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冬天不算冬天。十一月了，三角梅还开着，紫色的花瓣落在人行道上，被人踩成一小团一小团的，像淤青。我来到这座城市已经小半年，在一家小吃店打工，店面不大，夹在两家五金店中间，招牌被油烟熏得发黄，上面写着“阿福小吃”，四个字缺了一个角。我每天的工作是包饺子、煮面、擦桌子、拖地，收工以后数一数今天的营业额，记在本子上，字写得比以前工整了很多，因为没有人再替我做这些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以前的事了。那些高楼，那些酒杯，那些被人捧着的、被人怕着的、被人恨着的日子，像一场梦。梦醒了我躺在一张吱呀作响的单人床上，天花板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眼睛，闭不上，我看着那只眼睛，看了很久，看到眼睛花了，看到那只眼睛变成了别的什么，变成了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蹲在厕所里，变成了一个端着酒杯的客人甩在脸上的钞票。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很薄，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廉价的，刺鼻的，但闻久了也就不觉得了。

那天下着雨，不大，细细的，像有人在天空撒了一把盐。店里的客人不多，一个穿雨衣的老头在吃拌面，一个年轻妈妈在喂小孩吃蒸饺。我站在收银台后面，手闲着，在抠台面上的一张贴纸，贴纸粘得很牢，指甲抠断了也没抠下来。门开了，进来一个中年男人，穿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伞尖往下滴着水。男人点了一碗牛肉面，加一个卤蛋，说要打包。我转身去煮面，面条扔进沸水里，散开，像一把白色的扇子，捞面，加汤，加牛肉，加卤蛋，放进塑料袋里，袋子的提手不太好系，系了两次才系好。

我把袋子放在柜台上，说：“好了。”男人从口袋里掏钱，掏了半天，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块，放在台面上。我找零，把硬币一枚一枚地放在男人手心里，男人接过去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忽然又说了一句：“再加一个卤蛋。”

我已经把锅洗了，水还没烧开。我说：“等一下。”重新开火，重新下蛋，蛋在沸水里翻滚着，白色的蛋清慢慢裹住黄色的蛋黄，像一个什么东西在成形。我捞出来的时候，蛋破了，蛋黄流出来，染黄了汤，看着那颗破了的蛋，犹豫了一下，还是放进去了。我把袋子系好，放在柜台上。

“破了，我重新给你煮一个。”

“不用了，就这个吧。”

我把袋子拿起来，又放下了，重新拿了一个蛋，重新下锅，这一次我盯着锅里的蛋，盯着它从生到熟，盯着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没有破的、圆圆的卤蛋。我捞出来，放进袋子里，系好，递过去。男人接过去的时候，看到了我的手指。刚才那颗破了的蛋还在，和这个完整的一起，在袋子里挨着，像两个不认识的、被硬塞在一起的东西。

“你做得多了一个，”男人说，“我付两个的钱。”

我把那个破了的蛋从袋子里拿出来，“不用了，破了不要钱，这个你拿走。”我的手指捏着袋子，袋子很烫，烫得指腹发红，我没有松手。男人看了我一眼，忽然把伞夹在腋下，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柜台上，推过来。

“给你。”

是一包烟，没拆封的，红色的。

从来不碰的牌子。

男人说：“我戒了，你留着抽。”

男人走了。伞尖在地上划出一道细细的水痕，弯弯曲曲的，像一条河。我站在收银台后面，手里还握着那袋面，袋子的提手勒着手指，勒出一道红印子。我低头看着那包烟，看着那包没有拆封的、被人随手给的、不值什么钱的烟，眼眶忽然湿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想起那个酒吧，那个碎了的酒杯，那个抬起的手，那叠甩在别人脸上的钞票，想起那个服务员蹲下来捡钱的样子，蹲下去的时候膝盖磕在地上，很响的一声，但那个服务员没有皱一下眉头，捡完了站起来，面无表情地把钱叠好，塞进围裙的口袋里，说了一句“对不起”。对不起。

