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批泡水的家书，我跟着周师傅，前后修了快两个月，总算在周末之前，收了尾。

送还的那天，周师傅特意带上我。委托人是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头发全白，拄着拐杖，在儿子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迎我们进门。周师傅把修复好的信纸，一张张摊在铺了软布的桌上，老太太伸出手，指尖悬在信纸上方，久久没敢落下去。

"这是你老伴儿写的？"周师傅轻声问。

老太太点点头，声音有点哑："他当年在外地当兵，一年也就回来一两趟，全靠写信。前年他走了，这些信被老屋漏的那场雨泡了，我心疼得好几宿没睡着，总觉得是把他这辈子说过的话，又弄丢了一遍。"

她逐字逐句地念着那些勉强能辨认的字迹，念到"望你保重身体，早去早回"那一句，忽然哽咽了，抬头冲我们笑了笑，眼睛却是红的："你们是不知道，这人年轻时候，嘴笨得很，一辈子没当面说过一句软话，全靠这几张纸，才敢把心里的话，写得明明白白。等他走了，我才后悔，当年该多问他要几封信才好，可惜他人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要把这些字，当回事儿地收好。"

临走前，老太太非要往我们手里塞几个自家腌的咸鸭蛋，说什么也不肯让我们空着手走，她儿子在旁边无奈地笑："我妈这人，谢人的方式，永远是往你手里塞吃的。"我捧着那袋还带着体温的咸鸭蛋，忽然觉得，这份朴素的、说不出口的感激，跟老太太念信时的哽咽，其实是同一种笨拙。

我站在旁边，喉咙一下子发紧，脑子里毫无征兆地，冒出了长乐巷那扇再也没一起站过的窗户，冒出了陆时安那句"别问了，行吗"，冒出了那只我至今没敢打开的铁皮盒子。

原来嘴笨的人，从来都不止他一个。原来这世上有太多话，都得靠一张纸、一件旧物，才敢郑重其事地，交到另一个人手上；也有太多念想，是等失去了，才追悔当初没能好好收着。

从陈老太太家出来，天色已经擦黑，我跟周师傅一路没怎么说话。路过工作室后巷，那只灰白花猫照例蹲在墙根下等我，见我手里没带吃的，也不恼，径自蹭了蹭我的裤脚，才慢悠悠地踱开。周师傅看着，笑道："修复这行，说到底，教人的不是手艺，是耐心——耐心去等一个东西，慢慢显露出它本来的样子，也别急着替它下结论。"

我没接话，心里却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嚼了很久。

回到出租屋，手机先响的是我妈的视频电话。她照例先问我吃饭没有、天冷不冷，唠了几句家常，忽然压低声音说："对了，前两天碰见陆时安他妈，听说他爸这两年身体不大好，血压高，前阵子还进医院住了几天，好在人没什么大碍。"

我心里咯噔一下："严重吗？"

"能有多严重，"我妈摆摆手，"就是上了年纪，身体零件该出毛病了。你别多想，我就是随口一提。"

挂了视频，我又拨通了顾星如的电话。她那边一接起来就是一阵热闹的背景音，说是正带着一群小学生排练元旦汇演，抽空躲到楼道里跟我讲话。这两年她考回了本地，在长乐巷附近一所小学当语文老师，忙是忙，声音里却透着一股扎实的踏实劲儿。

"临州怎么样？安顿得还顺利吗？"

"还行，今天刚把一批修复的家书交了工，挺有感触的。"我说，"倒是你，上次说的那个体育老师，处得怎么样了？"

"哎呀你还惦记这个呢，"她声音里带着点藏不住的甜，"处着呢，人挺实在的，就是我妈嫌他工资不如公务员，天天念叨。"

"你妈这毛病，跟我妈有得一拼。"我笑了。

"对了，"她话锋一转，压低了声音，"我妈前几天跟我念叨，说陆时安他妈跟她唠嗑，说时安现在到处跑，干摄影这行，还挺有点名堂，前阵子好像还去外地办了个展。"

我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只含糊地"哦"了一声，没接话，也没提我妈刚才说的，他爸住院的事。

"你俩这都毕业几年了，"顾星如叹口气，"真就一句话都不说了？"

"说什么呢，"我说，"这么多年，连微信都没怎么联系过，突然冒出来一句'你好吗'，怪奇怪的。"

"我看你是死要面子。"顾星如毫不客气地拆穿我，"对了，还记得当年我跟你说的，他们实验室那个女生吗？我后来问过一个在陇城读研的同学，说压根没听说他俩有什么，可能真就是我们那会儿瞎猜的。"

我握着手机，说不清心里那股轻轻松了口气的感觉，到底算不算合适。

"你还惦记着他呢吧。"顾星如的声音软下来，"未晚，我不是撺掇你干嘛，就是觉得都这把年纪了，有些事，与其憋着猜来猜去，不如问清楚，好歹落个痛快。"

"再说吧，"我说，"我这边工作才刚上手，没心思想那么多。"

挂了电话，我坐在窗边，看着临州这座陌生城市的万家灯火，忽然想起陈老太太念信时那句"当年该多问他要几封信才好"，又想起我妈那句轻描淡写的"他爸身体不大好"。

书桌角落，那只用旧毛衣裹着的铁皮盒子，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像是在等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的时机。

只是这一次，我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有些事，也许真的不能再这么一拖再拖下去了。

我把手机撂在一边，走到书桌前，第一次没有把那只铁皮盒子塞回抽屉最深处，而是就这么摆在桌面上。灯光底下，能看清盒盖上那些细密的划痕——有的是我小时候不小心磕碰的，有的，说不定是这几年，它跟着陆时安辗转各地时，添上去的新痕迹。

我伸手碰了碰那个小小的搭扣，指尖能感觉到金属被摩挲得发亮的触感。这只盒子，从我八岁那年开始装糖纸，到十五岁被交到陆时安手里，再到十八岁那年被他还回来，中间隔了整整十年；而我把它原封不动地锁在抽屉里，不敢去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又是整整四年。十年，加四年——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用了大半个青春，在跟这么一只巴掌大的铁皮盒子，较着一场谁都不肯先认输的劲。

我打开手机相册，翻出那张美术馆海报的照片，展期最后一栏印着"周末"两个字。盯着看了很久，最后打开备忘录，敲下一行字：这周六，去看那场展。

写完这行字，我又把目光挪回桌上的铁皮盒子，终究还是没有立刻打开它——只是这一次，我把它从抽屉深处，挪到了书桌最显眼的地方，像是在跟自己做一个约定：等这个周末过后，不管看见的是什么答案，都该给这只盒子，也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窗外，临州的夜色渐渐浓了下去，而我心里，却难得地生出一种，尘埃即将落定前，那种混杂着紧张与期待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踏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