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了。京市的夏天来得快，刚过了五一，气温就蹿上了三十度。街上的槐花开了一轮，花瓣落在地上，被太阳晒干，踩上去沙沙响。银杏树的叶子从嫩绿变成了深绿，树冠撑开像一把巨大的伞，把阳光筛成碎片，洒在路面上。他不用拐杖了，走得比以前稳了。腿不疼了，伤口愈合了，人工关节在身体里慢慢安顿下来，像一个新搬来的邻居，一开始会发出各种声音——咯吱咯吱的，后来声音小了，再后来就不出声了。不是消失了，是习惯了。身体习惯了那块新的骨头，它也就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不是原装的，但能用。能走路，能下楼，能在厨房里站半个小时煮一锅粥。能用就好。
周末下午，两个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开着，声音不大，是一个旅游节目，主持人站在雪山脚下，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脸被风吹得通红，嘴里说着“这里海拔五千米，气温零下十五度”。她看了几秒钟，说“好想去”。他偏头看了她一眼。“去啊。”她说“等你好一点”。他说“我现在就好了”。她没接话，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落在茶几上。茶几上有一张超市的宣传单，上面印着草莓的图片，红红的，很诱人。她盯着那颗草莓看了一会儿，忽然说“陈屿舟，我们列个清单吧”。
“什么清单？”
“要做的事。等你彻底好了，要去做的事。”
他从沙发上坐直了一点，把靠垫放在腰后面。“好。”
她去书房拿了两张纸和两支笔。纸是A4的，白色的，横着撕开，一人一半。笔是黑色的签字笔，她一支，他一支。两个人趴在茶几上，纸在面前，笔在手里。电视里的旅游节目还在放，主持人已经离开雪山了，在吃当地的一种面，吃得很大声，吸溜吸溜的。
她先动笔。写了几个字，停了一下，划掉，又重新写。他的笔在纸上刷刷地写，没有停，写了三条。他把纸转过来给她看。上面写着：去海边（再去一次），去山里（看日出），去云南。他的字比以前潦草了，笔画有点抖，尾端会飘起来，像一阵风吹走了最后一个笔划。但她认得，每一个字都认得。
她把她的纸转过来给他看。上面写着：吃一顿正宗的海鲜，看一场真正的雪山，养一只金毛。她写完看了他一眼，说“最后一个先划掉”。他把纸拿过去，看了看，说“不用划，留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或者“晚饭吃什么”。她看着他，想从他的表情里找到“我只是随便说说”的证据。但没找到。他的表情很认真，认真到不像是在讨论一只狗，更像是在讨论一件必须要做的事。等好了，要去办。不能拖。
“你真想养？”她问。
“你想养我就想养。”他把纸放在茶几上，手指在那行字上点了一下。
“你又不喜欢狗。”
“我喜欢你喜欢的东西。”
她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电视的光，有茶几上那盏小台灯的光，有她。他在说“我喜欢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语气跟说“养一只金毛”一样平，一样没有起伏。但他说的这句话比“养一只金毛”重得多——不是重一点，是重很多。养狗是一件很小的事，喜欢她喜欢的东西是一件很大的事。大事要用平淡的语气说，因为太重的语气会把这件事压碎。他选了一种最轻的、最平的、最不起波澜的语气，把这句话放在她面前，像放一杯温水，不烫不凉，刚好可以喝。
她看了他几秒钟，低下头，在“养一只金毛”旁边加了一行小字：“前提是你不过敏。”字写得很小，挤在行与行之间的缝隙里，像一句不想被太多人听到的悄悄话。他笑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他说。
“你选的。”她说。
“嗯，我选的。”他的语气跟刚才一样平，但嘴角弯了。不是微微弯一下的那种弯，是那种弯了以后就不想收回来的弯。像一个人看到了一样很喜欢的东西，忍不住笑了，笑完以后发现那个东西还在，所以嘴角就一直弯着。她是他看到的那样东西，他看了她很久了，从台上到台下，从咖啡馆到病房，从头发到光头，从健康的到生病的。她一直都在，他的嘴角就一直弯着。
