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疗前的谈话安排在住院第三天的下午。

主治医生姓方，四十出头，戴一副银框眼镜，说话不快不慢，每个字都像是称过重量才放出来的。他把椅子从办公桌后面拉出来，坐到他们对面，中间隔着一张铺满病历的桌子。方医生翻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夹着陈屿舟的全部检查结果——病理报告、影像片子、化验单，一沓纸，被一个黑色长尾夹夹着，边角有些卷了。

“方案确定了。”方医生说，手指点着其中一页，“先做三个周期的新辅助化疗，每个周期三周。结束后评估效果，再做保肢手术。术后再继续化疗。”

林知夏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翻开。不是崭新的一页，已经写了半页了——上面记着他每天的体温、血压、吃了什么、吐了几次。她翻到空白页，拔开笔帽，等着。

方医生开始说化疗药物的名字。很长，像绕口令，好几个“辛”和“滨”。她低头记，写得很慢，一笔一划，不像平时开会记笔记那样潦草。因为她怕写错了回去查不到。方医生说“主要副作用是恶心、呕吐、食欲下降、骨髓抑制、脱发”。她写“恶心、呕吐、食欲下降”，写到“脱发”的时候笔尖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方医生说“化疗期间要注意感染，白细胞低的时候要打升白针”。她写“升白针”。方医生说“饮食上建议高蛋白、高热量、易消化”。她写“高蛋白、高热量、易消化”。写完了，笔尖悬在纸上等了一会儿，确认方医生没有更多要说的，才把笔帽盖上。

方医生合上文件夹，看了看她，又看了看他。“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她问了一个问题：“副作用怎么控制？”

方医生说“止吐药、营养支持、必要时输血”。她在笔记本上补充了这三个词，每个词后面画了一个小小的星号，表示要回去查。方医生回答的时候她一边听一边记，笔尖在纸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秋天的叶子被风推着走了一段。

她的问题问完了。方医生看了他一眼，说“病人自己有什么想问的吗”。方医生的语气没有任何变化，跟刚才说药物名称时一样，跟说副作用时一样。但他问“病人自己”这四个字的时候，空气里有什么东西微微动了一下。不是声音，是重量。方医生把话题从“他们”转移到了“他”，从描述变成了邀请。她从笔记本上抬起头，偏头看着他。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搭在膝盖上。他的目光从方医生的脸上移到桌面的文件夹上，又从文件夹上移到窗台上。那里有一盆绿萝，叶子有点黄了，边角卷起来。

“化疗期间可以吃辣的吗？”他问。

方医生说“不建议。辛辣刺激食物可能会加重胃肠道反应”。他点了点头，说“好”。然后就没了。

方医生等了两秒钟，确认他没有别的问题了，站起来，说“化疗明天开始，今晚八点以后不要吃东西”。他站起来，跟方医生握了握手。她也站起来，说了声“谢谢方医生”。两个人走出医生办公室，门在身后关上了。走廊里有人在等，一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沓片子，看着他们出来，走进去，门又关上了。

她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走廊很长，灯是白色的，照得地面像结了冰。她的脚步声很轻，他的也很轻，但两种轻不一样。她的轻是稳的，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位置。他的轻是飘的，像脚底没踩实。她停下来等他，他走到她旁边，两个人并排走。她把笔记本抱在胸前，手指捏着封面的边角，捏得很紧。

“你就问这个？”她说。

他偏头看了她一眼。“什么？”

“化疗期间能不能吃辣。你就问这个？”

他说“你想问的都问完了”。她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走。

“你怎么知道我想问的都问完了？”她问。

“因为你刚才问问题的时候，每一个问题后面都画了星号。”他说，“你画星号的意思是——这些是你觉得重要的。你问完了，重要的就问完了。剩下的不重要。”

她没有说话。电梯来了，两个人走进去，电梯里还有别人，一对老夫妻，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老先生站在后面，手搭在轮椅的推手上。电梯在五楼停了一下，没人进出。门关上继续往下。她看着楼层数字从5跳到4，从4跳到3，从3跳到2。红色的数字，一下一下地跳，像心脏搏动的频率，但她此刻的心跳比那个数字快。

“陈屿舟。”她叫他的名字。

“嗯。”

“你要是害怕就说害怕。”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老夫妻先出去，老先生推着轮椅，轮子碾过地面的缝隙，咔嗒一声。他们跟在后面走出电梯。大厅里的人比下午多了一些，有人拎着保温桶，有人抱着孩子，有人站在缴费窗口前排队。她往大厅角落的方向走，那里有一排椅子，人少。他在后面跟着。

她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来，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他坐在她旁边。两个人之间隔了一个座位的距离，没有人坐。大厅的灯也是白色的，但比走廊的暖一些，照在人的脸上不那么苍白。远处有个小孩在哭，声音尖尖的，穿透了整个大厅，然后被一扇门关住了，哭声突然断了。

“我怕。”他说。

他没有看她，看着对面墙上贴的健康宣传栏，上面写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行字很大，红色的，从远处就能看到。他盯着那行字，像在认字。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他的手凉，她的手也凉。两个凉的东西放在一起，不会变暖，但不会更凉，因为凉是有底线的，不会像冷一样一直往下降。凉到底了就是皮肤本身的温度，再低就是病了，再低就是——她没想下去，握紧了他的手。

“我也怕。”她说。

他转过头看着她。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像两辆从不同方向开来的车，同时刹车，停在同一个路口。

“那怎么办。”他说。

“两个怕的人在一起，”她说，“怕就少一半。”

