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的院子比沈夜澜想象的要大。

青砖铺地，砖缝里长着细细的青苔，踩上去有点滑。院子东边种着一棵银杏树，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树冠巨大，金黄色的叶子在夜风里沙沙作响，有几片叶子从树上飘下来，落在地面上，落在程绍棠的肩上，落在他身后那条被庭院灯照得发亮的青砖小路上。

院子西边有一个小小的鱼池，池子里养着几尾锦鲤，红的白的黑的，在灯光下慢悠悠地游动，偶尔有一条跃出水面，啪嗒一声，又落回去，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池边放着一把藤椅和一张小圆桌，圆桌上放着一个白瓷茶杯和一本书，书翻开着，扣在桌面上，像是主人刚刚还坐在这里看书，只是暂时离开了片刻。

程绍棠领着他们穿过院子，走进别墅的客厅。

客厅很大，但布置得很朴素。没有水晶吊灯，没有真皮沙发，没有红木家具，没有任何沈夜澜想象中一个退休的省委副书记应该有的奢华摆设。墙上挂着一幅字——“宁静致远”，笔锋遒劲有力，落款是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书法家。字画下面是一张老式的木质沙发，沙发上铺着一条手工钩花的白色沙发巾，沙发巾的边缘有些地方已经脱线了，露出了下面深色的布料。茶几上放着一套白瓷茶具，茶壶的盖子缺了一个小角，但没有换新的，还用着，用得很仔细，缺口处被茶水浸润得发亮。

程绍棠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拐杖靠在扶手旁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沈夜澜和林柏舟在他对面坐下来。林柏舟把那盏绿色的台灯放在脚边，关掉了——客厅里有灯，一盏日光吊灯，把整个客厅照得通明透亮，不需要那盏小小的台灯了，但那盏灯还是在那里，像一个安静的、不说话的、只是陪伴的同伴。

程绍棠端起茶几上的茶壶，倒了三杯茶。他的手很稳，倒茶的时候没有洒出一滴，茶汤的颜色是深琥珀色的，在白色的瓷杯里显得格外浓郁、醇厚、像是被时间浸泡了很久的老茶。

“这是普洱，”他把两杯茶推到沈夜澜和林柏舟面前，“存了三十年了。比你们的年纪都大。”

沈夜澜没有端那杯茶。“程绍棠同志，我今天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程绍棠端起自己的那杯茶，吹了吹热气，慢慢地喝了一口。他喝茶的样子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品一件艺术品——先闻香，再观色，最后才入口，含在嘴里停了几秒，才慢慢地咽下去。咽下去之后还闭了一下眼睛，像是在回味那茶汤在舌尖上留下的、醇厚的、复杂的、层层叠叠的味道。

“你问。”他说，睁开眼睛，把茶杯放下。

“1975年10月，你是不是给江城分局打过一通电话？”

程绍棠的手指在茶杯的杯沿上轻轻划了一下，瓷杯发出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嗡嗡声。

“打过。”

“电话里你说了什么？”

程绍棠靠在沙发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腹部，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盏日光吊灯上。日光灯的光很亮，亮得他眯起了眼睛，但他没有移开目光，就那么眯着眼睛，看着那盏灯，像是要从那刺眼的、白色的光里看出什么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来。

“我说了三句话。”他闭上了眼睛。“哪三句？”沈夜澜的声音从喉咙里挤了出来。

程绍棠睁开眼睛。

“‘宋怀远的案子，影响不好，尽快结案。’‘不要扩大调查范围。’‘这件事，到此为止。’”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三句话念了出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又像是从喉咙深处呕出来的。和他当年打电话时说的字一模一样，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和沈夜澜在案卷里看到的、在陈怀瑾的证词里听到的、在他脑子里回响了无数遍的那三句话一模一样。

沈夜澜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1975年江城文化系统表彰大会的合影，放在茶几上，推到程绍棠面前。

