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云元年七月,洛阳宫城在经历唐隆政变的血火洗礼后,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人——相王李旦,于太极殿即位,是为唐睿宗,改元景云。紫微城内,韦后与安乐公主的痕迹被迅速抹去,血腥气渐散,太液池水重归澄澈,映照着劫后余生的殿宇楼台。然而,空气中弥漫的并非万象更新的喜悦,而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谨慎的肃穆。权力格局经历剧震后,正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重新塑形。
在这场巨变中,太平公主凭借其诛韦定策之大功、睿宗胞妹之至亲、以及多年经营之深厚根基,权势骤然升至巅峰,其府邸澄心堂,也随之成为帝国实际上的机要中枢之一,甚至隐隐凌驾于鸾台、凤阁之上。往日门庭若市的公主府,如今更是车马络绎,朱紫盈门,各方势力皆欲通过此处,窥探圣意,或求取进身之阶。
杜善的身份与职责,亦随之水涨船高。郑司记虽仍总揽全局,但更多精力用于随侍公主参与最高密议,澄心堂日常文书机宜,实则多交由杜善决断。她已不再是单纯的掌记,而被公主默许,行使着近乎“司记”之权,官阶虽未即刻擢升,然其实际权柄与影响力,已非昔日可比。公主甚至特赐其一枚小巧的银印,专用于批阅、转发非绝密级别的文书指令,印文曰“太平公主府行遣”,见印如见公主府令,台省诸司皆不敢怠慢。
每日拂晓,杜善步入澄心堂时,案头已堆满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书。这些文书,种类繁多,分量沉重,远非昔日可比。
有来自睿宗御前的“批答”副本或“口谕”记录。睿宗性喜清静,尤爱修道,厌烦琐务,许多政事常询于太平公主,得其议后,方下敕旨。故杜善常能最早见到政令的雏形,甚至需根据公主之意,草拟敕书初稿。例如,一份关于加封张说为中书侍郎的敕草,其上便有公主朱笔添注:“说,有谋略,曾预大计,可大用。” 杜善便需据此,润色敕文,突出张说之功与才,使其任命更具说服力。
有来自鸾台、门下省的奏抄呈报,皆需公主过目定夺。小至官员考绩异动,大至边镇军情急报,皆先送澄心堂“备览”。杜善需先行阅览,提炼要点,附上节略,甚至拟出初步处理意见,供公主批阅。一日,幽州急报突厥扰边,请求增兵。杜善阅后,立即调阅近年边镇粮储、将领更替记录,在节略中注明去岁幽州粮丰、新任都督善守等信息,并附议“宜敕边将严备,暂不增兵,以观其变”,公主览后,深以为然,朱批“如议”,遂成定策。
更有来自各方势力的密函、荐书、乃至“心意”。亲王、宰相、节度使、乃至寺观高道,皆以各种方式,试图与公主互通声气。杜善需仔细甄别,哪些需立即呈送公主,哪些可暂缓,哪些需记录在案却不必上报,哪些需以公主府名义给予得体回复却又不作承诺。她案头有一暗格,内藏一册“密录”,专记此类人情往来、势力请托,以为公主参酌。某日,太子少保韦安石密呈一函,隐晦提及某刺史人选,并附一礼单。杜善将函件呈送公主,却将礼单另录于“密录”,不随函附上。公主阅函后,未置可否,杜善便知此事需冷处理。
此外,公主府本身庞大的产业、遍布各地的耳目线人、以及与相王旧部(如今已多为朝中重臣)的私人联络,所产生的海量文书、账目、情报,亦需杜善统筹管理。她手下已有数名低阶女官协助整理、抄录,但核心的阅览、摘要、拟办之权,仍牢牢握于其手。
权力的滋味,如同陈年烈酒,初尝凛冽,回味却足以令人晕眩。杜善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手中这支笔的分量。她的一句批注,可能决定一名官员的升迁黜落;她的一份节略,可能影响一项政策的走向;她筛选信息的角度,甚至可能左右公主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看法。昔日需要层层上报、谨慎揣摩的事务,如今往往她一道“依例”、“转某司酌处”或“拟驳”的朱批,便可定夺。各衙署官员见到盖有她银印的文书,无不恭敬从命,甚至不乏有人暗中馈赠礼金,以求通融,皆被她冷面拒回。
然而,在这权势熏灼之下,杜善的心境却愈发冷静,甚至暗藏隐忧。她身处信息洪流的中心,比任何人都更早、更清晰地看到这“睿宗时代”繁华背后的暗涌。
她看到睿宗对太平公主的依赖近乎放任,致使公主权柄过重,已引来朝野窃窃私语,太子少师宋璟、御史大夫毕构等清流官员,已屡有“亲王、公主不宜过度干政”的奏议,虽被睿宗压下,却如野火暗燃。
她更看到,太子李隆基(已由楚王立为太子)虽表面恭顺,但其东宫僚属日益充实,多为年轻干练、锐意进取之士,与太平公主门下厚重老成的风格迥异。双方在官员任免、政策理念上,已屡有摩擦。一份关于漕运改革的奏议,东宫主张激进革新,公主则批示“宜缓,恐扰民”,最终睿宗采纳公主之议。太子的奏抄副本送至澄心堂时,杜善能从那力透纸背的字迹中,感受到一丝压抑的怒气。
最令她警惕的,是公主似乎沉浸于权势之巅,有时不免失之专断。对于太子一系的些许“冒犯”,反应日趋敏感。一日,一份关于奖赏唐隆政变功臣的名单,公主欲将己子薛崇简名列前茅,位次甚至压过李隆基的某些心腹将领。杜善核校时,觉此恐招物议,甚至触怒东宫,遂在节略中委婉提及“功臣序列,或可依职事、战功细为参详”,公主阅后,沉默片刻,方将薛崇简名次略为后移。
杜善如同一个技艺高超的走索者,在公主、睿宗、太子三方势力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文书的平衡。她竭力确保公主的意志得以贯彻,却又时常在不经意间,以程序、旧例或“恐滋物议”为由,稍稍缓冲公主某些过于凌厉的决策,为可能发生的冲突留下转圜余地。她知道自己权势的来源是公主,必须忠诚不贰,但更深知“亢龙有悔”的道理,不愿见公主因过度揽权而陷入危局。
景云二年春,睿宗欲授太平公主实封万户,并加授其心腹宰相数人。敕旨草稿送至澄心堂,杜善一见,便知此事太过骇人听闻,易授人以柄。她立即求见公主,直言利害,建议公主主动上表辞让大部,只求增邑数千,以示谦冲,并保全宰相。公主初时不悦,然深思后,竟采纳其议。翌日,公主谦让表文送达御前,朝野称颂,睿宗更感公主顾全大局,恩宠反增。杜善此举,既维护了公主利益,又消弭了一场潜在的□□。
然而,她也能感觉到,公主与太子之间的裂隙,正在日渐加深,绝非她一己之力所能弥合。文书往来中,东宫与公主府的批注意见相左之处越来越多,语气也日渐生硬。睿宗居中调停,往往采取折中之策,然两头安抚,实难持久。
杜善站在澄心堂的窗前,望着院中那株盛开的海棠,繁华似锦,却总觉得有一丝风雨欲来的压抑。她手中权力虽重,却如捧暖冰,深知其易融易碎。这睿宗时代的鼎盛气象,仿佛建立在流沙之上。她唯一能做的,便是更加谨慎地执掌手中之笔,在这暴风雨来临前的最后宁静中,为公主,也为自己,尽可能多地积攒一些应对危机的资本与回旋的余地。她知道,这看似稳固的权势巅峰,实则已是暗流汹涌,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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