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我可能要转学了"，在我们之间悬了整整一个傍晚，谁都没再提起。我们照常走那条抄近路的巷子，照常在巷尾的石阶上坐下写作业，只是我数学作业本上的字，一笔一划都写得比平时用力，像是要把什么攥住似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眼看着熟悉的日子要被打散。
九岁那年冬天，长乐巷落了一场很大的雪，也是那个冬天，我第一次知道，"家"这个字，是可以被拆开的。我爸妈吵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直到那年冬天，争吵变得频繁又激烈，腊月二十三那天，他们当着我的面，第一次把"离婚"两个字，摆在了饭桌上。我记得自己没有哭，只是握着筷子，愣愣地把碗里的饭吃完，直到放下碗，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胸口那种堵得慌的滋味。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溜达出门，走到巷口，正巧撞见陆时安端着一小碗热气腾腾的汤圆，说是他妈非让他给我们家送一碗，"讨个好意头"。他看我脸色不对，也没多问，只是在雪地里，陪我一声不吭地站了很久，冷得直跺脚，也没提出要先回家。
"你冷不冷？"最后还是我先开的口。
"还好。"他把那碗汤圆往我手里塞，"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捧着那碗汤圆，热气糊了满脸，眼泪却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我把这几天憋着的事，一股脑儿地跟他说了——我爸妈要离婚了，以后我可能没办法再天天见到他了。
陆时安听完，沉默了很久，才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那你搬去哪儿，我就跟我爸妈说，我们家也搬去哪儿。"
"你傻啊，哪有说搬就搬的。"我被他这句毫无逻辑、却又异常认真的话，逗得破涕为笑。
"那不然呢，"他梗着脖子，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反正只要你还在，长乐巷在哪儿，我们家就在哪儿。"
后来我妈最终没有搬走，只是在第二年，招了一个新的继父上门。第一次带他回家那天，我浑身绷紧，早早躲回了自己房间。那天晚上，陆时安翻墙过来找我——我们两家院墙之间，有一处早就松动的砖，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通道——他什么都没问，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副从他爸那儿顺来的扑克牌，拉着我在地板上玩了半宿的"憋七"，直到我妈在门外喊"该睡觉了"，才心满意足地翻墙溜回去。
如今回想起来，十五岁这年的转学风波，跟九岁那年的家庭变故，其实是同一种滋味——都是眼看着一件自己无力阻止的事，要把生活劈成两半，而每一次，陆时安都用他自己那套笨拙又认真的方式，凑过来陪我一起扛。
走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十一岁那年的秋天，也是这样一个黄昏。
那天我非要学骑车，借了隔壁家孩子那辆掉了链子修了又修的二八自行车，陆时安在后面扶着车座，一路小跑。他个子还没车把高，扶得很吃力，我却嫌他扶得不稳，转头催他："快放手，我自己能行！"
他真的放了手。
我骑出去不到十米，车头一歪，整个人连车带人栽进了路边的草丛里，膝盖蹭破了一大片皮，血珠一颗一颗渗出来。我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活不肯哭出声——这大概是我从小到大最要面子的一件事，越疼越要绷着一张脸，仿佛哭出来就输了。
陆时安跑过来的时候脸都白了，蹲在我旁边，手悬在半空，不知道该不该碰那道伤口，急得话都说不利索："你、你别硬撑着，疼就说疼……"
"我没事。"我死死咬着后槽牙，眼睛却憋得通红。
他忽然不说话了，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一颗话梅糖，剥开糖纸，也不管我要不要，直接塞进我嘴里。酸得我一激灵，眼泪反倒真的掉了下来——后来我才想明白，那颗糖不是为了让我不疼，是给了我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哭出来的借口：不是摔的，是糖太酸。
他就那样蹲在我旁边，一声不吭地陪我坐到天黑，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他把那辆掉链子的自行车重新拾掇好，说等我伤好了再教我骑。
四年后的这个傍晚，走在同一条巷子里，我忽然很想问他，如果他真的走了，以后我再学什么、摔了什么跤，是不是就再没有人会蹲在我旁边，一声不吭地陪着了。
我没问出口。十五岁的我们，好像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默契——只要谁都不说破，这件事似乎就还没有那么真实。
那天晚上，我翻出小学时攒的那只铁皮饼干盒，里面塞满了这些年攒下的糖纸，红的黄的，皱巴巴地叠在一起。我把盒子抱到陆时安家楼下，隔着窗户喊他下来。
"给你。"我把盒子塞到他手里，学着他八岁那年的样子，也是一声不吭。
他愣了很久，打开盒子看了看，又抬头看我，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哑："我肯定不走了。"
"什么？"
"我跟我爸说了，"他低着头，手指抠着盒子的边缘，"我说我在这儿有很重要的东西，不想走。"
我那时候没有多想，只当他是舍不得这条巷子、舍不得这群从小玩到大的同学。直到很多年后再回想起这一幕，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十五岁的陆时安站在昏黄的路灯底下，其实已经把一句我用了很多年才敢听懂的话，说得清清楚楚——就跟九岁那年他说的"长乐巷在哪儿，我们家就在哪儿"一样，从头到尾，他大概都是当真的。
那年秋天，陆时安留了下来。我们一起升入了同一所高中，走进了长乐巷再往外一点点的世界——只是谁都没想到，比起转学，还有更难熬的告别，正安安静静地等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