑，天翻地覆，我们也都老了，但现在世道变了，太平了，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

我爷问老头：“三舅，你是怎样找到这里的?”

姥爷说：“是外甥女让章丘打铁匠给捎的口信。”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麦收的前几天，我们村大街上来了一伙打铁的铁匠，有打锄头的、馒头的，最多的是打过麦所用的镰刀的。叮叮当当的响声引来了许多围观的大人和孩子，十分热闹。

我婶子拾掇割麦时所用的场院，中午回家做饭，走到大街上，听到人们说话的声音，非常耳熟，不是当地口音，细一打听，是章丘人。婶子来到他们面前问道：“打铁的师傅是不是章丘人？”

那其中的一人说：“是呀，是呀，大嫂你要打什么家具？”

婶子说：“我不打什么，我是听着您口音耳熟，所以才动问，你们离明水镇远不远?”

那人一边干着活一边说： “我们就是明水镇人，大嫂你问这干啥？”

婶子说：“我也是明水人，出来多年了，我是随便问问，没什么。”

婶子看到人很多，没有细说赶快回了家。吃中午饭时，人们都回家了。婶子给他们送来了水、煎饼和咸菜。见到了故乡的亲人，分外亲切，说：“吃吧！没有好的招待你们，家常便饭，凑合凑合吧！”

打铁师傅们说：“我们带着大米、香米，一会干完活我们自己烧米饭，大嫂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婶子又问：“你们知不知道在明水以北五六里路的湛汪庄，庄里有一座五层高的楼，那就是我姥姥的家。”师傅们说： “知道知道，我们村离湛汪庄不到十里，而且我们也去过，大嫂你问这干啥？”

这时，师傅们干完了手中的活，抬头看着面前的人，都用疑惑的眼光，等待着母亲的回答。不说还好，一说母亲就眼里含着泪水，一五一十地述说了当年被卖的经过。又说：“我现在是快四个孩子了，抽不出空来回老家看看。求求好心的大哥回家时给带个口信，我们这里是寿光县纪台北边二里路远的西刘村。丈夫叫刘家治。”

师傅们说：“我们出来就是一年，到处走街串巷，不到年底我们不回家，但年底回家时一定把口信给你送到，请你放心！”

母亲回家后非常高兴，这么多年总算打听到家乡的事情了。从此以后，就天天惦念着故乡的信息。正月天，师傅们亲自向湛汪庄送的信，三爷盛情招待了来人，问明地址，就赶快赶来了。

我婶子的舅舅在我家住了两天，父亲领着他到处转了转，看了看北坡里大片的麦地。麦地东邻是三大爷家麦田，中间井上安着两家合买的水车，有水车的人家那时很少，翠绿的麦苗与没水灌溉的地截然不同。又到村东看了家中的菜园果园，家中的粮满囤花生满仓，丰衣足食，生活不成问题。婶子的舅舅放心的说着：“见到外甥女，我就放心了。今次能不能让她跟我一块回去，见见亲人？”

父亲说：“三舅，先别叫她跟你一块去，你给我留下地址，等我卖上两炉烟，准备好路费，我送她娘们一块去多住几天，你看怎样?”

白胡子姥爷说：“行，那我就先回去，以免他们挂念。”

第三天，送走了明水老家的客人，给他带上了些本地的土产，炒上了一大袋花生，以尽亲情之谊。客人走后，我们一家就开始润烟、调色，把挑好色的烟捆得一把一把的，卖了烟准备好路费，二十二年来，母亲日思夜想的心愿终于能得以实现，回到亲人身边。那久久被压抑的、魂牵梦绕的、昼思夜想的心情，是怎样的喜悦和激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