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视窗的玻璃上有几道划痕，像指甲刮过的痕迹。我坐在这一边，椅子是铁的，凉的，凉得屁股发麻。宇婷坐在我旁边，她的手放在我胳膊上，没说话，只是放着。对面那扇门开了。

周砚明走进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

不是瘦了。是变了。头发还是黄的，比上次更黄了，像枯草，发根的黑已经长出来一大截，黄黑分明，像一条警戒线。眉毛也漂成了黄色，两道淡黄的眉，像两片秋天的落叶贴在眼睛上方，看起来不像真的。他穿着橘色的看守所马甲，很大，挂在他身上，像一面没有风的旗。他的手腕上有一圈红印子，手铐勒的，还没消，红红的。

周砚明坐下来，拿起电话，动作很慢，慢得像是在演慢动作。他看着玻璃这边的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的笑是不在意的、懒洋洋的，现在他的笑是放肆的，嘴角咧得很大，露出两排牙齿，像一头知道自己要被宰了的羊，反而不怕了。

“哥，”他说，声音从电话听筒里传出来，有点失真，像隔着一层水，“你来了。”

“嗯，怎么弄那么难看。”

“这是新嫂子？”他看着宇婷，歪了一下头，眉毛挑了一下，那两道黄色的眉毛在脸上显得很滑稽，像马戏团的小丑。

宇婷没说话，只是翻了白眼，头转向另一边。

他把电话换到左手，右手抬起来，举到玻璃前，让我看他手腕上的红印子。“哥你看，”他说，语气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好玩的事，“那些警察给我手都嘞红了。不过我记得他们长什么样。”他说“记得他们长什么样”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不是那种天真的亮，是那种——说不上来，像火柴划着了，噗的一下，烧完了就灭了。

我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紧了。宇婷的手指在我胳膊上收紧了一点。

“里面怎么样？”我问。

“挺好的，”他说，“有饭吃，有觉睡，就是没网。不过也用不着网了。”他把电话换回左手，右手在桌上敲了两下，嗒嗒的，像在打什么节奏。“哥，你给我请的律师呢？”

“在办。”

“快点呗，”他说，“我想出去。这里面太闷了。”他说“太闷了”的时候，往后靠了靠，椅子吱呀一声，他仰起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灯，外面罩着铁丝网，灯光白惨惨的，照在他脸上，把那两道黄眉毛照得更像假的。他忽然又坐直了，凑近玻璃，近到鼻尖快要碰到玻璃上，近到我能看见他眼睛里的血丝。他压低声音说：“哥，他迟早会死你信吗？而我啊……马上就出去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不是怕，是别的，是那种——像有什么东西在胸口里裂开了，裂得很慢，慢到你能听见裂纹延伸的声音。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血丝，有黑眼圈，有疲惫，有疯狂，还有一点别的东西，一点我以为早就没有了的东西——孩子气。那种要糖吃的、不给我就哭的孩子气。他还在。只是被埋在那房子底下，埋得很深，深到他自己都找不到了。

“你疯了。”我说。

“我没疯，”周砚明笑了，笑得很开心，像一个得到了夸奖的孩子，“哥，我清醒得很。比以前都清醒。”

探视时间到了。警察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把电话挂了，挂之前说了一句“哥，抓紧时间啊，我身上痒痒想洗澡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平常得像在说“哥，今天晚饭吃什么”。然后他站起来，被警察带走了。他走路的姿势变了，以前是轻快的，现在是一摇一摆的，像一只企鹅，橘色的马甲晃来晃去，手腕上的红印子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然后门关上了。

我坐在椅子上，电话还握在手里，听筒里是嘟嘟嘟的忙音。宇婷把我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把电话放回去。她的手很暖，我的手指很凉，凉得像死人。

出了监狱大门，阳光刺眼。我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宇婷拉着我往车的方向走。上了车，我发动引擎，没开，握着方向盘，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天。天很蓝，蓝得不讲道理，蓝得像一块崭新的画布，什么也没画上去。

宇婷在副驾上坐着，过了一会儿说：“你真想把毒虫放出来？”

我没有接话。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每个字都咬得很准。她说“毒虫”的时候，嘴型是圆的，像含着一颗没吐出来的核。我看了她一眼，她的侧脸很平静，像一潭死水，底下什么也没有。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嗒，嗒，嗒，像在数什么。