我拿起那包烟，翻过来，看着背面那行字。字很小，印在白色的纸上，写的是“吸烟有害健康”。我把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没有拆，放进了裤兜里。裤兜里有一把零钱，一张纸巾，和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已经化了又干了的、黏在布上的糖。那包烟和那些东西挤在一起，挤得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人的口袋里装满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东西。

那天下班以后，我没有直接回宿舍，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雨已经停了，地上湿漉漉的，反着路灯的光。三角梅的花瓣落了一地，紫色的，被雨水泡烂了，烂成了一摊紫红色的泥，和泥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花哪个是泥。我从兜里掏出那包烟，拆开，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从另一个兜里摸出打火机，打了几下，着了。火苗很小，在风里晃了晃，稳了，吸了一口，呛了一下，咳了两声，咳的时候烟从鼻子里喷出来，呛得眼泪都出来了。不是因为呛才流的泪。

抽完那根烟，把烟头掐灭在台阶上，掐出一个黑色的印子，圆的，小小的，像一个句号。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把剩下的那包烟揣进兜里，走回了宿舍。宿舍的灯还亮着，室友在打游戏，键盘噼里啪啦地响，屏幕的光一闪一闪的，把我的影子投在墙上，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我走到水池边，打开水龙头，洗了手。水很凉，凉得他手指发僵，我搓了搓，搓到手指热了，关掉水龙头，用围裙擦了擦手。围裙上沾着面粉，面粉沾在他手上，白白的，像一层薄薄的壳。我把那层壳搓掉了，搓掉了以后手是干净的，干净的像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

忽然想起那条路。不是眼前的这一条，是另一条，在很远很远的山里，山高路陡，孩子们每天要爬过一段几乎垂直的岩壁才能到学校。以前的家里曾经资助过那条路的修缮，不是因为他们心善，是因为那段时间家里需要做一件“体面的事”来应付那些盯着他们的人。钱打过去了，施工队也进去了，但我让人留了一截——最险的那段，只修了一半。

视频是工头发给我的。画面抖得很厉害，手机举得太高了，能看见几个小点从山脚往山上移动。凑近了才看清，是几个小孩，背着书包，手脚并用地爬那道没有修完的陡坡。书包太重了，有一个小孩爬了几步滑下来，又爬，又滑，膝盖磕在石头上，隔了那么远，我都觉得疼。

我没有觉得疼，把视频放大，看那个小孩的手指抠进石缝里，指甲盖发白，像一只壁虎。我想笑，把视频转给了一个人。

那个人后来把那段路修好了。不是因为我开口，那个人自己找的施工队，自己盯着图纸，自己去的现场。据说他在那座山里待了三天，住在村长家，吃的是土豆和玉米糊，晚上被跳蚤咬得满腿是包。回来以后什么都没说，只是把那笔钱打到了账户上，备注写了两个字：“修路。”我把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真讨厌那两个字的干净。

雨水顺着窗台往下流，流过烟头，把烟头浸湿了，黑色的烟丝从滤嘴边缘撑出来，像一截腐烂的根。

那座山里的路后来一直没有坏过。过了几年有人给我发过一张照片，路面上铺了新的一层水泥，两边加了栏杆，栏杆刷了白漆，远远看去像一条盘在山腰的银蛇。我没有保存那张照片，也不想去那条路。只是在某些下雨天，坐在台阶上抽烟的时候，会忽然想起那几个爬在岩壁上的小孩，想起他们膝盖上磨破的裤子，想起那只抠进石缝里的手指。我把烟吐出来，看着烟雾被雨水打散，散了就不见了。那个人的清高不见了，他的得意也不见了。还剩什么。还剩我坐在这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城市，坐在一家小吃门口的台阶上，手里夹着一根自己买的、没人送的、便宜的烟。雨还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