她伸手在“吃一顿正宗的海鲜”后面画了一个勾，说“这个最简单，可以第一个做”。他说“等我不吐了”，她说“你现在还吐吗”，他说“不吐了”，她说“那明天去”。他愣了一下。“明天？”“明天。周六，我查过了，有一家新开的海鲜自助，评分很高。”她说着拿起手机，翻了翻，把屏幕怼到他面前。屏幕上有一张图片，一盘螃蟹，红红的，堆成了小山。他看了那张图片几秒钟，说“好”。
那天晚上他把清单贴在冰箱门上，跟那些便利贴贴在一起。A4纸被折成了一半，占了一小块位置，旁边是那张粉色的“冰箱里有草莓，今天得吃完”，再旁边是那张黄色的“知夏，今天的头发扎得很好看”。新来的住在旧的旁边，不挤，不吵，安静地待着。就像他在这个家里一样。
半夜她起来喝水。走廊的灯没开，客厅的灯也没开，只有厨房那盏小夜灯亮着，橘黄色的，光很弱，只照亮冰箱那一小块区域。她走到厨房门口，看到他站在冰箱前。穿着那件浅灰色的家居T恤，脚上穿着棉拖鞋，手撑在冰箱门上，低着头。冰箱门上的灯光照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亮的那一半是暖的，暗的那一半是冷的。他的光头在灯光下反着光，新长出来的头发茬比上个月长了一点，不是毛茸茸的了，是短短的、扎手的、像刚割过的草坪。她站在走廊里没有动。
他的手从冰箱门上抬起来，拿起冰箱门上的那支笔——黑色的签字笔，笔帽没盖，她下午用完忘盖了，墨水干了，他在纸上划了两下才写出字。他在清单最下面加了一行字，写完把笔放回冰箱顶上，关了小夜灯，走回卧室。脚步声很轻，慢慢的，但稳。门关上了。
她站在走廊里等了一会儿，确定他不会再出来了，才走进厨房。她打开小夜灯，橘黄色的光重新亮起来，照在那张清单上。最下面多了一行字，是他的笔迹，笔画有点抖，但很清楚。
“每年都陪她看玉兰。”
那行字写得很小，挤在海边、山里、云南、海鲜、雪山、金毛下面，像一个很小的心愿，不好意思被看到。他把这个心愿藏在所有大的心愿下面，以为她不会看到。但他忘了，她的眼睛总是在找他的字。从便利贴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在找。不是故意找的，是眼睛自己会去。看到他的字，眼睛就停下来，不走了。
她站在冰箱前看了很久，久到小夜灯的灯光从橘黄色变成了橘红色，像快要灭了。但不会灭，LED的，能用好几万个小时。几万个小时以后她还在不在，灯不知道，灯只管亮着。她从冰箱顶上拿下那支笔，笔帽没盖，墨水还是干，她划了两下，划出了墨，在“每年都陪她看玉兰”旁边写了两个字：“好。”
字很小，跟她下午写的那行小字一样大，挤在他的字旁边，像两个人并排坐着。肩膀挨着肩膀，没有说话，但谁都没有走。她写完盖上笔帽，把笔放回冰箱顶上，关了灯，走回卧室。他侧躺着，被子盖到肩膀，呼吸很均匀。她轻手轻脚地爬上床，在他旁边躺下来。被子下面，他的手伸过来，找到了她的手，握住。他没说话，她也没说话。窗外的路灯还亮着，光透过窗帘，在两个人身上投下一层淡橘色的、薄薄的纱。她在那层纱里闭上眼睛，他的手在她手背上慢慢画着圈，一圈一圈的，很慢，像时针。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起了。厨房里传来声音——锅铲碰锅边的声音，轻轻的，一下一下的。她披上睡袍走过去，站在厨房门口。他背对着她，站在灶台前，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围裙，腰后的蝴蝶结系得工工整整。锅里的东西在煎，滋滋的，油花溅起来，他往后躲了一下，又往前靠。她靠着门框，看着他。锅铲翻了一下，煎的是什么她没看到，但她看到了他的背影。他的背影比以前直了一些，肩膀比以前宽了一些，不是真的宽了，是她的眼睛变了。出院以后，他的每一天都是多出来的。多出来的时间像一张没有被画过的白纸，可以在上面画任何东西——煎蛋，粥，海鲜，雪山，金毛。她不知道能画多少张，但她想多画几张。
他端着盘子转过身，看到她站在门口。“早。”他说。盘子里是两个煎蛋，一个有点糊了边，一个刚刚好。她把糊了边的那个夹到自己碗里，把好的那个推给他。
“清单上的第一个，”她咬了一口煎蛋说，“海鲜，今天去。”
他看着她，嘴角弯了一下。“好。”
窗外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餐桌上，落在两个人之间的盘子边缘，落在那张还贴在冰箱门上的清单上。清单最下面那行小字——“每年都陪她看玉兰”，旁边有一个字：“好。”不是他的笔迹，是她的。两个字挨在一起，像两个并排坐着的人，在冰箱门上，在所有便利贴中间，安静地，不着急地，等着玉兰花开的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