“他不是我弟弟。”我说。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吃了一惊。不是因为他不是，是因为我说出来了。我把那个藏了很久的东西从嘴里吐出来了，像一个鱼刺，卡在喉咙里好几年，终于出来了，但喉咙还是疼的，空落落的疼。

宇婷没有问为什么。她没有问“什么叫不是你弟弟”，没有问“那他是谁”，没有问“你什么意思”。她只是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我挂挡的手上，握了一下，握得很紧，紧到我能感觉到她指骨的形状。

我踩下油门，车开出去。路两边是农田，麦子已经收割了，只剩下齐刷刷的麦茬，黄褐色的，像一块巨大的磨砂纸。远处的天边有一棵树，孤零零的一棵，站在田埂上，不知道是谁种的，也不知道长了多少年。它的枝丫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像一个在喊什么的人，但喊不出声。

车开了很久，宇婷忽然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他说的迟早会……”

“我知道。”

我没再说。宇婷也没再问。车窗外的风灌进来，带着泥土的腥味和秸秆烧过的焦味，呛得人想咳嗽。我按了一下车窗按钮，玻璃升上去，风被关在外面，车里忽然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有人在敲门。

手机响了。我瞥了一眼，是他的名字——蒋星。

我没有接。手机震了又震，停了。过了几秒，又震了。宇婷帮我接起来，按了免提，把手机放在中控台上。

“你去看他了？”蒋星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平静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看了。”我说。

“怎么样？”

“变了。”我说，“眉毛也漂黄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蒋星说：“你想他弄出来？”

我的手紧了一下，方向盘被攥得吱的一声。

“你说什么？”

“他这样在里面，不是办法。”蒋星的声音还是那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要下雨。“出来以后，得让他再碰那个……你是这么想的吧兄弟。”

我忽然想笑。不是好笑，是另一种笑，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了一眼，发现自己已经在半空中了，那种笑。要把一个毒虫从监狱里捞出来，说“得让他再碰那个”。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真诚的，是真的觉得这是对的，是真的觉得这是体面。摆在外面的体面。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体面。他救了我弟弟，弟弟就会感恩，就会听话，就会改。多好的故事，多圆满的结局，多体面。

可是他知道弟弟不是我的亲弟弟吗？他知道弟弟手机里存着那些照片吗？他知道弟弟在探视窗里说“我记得他们长什么样”时眼睛里那根划着的火柴吗？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但他还是要做这件体面的事。因为他是蒋星。因为他永远在做彻底的，体面的事，让人挑不出毛病的事。他把弟弟送进去的时候是体面的，现在要把弟弟捞出来，也是体面的。体面是他的壳，他住在里面，壳很厚，厚到谁也打不碎。

“你再想想。”我说。

“不用想了。”他说，“我来安排。”

电话挂了。中控台上的屏幕暗了，只剩下导航的光，蓝色的，照着我和宇婷的脸。宇婷的脸在蓝光里显得很白，白得像纸，上面什么也没写。

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路边的野草很高，有一株狗尾巴草伸到了车窗边上，在风里晃来晃去，毛茸茸的，像一个在点头的人。我盯着那株狗尾巴草看了很久，久到宇婷以为我睡着了，推了我一下。

“走吧，”她说，“天快黑了。”

天确实快黑了。西边的云被夕阳烧成了橘红色，一层一层的，像没洗干净的调色盘。那棵孤零零的树站在田埂上，影子拉得长长的，长到像一条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我重新发动了车，打开了车灯。两束光照出去，照在空旷的田野上，照在那条笔直的、没有一辆车的路上。路很长，长到车灯照不到头。路的两边什么也没有，只有麦茬，只有风，只有越来越浓的夜色。

宇婷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暖，我的手很凉。她握得很紧，紧到我觉得自己的手指快要断了。我没有抽回来。我让她握着，握着，一直握着，握到下一个路口，握到再下一个路口，握到这条路的尽头。

路的尽头是什么，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没有。也许是一扇门，也许门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盏灯，灯开着，照着空荡荡的房间，照着桌上那盒没打开的曲奇，照着那杯凉透了的牛奶。

我踩下油门，车快了一点。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口哨声，细细的，尖尖的，像一根针，扎在耳膜上，扎了一路。

宇婷的手还握着我。我没有松开，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