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馆的走廊很长，灯管坏了一半，剩下的那几根嗡嗡地响，光惨白惨白的，照得人的脸像纸糊的。我站在走廊尽头，靠着墙，墙是凉的，凉得我的后背发木。我没有进去，只是站着，等。

门开了。先出来的是蒋星叔叔身边的人，一个穿黑西装的男的，手里捧着一个深褐色的骨灰盒，方方正正的，很小，小得不像能装下一个人。他后面跟着他叔叔，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都是男的，都穿黑衣服，表情都很平，像一群来办差事的，办完了就走。

唯一跟在最后面。

她走得很慢，步子很小，像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她的脸很白，不是那种没化妆的白，是那种从里面透出来的、没有血色的白，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纸，干了，但皱痕还在。她的眼睛是红的，眼眶是红的，鼻头是红的，整个人像一只被煮过的虾，但那只虾已经死了，不会再疼了。

她追上来了。她的手抓住了那个穿黑西装的人的胳膊，不是拍，不是拉，是抓住，五指收拢，指甲陷进黑色的布料里，陷得很深。她的手指在抖，整个手臂都在抖，但她的声音是稳的，稳得像一根钉进墙里的钉子。

“给我，你们想要多少钱都给你们。”她说。

那人停下来，看了他叔叔一眼。他叔叔没看唯一，看着那个骨灰盒，看了两秒，然后抬起头来，看着她的脸。他的脸和蒋星有些像，眉眼像，下颌的线条像，连抿嘴唇的样子都像。但他的眼睛里没有蒋星的那种东西，那种软的东西，那种会在半夜爬起来骑车送药的东西。他的眼睛里什么也没有，空的，像两口枯井。

“女人拿到我们家的骨灰，”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一把尺子，一下一下地量，“会带来厄运。”

他的手抬起来，不是推，是拨，像拨开一根挡路的树枝。她的身体就跟着那只手转了一下，踉跄了两步，膝盖磕在地上，手撑了一下地，没撑住，整个人坐在了地上。她的裙子沾了灰，膝盖那块破了一个口子，露出一小块擦破的皮，红红的，像一颗还没熟的草莓。

她没有叫，没有喊，没有哭。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个骨灰盒被那个人捧着，走过了走廊的拐角。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听不见了。走廊里只剩下灯管的嗡嗡声，和她的呼吸声，很轻，很急，像一只跑累了的小动物。

我站在走廊尽头，看着她坐在地上，看着她膝盖上那块破了的皮，看着她裙子上的灰。我的脚动了一下，只是动了一下，没有迈出去，把脚收回来了，收回到原来的位置，鞋尖抵着墙根，墙根的踢脚线是黑色的，橡胶的，有一截翘起来了，像一条死掉的蛇。

我转过身，走了。皮鞋踩在地砖上，嗒，嗒，嗒，声音不大，但走廊太空了，空得能把每一个声音放大，放大到刺耳。我没有回头。我不知道是不忍看，还是不想看。也许是一样的。也许不忍就是不想，不想就是不忍。

电梯门开了，我走进去，按了一楼。电梯门关上的时候，从门缝里看见走廊尽头还亮着那盏惨白的灯，还听见那嗡嗡的声音。门关上了，那些都被关在了外面。电梯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一个不会讲故事的人，只会重复同一个字。

出了殡仪馆的大门，阳光刺眼。我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亮着，有一条新消息，是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他点开，密密麻麻的字，只看懂了一行：“您作为周先生遗嘱指定的财产继承人之一……”

我把手机按灭了，屏幕黑下去，我的脸映在上面，惨白，眼眶底下有两团青，像被人打了两拳。我盯着那个黑屏幕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机揣回兜里，上了车。

车里的温度很高，晒了一上午，座椅烫屁股。我没有开空调，把车窗摇下来，风灌进来，热乎乎的，带着柏油路的味道和远处烧烤摊的油烟味。我握着方向盘，没有发动，就那么坐着，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天。天很蓝，蓝得刺眼，蓝得不像真的，蓝得像一块巨大的、没有缝隙的幕布，把什么都遮住了。

手机又震了一下。我没看。

我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眼皮底下是红的，光透过皮肤，照出一片暖洋洋的红。那个红色很均匀，没有杂色，没有阴影，像一块刚刚被涂满的画布，什么也没画，什么也不会画了。

