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很快热了起来，老吴开的那家“红旗”饭店，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

老吴回来之后，公社追究他在“棋盘台塌方事故”中的“领导责任”，免了他在公社“革委会”的所有职务，不光不让他管运输队和建筑队了，连筹备造纸厂的事儿也交给了别人。老吴一气之下，就带着朱文正去榆树屯找了个房子“隐居”起来，正好借这个机会给朱文正治病疗伤。不料没出两个月，公社主任老刘又派人来找他，让他重回公社“经济办公室”，继续搞那个造纸厂。原因是没有他，小鼓山那个造纸厂弄不起来。

老吴对北乌素公社那几个头头的本事心知肚明，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当时公社的刘主任冲冠一怒，就把老吴给贬了，让杨大柱子接手造纸厂的筹建工作。杨大柱子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杨领柱，跟公社副主任老马是姨表兄弟。他还是北乌素三大帮之一“杨家顶”的头子。其实所谓的“三大帮”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势力，也就是“帮主”手下各有几个“兄弟”，敢在北乌素的街上吆喝几声而已。北乌素最大的“势力”还是公社的刘主任，那三个“帮”也就是暗地里争斗，没人敢挑战刘主任的权威。

杨大柱子信心满满地当了造纸厂的厂长，接手之后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不光不简单，而且还挺复杂。

原来，老吴当初筹备厂子的的时候，已经跟造纸厂打好交道，并经县轻工局批准，将县造纸厂淘汰的抄纸机等三套旧设备，“无偿划拨”给小鼓山厂。可是杨大柱子去接洽时，县造纸厂却不认账。折腾了一个多月，旧设备还是搞不来。刘主任只好找来老吴，将他任命为“副厂长”，主要任务就是去搞设备。

老吴心想，你叫我当厂长，我都不一定干，我还让我听杨大柱子使唤，做梦去吧。但他表面上应承着，去了几次县城之后，回来说，因为咱们太磨叽，而且还不想花钱，人家县造纸厂等不及，已经将那些旧设备低价处理给了西塔县的社办厂子。

老吴接着跟公社提议，说既然搞不来旧设备，新机器咱也买不起，干脆别弄造纸厂了。咱把原来的饭店再开起来，好歹也算是个社办“工商项目”。

北乌素原有两家饭店，一家是汽车站旁边的东方红旅馆附设的饭店，那是国营的；还有一家是供销社办的工农兵饭店。两个饭店离得很近，“工农兵”争不过“东方红”，前不久关了门。老吴说可以趁这个机会，把原来公社办的“红卫”饭店再恢复起来。

“红卫”饭店是三年前公社“经济办”搞起来的，后来因为地段不好，加上经营无方，就开不下去了。刘主任觉得现在经济发展了，北乌素的人也多了，加上公社的对上接待和对外招待，搞饭店应该效益不错。于是就同意让老吴筹建饭店。由于“□□”现在过气了，所以决定改名为“红旗”饭店。

红旗饭店是春节过后开张的。老吴是饭店的“主任”，下面就三个员工：厨师朱文正和老杨，外加服务员英子。

英子是饭店筹建时回来的。据老吴说，她开始在包头住着，帮着老吴照顾她婶子。她婶子去世后，她回了一趟老家，老吴要开饭店，便又打电话把她叫了过来。

老吴是这么说的，英子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朱文正不大相信。他已经觉察出来，打从他负伤开始，英子就好像有什么事儿一直瞒着他。到底是啥事儿，他猜不出来，只是觉得，那事儿好像还挺大。而且，老吴应该也知情，似乎那事儿跟他朱文正还有点什么联系，所以那两人心照不宣，谁也不跟朱文正说。

其实，不管是什么事儿，也不管他们说不说，朱文正都已经不大关心了。他现在还很为自己当初的“花心”后悔，而且觉得那“花心”花的非常幼稚。现在他很清楚了，别说其实英子对他“无意”，就算是“有意”，他也不敢抱有什么奢望。英子是“清白之人”，他自己是“负案之身”，他和英子在一起没有“未来”，也不可能有什么未来。

英子回来之后，对他还和过去一样。当然，这里的“过去”，指的是一开始的那个“过去”。英子仍然住在原来的那间房子里，老吴则住在饭店里。饭店有个很小的后院，建有两间平房，老吴住一间，朱文正和老杨住一间。所以，除了饭店营业的时间，朱文正一般见不到英子。

饭店门脸不大，来吃饭的人也不多。虽然是公社的饭店，但因为条件限制，上面来人什么的，公社一般还是安排在“东方红”。所以，为了增加点效益，老吴跟供销社和百货站联系，从他们那里进点货，再从县城批发些商品，又在饭店里弄了个“代销点”。这样一来，他们很快就有了利润。虽然不太多，但每月都能往公社交一点，刘主任他们也就很满意了。

朱文正也挺满意。他的身体已经基本复原，脸上的伤痕让老姚治过之后效果挺好，住的地方不错，饭店的活儿也不累。能有这么个环境，他挺知足。他经常想，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混下去，也很好。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没有多长时间，他就在这北乌素“混”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