他看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平时的那种，是眼睛弯了，嘴角也弯了，但弯的幅度不一样——眼睛弯得多一些，嘴角弯得少一些。那个笑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渗，她说不上来，但她看到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他说。

“跟你学的。”她说。

他的笑变大了一点，嘴角的弧度追上眼睛的弧度，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不藏着掖着的笑。她看着他的笑，觉得自己刚才说的那句话也许是真的——也许“怕就少一半”真的是跟他学的。他以前说过很多类似的话，用不同的词语，在不同的场合。他说的不是“别怕”，是“我在”。她说的也不是“别怕”，是“我也在怕，但我们可以一起怕”。这是她从他那里学来的——承认怕，不是软弱，是诚实。诚实是两个人之间最坚固的东西，比坚强更坚固，因为坚强会碎，诚实不会。诚实像水，水不会碎，水只会流动，从这里流到那里，从一个人流到另一个人，从怕流到不怕，但“不怕”不是终点，是“一起”才是终点。

“知夏。”他叫她。

“嗯。”

“你刚才在方医生办公室问的那些问题——止吐药、营养支持、输血——你都是查过的吧。”

“嗯。”

“查了多久？”

她想了想。“从你住院那天开始查的。”

“几天？”

“三天。”

三天。她查了三天，把化疗的副作用、应对方法、饮食建议、甚至升白针的注射部位都查了一遍。她在笔记本上写的那些词，不是方医生说了她才记的，是方医生说了她确认的。她早就在等了，等一个专家来确认她查到的那些东西是对的。他看着她，想说“你不用这么辛苦”，但没说。因为他知道，说了她也不会听。她做这些事不是因为辛苦，是因为有用。她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为有用。陪他检查有用，记笔记有用，查资料有用。她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具，一个精密的、高效的、不会出错的工具，用来对抗那些她控制不了的东西。他知道她控制不了那些东西，她也知道。但知道和接受之间还有一段路，她在走，他在旁边看着。他不能替她走，只能握着她的手。

“你脚还疼吗？”他问。

“什么？”

“脚后跟。那天你磨破了。”

她愣了一下，想起那天是办住院手续那天，她穿着那双平底鞋走了一天，脚后跟磨红了一块。她没告诉他，他怎么会知道。她在想他什么时候看到的，她脱鞋的时候，还是她换拖鞋的时候？她不知道。

“早就好了。”她说。

“骗人。”

“你才骗人。”

两个人对视着，都不承认自己骗了人，但都知道对方在骗。她骗他说脚不疼了，他骗她说化疗可以吃辣。两个骗子坐在一起，握着对方的手，在医院大厅的白色灯光下，在小孩的哭声和轮椅碾过地面的声音里，谁都没有戳穿谁。因为有些谎言的下面不是欺骗，是心疼。

走廊另一头有人在叫号，电子女声从扩音器里传出来，嗡嗡的，像隔着一层膜。他站起来，她也站起来。两个人往电梯的方向走。这次她走在他旁边，肩膀碰到他的手臂。不是不小心碰到的，是有意挨过去的。她想让他知道她在旁边，不是用声音，是用皮肤。皮肤的记忆比大脑久。她希望他的皮肤记住她在他旁边的感觉，这样当他在那个白色的房间里、一个人躺在化疗的床上、药物一滴一滴地流进身体的时候，他的皮肤会替他记得——她来过，她还在。

电梯来了。这次只有他们两个人。电梯门关上，空间狭小，两个人站得很近。她看着楼层数字从1跳到2，从2跳到3。红色数字跳动的声音很轻，像水滴。

“陈屿舟。”她叫他。

“嗯。”

“明天开始化疗了。”

“嗯。”

“你怕不怕。”

“怕。”他说。

“我也怕。”她说。

数字跳到5，电梯门开了。走廊里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轮子咕噜咕噜的。他没有走出去，她也没有。两个人站在打开的电梯里，门开着，电梯发出等待的提示音，嘀——嘀——嘀。

“那怎么办。”他说。

“两个怕的人在一起，”她说，“怕就少一半。”

他看着她，在电梯的白色灯光下，他的眼睛很亮。不是光的关系，是里面的东西在发光。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觉得那是她见过的最好看的光。

“你说过了。”他说。

“怕你忘了。”

“忘不了。”

电梯门快要关上了，他伸手挡了一下，门重新弹开。两个人走出去，往病房的方向走。走廊很长，灯很亮，脚步声一前一后。没有人说话。但她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她说的那两句话——“两个怕的人在一起，怕就少一半”。她在心里又默念了一遍。不是怕自己忘了，是想让这句话在她心里扎得更深一些。扎到明天、后天、化疗的那几天、手术的那几天、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扎到那些她一个人站在走廊里等的时候，这句话还在。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她看着他。

“知夏。”他说。

“嗯。”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哪句？”

“‘两个怕的人在一起，怕就少一半’。”

“嗯。”

“是真的吗？”

她看着他，走廊的灯光从头顶照下来，在他的眉骨下投下一小片阴影，让他的眼睛看起来更深了。她在那片深里面找他的问题——不是真的在问“是真的吗”，是在问“你会一直在吗”。她听懂了。

“真的。”她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他的嘴角弯了一下。很小的弧度，但她看到了。她推开病房的门，走进去。他跟在后面。两张床之间的过道里，折叠床还支着，军绿色的帆布绷得很紧，像一面小型的、安静的鼓。没有人敲它，但它在那里，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