风吹进来，吹在我的脸上，吹在我的头发上，吹在我握着方向盘的手上，手指动了一下，只是动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

那天晚上酒吧的灯是暗红色的，像凝固的血。我坐在吧台边，手里握着一杯没怎么喝的威士忌，冰块已经化了大半，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

唯一坐在角落的卡座里，一个人。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喝了很多。桌上摆着好几个空杯，有的倒了，有的还立着，像一片被风暴席卷过的城市。她的头发散着，遮住了半边脸，露出来的那半边是湿的——不是汗，是泪。眼泪从她的眼睛里不停地流，流过颧骨，流过下颌，滴在桌面上，滴在她自己的手背上。她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淌着，像是已经流了太久，久到懒得擦了。

她比以往更漂亮。不是那种健康的、明媚的漂亮，是那种——像一朵花在被霜打蔫之前，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开出来的漂亮。花瓣的边缘已经开始发黄，但花心还是红的，红得刺眼，红得让人想伸手去摸，又怕一碰就碎了。

我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她没有抬头，只是拿起酒杯又喝了一口，酒从嘴角溢出来一点，顺着下巴往下淌，她用手背抹了一下，动作很粗鲁，不像她。

“你怎么在这儿？”我说。

她没有回答。过了很久，久到他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忽然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眼睛。她的眼睛是红的，肿的，瞳孔涣散，像两颗被水泡过的玻璃珠，看不清里面映着什么。她说：“他走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他们都走了。”她又说，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他走了，他们把骨灰拿走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她的手在桌上摸索，摸到一个杯子，端起来，发现是空的，又放下了。放下的时候杯子倒了，滚了一下，停在桌边，差一点就掉下去。

我伸手把杯子扶正。我的手指碰到她的手指，她的手指是凉的，凉得像冰，他缩了一下，没有缩回去。她反手握住了我的手，握得很紧，紧到我能感觉到她的指甲陷进我的手背，陷进我的皮肤，陷进我的血管。

“我只有你了。”她说。

这四个字像一把刀，从她的嘴里吐出来，扎进我的胸口。不疼，但闷，闷得他喘不上气。我看着她的脸，那张被眼泪泡得发白的脸，那张比以往更漂亮的脸，那张不属于我的脸。我知道她不正常。她喝醉了，她悲伤过度，她说的不是真的，她不可能只有我，她还有别人，还有朋友，还有未来，还有很多很多我永远够不到的东西。

但身体比脑子更早做出了反应。

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快了，快了，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我的血液在往某个地方涌，涌得头晕，涌得口干，涌得忘了自己是谁。我知道这叫劣根性，叫男性的劣根性，叫那些读了那么多书、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的东西。它们没有走，它们只是睡着了，睡在我骨头里，睡在血液里，睡在我以为早就干净了的地方。现在它们醒了，醒得比任何时候都凶猛。

我站起来，绕过桌子，坐到她旁边。我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的肩膀很窄，窄得我的手几乎能包住。她的身体在抖，不知道是冷还是哭的。我把她拉过来，她没有抗拒，靠在我肩上，头发蹭着我的下巴，痒痒的，带着酒气和眼泪的咸味。

“我只有你了，”她又说了一遍，声音闷在我的衣服里，闷闷的，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回声，“你别走。”

“我不走。”

我带她离开了酒吧。她走不稳，整个人的重量都靠在我身上，她的手臂环着我的腰，她的脸埋在我的颈窝里，她的呼吸打在皮肤上，热热的，带着酒精的灼烧感。我的手搂着她的腰，她的腰很细，细到我觉得一用力就会断。我的拇指隔着衣料在她腰侧画了一个圈，她没有反应，她已经快站不住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她带进房间的。我只记得门关上的一瞬间，屋里很暗，只有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线光，橘黄色的，像一根快要燃尽的蜡烛。她站在我面前，低着头，头发垂下来，遮住了整张脸。她伸手把头发拨到耳后，露出那张湿漉漉的脸，那张比以往更漂亮的脸。

她看着我。我看着她。

我吻了她。她的嘴唇是咸的，眼泪的味道，酒的味道，还有一点点抹茶的苦味——也许是错觉，也许是残留在我记忆里的什么东西。她的嘴唇在抖，她的身体在抖，她的手指抓着我的衣领，抓得很紧，紧到指节泛白。我的手从她的腰滑到她的后背，滑到她的肩胛骨，那块骨头凸出来，像一只还没长全的翅膀。我把那只翅膀握在手心里，感觉到它在微微颤动，像一只受了伤的鸟。

