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的空气，是凝固的铅，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胸口。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像漏沙一样无情地减少，“高考”这两个字，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而是一道真实存在的、需要血肉之躯去撞击的“龙门”。

对于宏志班的学生而言，这更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战役。败，则可能被打回原形，重复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或者成为另一个漂泊的“家骏”；成，则鲤鱼跃龙门，拿到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极其珍贵的门票。

小嘉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高速运转、没有感情的学习机器。他的生活简化到了极致：宿舍—教室—食堂—图书馆，四点一线，周而复始。他的桌子上，文科的课本和复习资料堆得像一座堡垒，将他与外界隔绝。他不再参与任何与学习无关的讨论，脸上也很少有表情，只有翻动书页和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证明着他的存在。

他瘦得更厉害了，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却亮得灼人，里面燃烧着一种混合了极度渴望、巨大压力和一丝恐惧的火焰。偶尔，他会用力按压太阳穴，试图驱散因长期睡眠不足带来的阵阵眩晕。

母亲托人捎来的信和一小罐咸菜，是他与那个沉重世界仅有的温情连接。信上的字歪歪扭扭，是母亲认真练习后才写下的，无非是“家里都好，勿念”、“专心读书”、“注意身体”。他每次看完，都会把信纸仔细抚平，和那顶红帽子一起，锁在箱子的最底层。那是他力量的源泉，也是他不敢轻易触碰的软肋。

几次模拟考试，他的成绩稳居年级前列，尤其是历史和语文，他那份源于生活磨砺的深刻洞察力，让他的答案往往能脱颖而出。但班主任还是找他谈了一次话，语气严肃：“陈嘉，你的成绩上重点线问题不大。但要想稳，尤其是想冲顶尖的那几所文科名校，数学绝对不能拉分。你的数学，还是不够‘尖’。”

数学，是他相对的“短板”。不是学不会，而是那种纯粹的、逻辑的、与现实苦难似乎无关的演算，有时会让他产生一种抽离的烦躁。他需要更多的耐心和重复，去攻克那些刁钻的解析几何和函数难题。

最后的冲刺阶段，学校放了三天假让学生自行调整。大部分学生选择回家，汲取家庭的温暖作为最后的燃料。小嘉没有回去。他谎称学校要补课，留在了空荡荡的宿舍里。他不敢回去，怕看到母亲更加粗糙的双手，怕看到爷爷愈发佝偻的脊背，怕那种沉甸甸的期望会压垮他紧绷的神经。

高考那天，天气闷热。走进戒备森严的考场前，小嘉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那里贴身放着母亲给他求的一张薄薄的平安符。考场里只有笔尖划过的沙沙声和窗外单调的蝉鸣。当他展开语文试卷，看到作文题目时，他愣住了。

题目是：“论‘根’与‘远行’”。

一瞬间，太爷爷的宅地之争、太婆的石磨、父亲的破旅行包、母亲的毛线针、爷爷劈柴的斧头、林老师带来的旧报纸、枕边那顶红帽子……无数画面在他脑海中奔腾呼啸。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心潮，提起笔。他没有引用任何华丽的典故，只是将他的家庭，他的村庄，他那一次次被迫的“远行”与精神的“扎根”，冷静而克制地铺陈开来。他写的是他的根，那片浸透着苦难与韧性的土地；他写的是他的远行，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带着更强大的力量归来，让那“根”能发出新芽。

笔停，他仿佛虚脱一般。后面的考试，他凭借积累和意志，一关关闯过。

等待放榜的日子，比备考更加煎熬。他回到家里，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抢着干所有的农活和家务，仿佛在用体力的疲惫来麻痹内心的焦灼。爷爷和母亲也绝口不提，只是饭桌上偶尔会多一个炒鸡蛋，默默推到他面前。

那天，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在院门外响起，伴随着一声高喊：“陈嘉！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

奶奶第一个冲了出去，母亲扶着门框，腿软得几乎站不住。爷爷猛地从凳子上站起身，动作快得不像一个腰有旧伤的老人。

小嘉走过去，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个沉甸甸的、印着著名大学名字的牛皮纸信封。他的手，第一次，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

他没有立刻拆开，而是转过身，看向身后的家人。奶奶已经哭出了声，母亲用手死死捂着嘴，眼泪却从指缝里汹涌而出。爷爷看着他，看着那个信封，嘴唇哆嗦着，那双承载了太多风霜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这一刻，轰然碎裂，又瞬间被一种巨大的、近乎神圣的荣光所取代。

小嘉仰起头，夏日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终于冲破了所有堤坝，从眼角滚落，灼烫着脸颊。

龙门，他跃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