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被分割成了两种颜色。
在罗马,是柔和的金色与旧砖的暖红。
《罗马假日》的拍摄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假日。奥黛丽·赫本像一泓清泉,涤荡着迪伦从好莱坞带来的尘埃与焦虑。他们的关系建立在一种近乎纯真的默契之上。
一次,在拍摄著名的“真理之口”片段前,赫本显得有些紧张,担心自己无法做出那种被惊吓到的真实反应。
“别担心,”迪伦在她耳边低声说,带着一丝狡黠的笑意,“相信我。”
当导演喊开始,迪伦按照剧本将手放入石雕口中,然后伴装被咬住,发出痛苦的惊呼并蜷缩倒地时,赫本脸上的惊恐完全发自内心——她真的以为他受伤了。她扑过去,那双大眼睛里瞬间涌上的担忧和慌乱,比任何精心设计的表演都要真实动人。
“卡!完美!”导演大喊。
迪伦立刻笑着站起来,握住她的肩膀:“嘿,是我,我没事。”
赫本愣了几秒,才意识到自己被捉弄了,她握起拳头轻轻捶了一下他的胸口,脸上惊魂未定,却又忍不住笑了起来,嗔怪道:“你真讨厌,迪伦!我差点被你吓死!”
那一刻,没有星光,没有镜头,只有两个年轻人在罗马古老的广场上,像孩子一样嬉笑。迪伦看着她,心中一片柔软。和她在一起,他不需要扮演“迪伦·奥康纳”这个明星,他只是他自己。
他们会趁着拍摄间隙,骑着小小的Vespa摩托车,穿梭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赫本在后座轻轻抓着他的衣角,风吹起她丝巾的边缘,拂过他的手臂。她指着那些古老的建筑,用她独特的、带着憧憬的语气谈论着芭蕾、戏剧和简单的快乐。迪伦载着她,听着她的声音,感觉连罗马灼热的阳光都变得温柔了。
这是一种迥异于他以往任何一段感情的体验。没有激烈的占有欲,没有好莱坞式的算计,只有安静的陪伴和心灵的靠近。他知道自己被她吸引,但这份吸引里充满了珍视与克制,他不愿惊扰这份美好。而赫本,同样清醒地意识到迪伦心中装着另一个人的影子,以及他们身处圈子的浮华本质。他们之间的情感,如同罗马秋日的阳光,温暖,明亮,却也知道黄昏迟早会来临。
在好莱坞,是刺眼的闪光灯与冰冷的钻石光泽。
伊丽莎白·泰勒的怒火,在看到《罗马假日》流出的第一波片场照时,达到了顶点。照片上,迪伦和那个叫赫本的女孩共骑一辆摩托车,他回头对她笑着,神情是她从未见过的、毫无负担的松弛。而那个女孩望着他背影的眼神,充满了不加掩饰的依赖与欣赏。
“清新?”泰勒将一本电影杂志狠狠摔在化妆台上,紫罗兰色的眼睛里像是结了一层冰,“我看是处心积虑!”
她感到一种双重背叛——迪伦的“逃离”,和一个陌生女孩的“入侵”。她的骄傲不允许她示弱。她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社交场合,身边围绕着各式各样的追求者,其中最为执着、也最符合她当时“报复”心理的,正是年轻富有、家世显赫的酒店继承人,尼基·希尔顿。
希尔顿的追求是猛烈而直白的。鲜花、珠宝、包下整间餐厅的晚餐……他代表着一种与迪伦截然不同的、用金钱和权势堆砌的、毫不含蓄的征服欲。这在泰勒受伤且愤怒的心里,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慰藉。看,有这么多人渴望我,迪伦·奥康纳算什么?
当迪伦从罗马寄来的、试图解释和挽回的信件到达时,泰勒正和希尔顿从一场晚宴出来。她看着那熟悉的笔迹,冷笑一声,对助理说:“退回去。告诉他,伊丽莎白·泰勒小姐很忙,没空看无关紧要的人写的东西。”
她要用自己的方式,打一场漂亮的仗。她要让迪伦知道,没有他,她只会过得更好,更耀眼。
信息的错位,将裂痕撕成了鸿沟。
当迪伦在台伯河边,收到那封被退回的信时,他沉默了许久。罗马的浪漫氛围在他周围消散,好莱坞现实的冰冷隔着大洋袭来。他以为只是争吵,却发现对方可能已经离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误解,扼住了他的喉咙。
与此同时,他与赫本在《罗马假日》的杀青宴上。气氛欢乐而感伤。赫本喝了一点酒,脸颊微红,她走到迪伦身边,轻声说:“迪伦,谢谢你。这段‘假日’,我会永远记得。”
她的眼神清澈见底,里面盛着真挚的感激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属于告别的惆怅。
迪伦看着她,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一旦回到好莱坞,这阵清风就会消散在比弗利山庄燥热的风里。他握住她的手,郑重地说:“我也是,奥黛丽。保持你的真实,这比什么都珍贵。”
这是一个没有开始,就已预知结局的故事。它的美好,恰恰在于它的短暂与克制。
1947年初,迪伦返回好莱坞。
他带着《罗马假日》的成功和一段清澈的回忆归来,而好莱坞迎接他的,是伊丽莎白·泰勒与尼基·希尔顿订婚的、铺天盖地的头条新闻。
照片上,泰勒依偎在希尔顿身边,手指上巨大的钻戒闪烁着刺眼的光芒,她脸上的笑容完美无瑕,是属于胜利者的姿态。
迪伦站在报摊前,看着那张照片,感觉罗马的阳光仿佛是一场遥远的梦。他与泰勒的世界,在短暂的平行之后,并没有交汇,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急速驶去。
第一次裂痕,没有因为时间而愈合,反而因为骄傲、误解和第三方(希尔顿)的介入,演变成了一场看似无法挽回的决裂。
迪伦·奥康纳的情感世界,在1947年的开端,陷入了一片混乱的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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