她开始解我的扣子。手指不灵便，解了半天才解开一颗。我没有等，自己解了。衣服落在地上，没有声音。她的皮肤在橘黄色的光里显得很白，白得像瓷器，白得像月光，白得像她从来没有被太阳晒过。她的锁骨下面有一颗小小的痣，深褐色的，像一滴墨落在宣纸上，洇开了，洇成一个淡淡的圈。我低下头，嘴唇贴在那颗痣上，她的身体向后仰了一下，像是要躲，又像是要迎。

她的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攥着我的发根，攥得很紧，紧到我的头皮发疼。她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很小，小到只有嘴唇在动。我没有听清，也不想听清。我的手从她的后背滑到她的腰，从她的腰滑到她的髋骨，从她的髋骨滑到她的腿。她的腿很凉，凉得像刚从冷水里捞出来的，我的手指在她的大腿上留下五个浅浅的印子，像五瓣还没开的花。

她忽然哭了。不是之前那种无声的流泪，是真正的哭，肩膀一耸一耸的，喉咙里发出呜咽的声音，像一只被踩住了尾巴的小动物。她哭着说：“我什么都没有了。”她的眼泪掉在我胸口上，一滴一滴的，烫的，烫得我缩了一下。我说我知道。她说你不知道。我说我知道。

我没有停下。

我的手继续在她身上游走，像一条蛇，冰冷的，贪婪的，饥渴的。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一个他不想认识的人。那个人住在我身体里，住了很久，一直在等，等一个机会，等一个借口，等她说出那句“我只有你了”。现在他出来了，他控制了一切，他把那个读了那么多书、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劣根性的男人关进了笼子里，关得很紧，紧到那个男人喊不出声。

她不再哭了。她安静下来，安静得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她的眼睛闭着，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在光里闪了一下，灭了。她的手从我的头发上滑下来，垂在身体两侧，像两根断了线的绳子。她的呼吸慢慢变匀了，变慢了，变轻了，轻到几乎感觉不到。

我的动作也慢了下来。不是停下了，是慢了下来，像一台没油的机器，在耗尽最后一点能量之前，还在徒劳地转着。我看着她闭着的眼睛，看着她湿透的睫毛，看着她锁骨下面那颗小小的痣，看着她被眼泪泡得发白的嘴唇。我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别的，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怎么都甩不掉的累。

我的眼皮沉了，想睁着，但睁不开了。黑暗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涌过脚踝，涌过膝盖，涌过腰，涌过胸口，涌过下巴，涌过嘴唇，涌过鼻尖。我沉下去了，沉进一个没有梦的、黑色的、什么也没有的地方。

我睡着了。

后来我才想起来，是在那个时候睡着的。在她的身上，在她的怀里，在她那句“我只有你了”还没完全消散的空气里。他睡着了，像一盏被人随手关掉的灯，噗的一下，灭了。灭了就再也没有亮起来。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照在地板上，照在她的鞋上，照在我扔了一地的衣服上。她不在。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在该放的位置，床单上没有皱褶，什么都没有。好像她从来没有来过。好像昨晚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好像我躺在那里，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人。

我坐起来，头很疼。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杯底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你陪我。我先走了。”字写得很潦草，像是赶时间，又像是在躲什么。

我端起那杯水，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的像昨天她在酒吧里的手指，凉的像她大腿上的皮肤，凉的像她眼泪滴在他胸口时的温度——不，眼泪是烫的。只有眼泪是烫的。

我把水杯放回去，杯底磕在床头柜上，嗒的一声，很轻，轻得像一个句号。

我只记得自己睡着了，睡得很沉，沉到没有梦，沉到没有光，沉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躺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里，睁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手机震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是宇婷的消息：“你在哪？”

我没有回，把手机扣在床上，屏幕朝下，压在被子底下。被子是白色的，酒店的那种白，白得刺眼，白得让人觉得冷。

我坐在床边，坐了很久。窗帘缝隙里的光慢慢移动着，从地板上移到墙上，从墙上移到天花板上，移到那个我够不到的地方。我看着那道光，看着它一点一点地消失，像一根蜡烛烧到了最后，噗的一下，灭了。

房间又暗了。我没有开灯，坐在黑暗里，像一尊被人遗忘了的雕塑，身上落满了灰，但没有人来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