“这张照片上，前排最中间的人，是你。”

程绍棠低头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他的手指在照片的边缘慢慢地、来回地摩挲着，指腹粗糙的皮肤和照片光滑的表面之间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秋天的落叶被风吹过青石板。照片上的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浓密，脸型方正，下颌线条刚硬，嘴角微微向下抿着，在所有人都在笑的时候，他没有笑。

“是我。”他说。

“顾衍之给我的照片，背面写着——‘他才是那个打电话的人。’这个‘他’，指的是你。”

程绍棠的手指停了一下。

“顾衍之，”他念了一下这个名字，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像是在辨认一个很久不见的故人一样的语气，“他还没有死？”

“没有。他要自首了。他供出了陆维民，供出了沈鹤亭，也供出了你。”

程绍棠把照片放回茶几上，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这一次他喝得比刚才快，像是需要用茶水的温度来温暖一下自己正在慢慢变凉的身体和心脏。

“沈夜澜，”他第一次叫出了沈夜澜的名字，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查这个案子，查到最后，就算你把所有的人都查出来了——顾衍之、陆维民、沈鹤亭、我——就算你把我们都送进了监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宋怀远和苏晚沉冤昭雪——然后呢？你得到什么了？你失去什么了？你父亲会被判刑，你的身上会永远背着‘副省长儿子的’这个标签，不管你做得多好，不管你这辈子破多少案子、抓多少坏人、立多少功、受多少奖，别人提起你的时候，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哦，就是那个把亲爹送进监狱的警察？’”

沈夜澜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

“然后，我就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用钉子钉进木头里的那种力度，笃定的、不可动摇的、不会因为任何外力而弯曲分毫的。

程绍棠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不是那种和善的、慈祥的、长辈对晚辈的宽容的笑，是一种更复杂的、更沉重的、像是一个下了一辈子棋的老棋手，终于看到了一手他从未见过的新棋路时，那种混合了惊讶、欣赏和遗憾的表情。

“你跟你父亲，真的很像。”他说。

“不像。”沈夜澜说。

程绍棠没有反驳。他端起茶杯，把剩下的茶一口喝完，把杯子放回茶几上，靠在沙发背上，闭上了眼睛。脸上的皱纹在日光灯的光里显得格外深，像一张被揉皱又抚平的老地图，每一条纹路都指向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他的呼吸很慢，很均匀，像是一个在做着很长很长的梦的人，梦里没有沈夜澜，没有宋怀远，没有1975年的雨夜，没有那通改变了所有人命运的电话，只有三十年前的普洱、二十年前的银杏树、十年前的金鱼池，和五年前挂上墙的那幅“宁静致远”。

“你走吧，”他说，声音低了下去，低得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下传上来的，“该说的，我都说了。不该说的，你也都知道了。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

沈夜澜站起来，把照片收进公文包里。林柏舟也站了起来，弯腰拎起那盏绿色的台灯。

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程绍棠忽然开口了。

“小沈。”

沈夜澜停下来，没有转身。

“你恨你父亲吗？”

又是这个问题。陈怀瑾问过他，韩世安问过他，现在程绍棠也问他。沈夜澜站在那里，背对着程绍棠，看着院子里那棵金黄色的银杏树。夜风吹过，叶子从树上飘落下来，像一场金色的、无声的、盛大而寂寥的雪。

“不恨，”他说，“但我会让他付出代价。”

他没有回头。他推开门，走进了院子里的夜色中。林柏舟跟在后面，把那盏绿色的台灯打开了，绿色的光在前方画出一个明亮的、温暖的圆圈，像一个微型的、移动的、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月亮。

程绍棠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院子的夜色里。绿色的灯光在青砖地面上跳动、闪烁、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融进了别墅外面那条没有路灯的、黑暗的、看不到尽头的巷子里。

他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茶几上那杯已经凉透了的普洱，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喝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