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星很少和我一起吃饭。那天是例外，蒋星说请客，叫了几个人，他来了。餐厅是他挑的，一家开在写字楼底下的日料店，门面不大，菜单上没有价格。他坐下来，不看人，不和服务员对视，点菜的时候只用下巴指，指一下，说两个字，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人脸上。服务员是个小女孩，看起来二十出头，倒茶的时候手抖了一下，茶洒在桌面上，一滴，落在他的手机旁边。

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看了那个小女孩一眼。那个眼神我见过，他看我的时候偶尔也会有，但没这么重。那个眼神是冷的，不是冬天的那种冷，是那种——像你踩死一只蚂蚁之前，低头看它的那种冷。无所谓，不在乎，就好像是个东西，但不是人。

小女孩脸红了，连说了三声对不起，用纸巾擦桌面，纸巾湿透了，破了，纸屑粘在桌上，她又擦，越擦越脏。他收回目光，拿起手机，用拇指擦了擦手机屏幕上的那滴水，擦得很慢，像是在擦什么脏东西。然后他把手机放下，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什么，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现在的服务员，连水都倒不好。”

没有人接话。蒋星在点菜，没听见。旁边的几个人低着头看菜单，假装没听见。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皱了皱眉，把杯子放下了，放的时候杯底磕在桌面上，嗒的一声，不大，但那个小姑娘的肩膀抖了一下。她站在旁边，手里还攥着那张破了的纸巾，指节泛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蒋星把茶杯推到了桌边，推得很慢，慢到像是在画一条线。茶杯停在桌沿上，晃晃悠悠的，她赶紧伸手扶住。他没有看她，拿起菜单，翻了一页。

后来我才知道，蒋星不是针对那个小姑娘。他对所有“伺候”他的人都这样，餐厅的服务员，商场的导购，小区的保安，还有他家的保姆。他对这些人说话的时候，声音永远是平的，词永远是少的，眼神永远是那种——你是一把椅子，你是一盏灯，你是一个会动的、但不需要被看见的东西。他不骂人，不打人，不投诉。他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人。

有一次在商场，一个发传单的男孩拦住了蒋星，说：“先生您好，我们新开了一家健身房。”他没有停，继续走，那个男孩跟了两步，他的手抬了一下，不是推，是挡，挡在男孩的胸口前面，手掌朝外，五指并拢，像一扇关上的门。男孩退了一步，他继续走了，没有回头。那个男孩站在原地，手里的传单还举着，举了几秒，放下来了。

我问他：“你刚才干嘛那样？”

“哪样？”

“那个发传单的。”

“他挡我路了。”语气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看着他的侧脸，看着他那条从耳垂一直延伸到下巴的、硬邦邦的线，忽然觉得那张脸不是石头，是刀。刀不砍人，刀只是锋利。锋利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他和唯一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那把刀收起来了，藏在鞘里，藏得很好，好到你以为他从来就不是一把刀。但刀就是刀，不会因为收了鞘就变成别的东西。他死的时候，我想，那把刀终于可以不用收了。他累了那么久，累就累在又要锋利又要藏。现在好了，不用藏了。也不知道那把刀现在在哪，也许在他骨灰盒里，也许早就碎了，碎成粉末，和那些灰混在一起，谁也分不清哪粒是刀，哪粒是灰。

他死后的第三天，我开始接到一些电话。不是慰问的。

第一个电话是高中同学打来的。那哥们说：“你知道吗？当年他转学过来，不是因为搬家，是因为在原来的学校把一个人打了。打得很重，对方住院了。问他为什么打，他不说。后来有人说是那个同学说了他妈妈什么。”

“他妈妈？”

“他从来不提他妈，谁提他跟谁急。有一回班主任在班上念家庭情况调查表，念到他妈的名字，他当场站起来，把桌子掀了。桌子翻了，书撒了一地，他站在那儿，脸白得像纸，嘴唇在抖，但一个字也没说。班主任愣在那里，全班没人敢出声。后来他出去了，一整天没回来。”

第二个电话是大学室友打来的。“你是他朋友？这人还有朋友？……他为什么没留在上海？呵，不是因为他说的家里有事，是因为他跟导师闹翻了。导师让他改论文，他不改，说导师不懂。导师说你不改没法毕业，他说那就不毕业了。后来是他女朋友去求的导师，在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个下午，导师才松的口。”

“他女朋友？”

“就是那个，眼睛亮亮的。他从来没跟我们提过她，但有一次我们聚餐，她打电话来，他接了，没说两句就挂了，说烦不烦。我们问他谁啊，他说不认识。”

“不认识？”，那人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轻得像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

第三个电话是邻居打来的。“他为什么搬家？不是因为他说的想换个环境，是因为他跟楼下的保安吵了一架。保安拦了他的车，因为车牌没登记，他下车，走到保安面前，没说话，就那么看着保安，看了很久。保安被他看得发毛，让开了。第二天保安辞职了，说这个人太吓人，看人的眼神像刀。后来这人搬家了，搬到一个没有保安的小区，就是那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的那个。他住进去以后，从来不跟邻居打招呼，有人跟他说话，他就点个头，点完就走，步子很快，像躲瘟神。”

我挂了电话，电话像从火里捡出来的烫。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照着楼下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我坐在沙发上，手握着手机，手心全是汗。我想起他死之前，有一天晚上，他坐在这个沙发上，手里拿着那盒蓝色的曲奇罐子，没打开，就那么拿着。我问他：“你怎么不吃？”

“不饿。”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看着那个罐子，看着城堡的窗户，看着那些小小的、圆圆的、像一个个睁不开的眼睛。他的手指在罐子上摸了摸，摸得很慢，像是在摸一个很久不见的人的脸。

我把那些电话里的内容想了一遍，又忘了一遍。我伸手把罐子拿过来，打开。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股淡淡的、抹茶的苦味，还残留在铁皮上，很淡，淡到像是错觉。我把盖子盖回去，放回原处，放的时候手指在罐子上停了一下，停了几秒，收回来了。

窗外的路灯闪了一下，没有灭，继续亮着。楼下有人走过，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整栋楼安静下来，安静得像一座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