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军以为对方挂断了，从耳边拿开手机，屏幕显示仍在通话中。

“信号不好，还是心情不好？还是都不好？”

任深把剧本翻得哗哗响，注意力却不在其上。“你要我选一个，我选好了，你又不满意，你为什么不直说？“

“按照惯例，我把它放最后，意思是觉得不合适。你选了它，我不该问问你的想法？”对面沉默，夏晓军基本确定对方情绪不佳，”如果你状态不好，那就再休息一段时间也没问题。如果你觉得我——“

“不，不是你的问题。”任深大声打断，之后却卡住了，想不出如何搪塞。夏晓军再次确认通话状态。“总之，这不是个冲动的决定，我周一过去和你解释。我现在心情不好，你也没说错，不过是别的原因，和工作没关系。我这两天调整一下就好了。”

“那我应该下周一再和你当面确认你要不要参加试镜吗？”任深犹豫不同寻常，理由牵强，在多年工作伙伴和好友听来说服力寥寥。

“我确定参加，不会反悔。你可以安心过个好周末，不用疑神疑鬼的。“任深说完，挂了电话。他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夏晓军没有再来电。他抓起外套出门。

为了表明自己的强硬态度，任深已经几周没有和肖江联系了。开始几天较难忍，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后逐渐习惯，似乎又回到了遭遇他以前的平静日子。正当盛年，事业终于有所起色，好不容易摆脱青稚气息，不该再接再厉吗？肖江也好，英晴也好，或者他们俩起了什么化学反应，与他有什么关系？

他发现自己对英晴仍存依赖，现在又增加了对肖江的依赖。这两者相同吗？他对肖江过去及现在生活的了解少得可怜！他们每次见面的主题几乎都围绕任深的种种困惑和感受，虽然可以怀疑这是肖江蓄意引导的结果，可此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未免也迟钝得过头了吧。还是旧时惯性作祟，因为对方是个看起来有几分头脑的正牌教师，潜意识里就高看他几分？

不，好像不是这种感觉，任深回想起来，往往表现强势的似乎是自己。比如这次闹得不欢而散的尾随事件，肖江不了解关林的真实目的，所以也不能为他的行为和动机做出辩护，他试图尽快让任深冷静下来回到谈话桌上，反被任深劈头盖脸地数落，竟然始终好脾气地相劝。倒是任深气上头了，又对肖江的软招没法，只好黑着脸走开了。而关林的陈述乍听下来漏洞不多：

关林本科就读于平津财大，上学期间曾观看了由市内几所大学联合戏剧社排演的《添岁》，对其中英晴扮演的记者印象深刻，至今不忘（？）。后来工作辗转在新江稳定下来。最近在一次观影时认出她客串的角色，于是多方关注打听（这一部分的叙述尚存疑），发现英晴正巧在城市剧院参演一部儿童剧，希望有机会见面聊几句，以了当年没能当面表达激赏之情的遗憾（什么情？）。终于碰上了，生怕错过，着急之下无意识尾随她走了很久。最后英晴遇上肖江停下了，他犹豫再三，鼓起勇气（内敛且有礼？）上前搭话。

后来关林十分配合地出具各种证明文件以示经历的真实性和身家清白，还提供了一些关于这场没有详细音像留存的演出的细节，让任深对他的疑虑有所减轻。加之英晴在审问期间没有表现出对此人的强烈兴趣，他的危险性进一步降低。

不过阻止任深对这个怪人采取防范性法律措施的原因还是那股无名怒火，说不清到底是气英晴，还是气肖江，还是气什么。气自己吗？气自己什么呢？

幽幽柳荫下，情人依偎香花间。四月了，发情和发疯的季节，不是对自己残忍，就是对他人残忍。

远处，肖江倚在桥栏上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