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报告是下午三点出来的。
他没有立刻打开。护士把信封递给他，他接过去，说了声谢谢，然后走进楼梯间。医院的楼梯间很少有人走，门一关，外面的嘈杂声就被隔断了，只剩下一盏白色的日光灯，嗡嗡地响，照得墙壁上的裂缝一清二楚。他靠在墙上，手里拿着那个牛皮纸信封，没有拆。信封的封口没有封死，只是折了一下插进去，抽出来就行，连撕都不需要。最简单的那种信封，连胶水都省了。他捏着信封的边角，翻过来翻过去，像是在检查一个不认识的物件。
楼梯间上面有人走下来，脚步声很重，一步一步踩在台阶上，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他把信封塞进大衣内袋，推开门走了出去。那个人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看了他一眼，他没看那个人。他往走廊的另一头走，找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在塑料椅子上坐下来。走廊的窗户开着一条缝，风从外面灌进来，带着十一月特有的干燥和凉意。他把手伸进大衣内袋，把信封拿出来。这次他没有犹豫，直接抽出了里面的纸。
第一行，黑体字，他看得懂的部分：“病理诊断：骨肉瘤。”后面的字他认识，但连在一起就不太认识了。他看了两遍，然后把那张纸折了一下，对齐边角，再折一下。纸的质地很硬，折痕清晰。他把折好的纸放回信封，信封放回大衣内袋。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在抖。不是那种剧烈的、控制不住的抖，是那种细微的、像琴弦被拨动后的余震。他的手垂在大衣里面，其他人看不到。他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走廊里的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轮子碾过地面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他到医院门口打车。上车后司机问他去哪，他说了地址。车子开出去，他靠在座椅上，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手指一直捏着那个信封的边角。
他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换鞋的时候听到厨房里有声音——锅铲碰锅边的声响，油烟机嗡嗡的，还有她偶尔哼两句歌，走调的，含混的，听不出是什么曲子。他走进厨房，她正在炒菜，穿着那件浅灰色的家居服，头发随意扎着。
“回来了？”她没回头，“排骨还得一会儿，你先洗手。”
他说“好”，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儿。她的背影很直，肩胛骨的轮廓在衣服下面若隐若现。她的头发长了，发尾搭在肩膀上，微微卷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去洗手。
吃饭的时候她给他夹了一块排骨，说“你尝尝，今天炖得久，应该烂了”。他咬了一口，说“好吃”。她又夹了一块放到他碗里，说“多吃点，你最近瘦了”。他说“没瘦”。她说“瘦了”。他又说“没瘦”。她说“秤不会骗人”。他没再反驳，低下头把那块排骨吃了。她吃了几口饭，停下来。
“陈屿舟。”她叫他的全名。
他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筷子搁在碗沿上，没有拿起来。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不像是在吃饭，像是在等一个答案。
“报告怎么样？”
他看着她，嘴里的饭还没咽下去，卡在喉咙那里，上不去下不来。他把碗放下，从大衣口袋里拿出那个信封，放在桌上，推过去。她没有伸手拿，看着那个牛皮纸信封，看了几秒钟。信封上没有写任何字，但那个大小、那个厚度、那个从医院带回来的折痕，已经说明了一切。她拿起信封，抽出里面的纸。打开，看。
他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眉毛没有动，嘴唇没有抖，手指捏着那张纸的边角，指节微微泛白，那是唯一出卖她的地方。她的眼睛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把那张纸上的每一个字都看了一遍。那不是阅读，是确认。像一个人在清点失物，一件一件地拿起来，看清楚了，放下，再看下一件。
她没有哭，没有发抖，甚至没有深呼吸。她抬起头看着他，问了一句话：“治疗方案呢？”
他愣了一下。他以为她会问“为什么”，会问“怎么办”，会问“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但她的第一个问题是“治疗方案呢”。不是过去，不是情绪，是下一步。她永远是下一步。
“医生建议先化疗，再手术。”他说。
“好。”她把报告单折好放回信封，信封放在桌上，“明天请假，我陪你去医院。”
然后她站起来，开始收拾碗筷。她把排骨盘子端起来，骨头倒进垃圾桶，盘子放进水槽。她的动作跟平时一样利落，碗筷碰撞的声音跟平时一样清脆。她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地冲在盘子上，声音很大。他看着她站在水槽前的背影——还是那个背影，直直的，肩胛骨的轮廓还是那个形状。
“知夏。”他叫她。
她没有回头。
“你可以走。”他说。
水龙头的声音盖住了他的话。但他说了，他知道她听到了，因为她的动作停了。水还在流，盘子在她手里，她站在那里，背对着他。他以为她会走过来，或者会说什么。但她只是站了几秒钟，然后关了水，擦了手，转过身来。
她看着他，说“走去哪”。他说“去哪都行。这件事你可以不用扛”。她走过来，走到他面前，不是站着，是蹲下来。她蹲在他面前，平视他的眼睛。两个人的膝盖碰在一起，她的手指搭在他膝盖上。
“陈屿舟，没有什么扛不扛的。我陪你，这是我的选择。”
他看着蹲在面前的她，眼眶红了。但他没有哭，因为他的眼泪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伸手擦掉他眼角没落下来的泪，指腹擦过他的颧骨，动作很轻。
“别哭，”她说，“还没到哭的时候。”
他握住她擦他眼泪的那只手，握紧。她蹲在他面前，手被他握着，没有站起来，没有抽开。两个人以一个不太舒服的姿势维持了很久。厨房的灯从头顶照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板上，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重叠在一起，分不清边界。
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灯关了，窗帘没拉，外面的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房间照得很亮。不是月光，是远处的路灯和广告牌的光，白白的，冷冷的。她靠在他怀里，脸贴着他的胸口。他的手环着她的肩膀，手指在她上臂画着圈。那天的圈画得很慢，像时针。
“你知道吗，”她开口了，“我查了一路的骨肉瘤。”
他的手指停了一下。他想起那天她说出差，他一个人去医院做活检。她在高铁上，窗外风景飞速后退，她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他在那个白色的机器里躺了二十分钟，她在搜索栏里打了三个字。那三个字。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查同一个东西。这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的样子——不需要商量，就会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
“我知道。”他说。
“你知道？”
“那天你回来以后，眼睛有点肿。”
她沉默了一下，大概是在想那天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真的肿了。“存活率不低。”她说。
“嗯。”他的声音从她的头顶传下来，闷闷的。
“你会是活下来的那一个。”
他没有说“嗯”。他低下头，吻了吻她的额头。嘴唇贴着她额头的正中央，停留了大概三秒钟，然后说了一句她没预料到的话：“我尽量。”
不是“我会的”，不是“你放心”，是“我尽量”。那三个字让她鼻子酸了——因为她听懂了。他不是不想承诺，是不敢空口承诺。他知道有些事不是努力就能做到的，但他会努力。尽量治疗，尽量配合，尽量活下来。不是敷衍，不是悲观。是诚实。是他在用最诚实的方式告诉她——为了你，我会拼尽全力，但我不敢骗你。
“陈屿舟。”她叫他的名字。
“嗯。”
“我那个问题，你还没回答。”
“什么问题？”
“你还没说‘好’。”她说，“我说‘你会是活下来的那一个’，你还没说‘好’。”
他沉默了。窗外的光在天花板上缓缓移动，像一艘无声的船。她靠在他胸口，等着。她知道他会说，因为她认识的他不会让一句话悬在半空中。
“好。”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