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步入1947年下半年，伊丽莎白·泰勒与尼基·希尔顿的婚礼筹备，成了好莱坞最受关注的连载剧。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婚纱的设计、宾客的名单、希尔顿家族的财富，以及泰勒手指上那枚越来越大、越来越闪的钻戒。每一则新闻，都像在迪伦·奥康纳尚未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他试图用工作麻痹自己，接拍了一部需要大量体能训练的冒险片，在沙漠和丛林里摸爬滚打，让身体的疲惫压倒精神的痛苦。但收工后的寂静，和偶尔在营地看到的过时报纸，总会将一切打回原形。

他与诺玛·简（玛丽莲·梦露）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变得微妙而频繁起来。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基于“需要”的关系。她需要他的指导和那一点点珍贵的认可，来对抗外界的残酷；而他，或许也需要她那份纯粹的、毫不掩饰的依赖，来确认自己并非一无是处，至少还能成为某个人的“光”。

他们的见面依旧多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他会带她去一些真正懂行的裁缝那里，教她如何选择能扬长避短、而非一味暴露的衣物；他会给她开列书单，不仅仅是表演理论，还有小说和诗歌，告诉她“填充内在比填充胸部更重要”；他也会在她又一次试镜失败、哭得不能自已时，沉默地递上一杯酒，听她语无伦次地倾诉。

一次，在一个狭小却温暖的爵士乐酒吧里，几杯威士忌下肚，诺玛·简靠在卡座的软椅上，眼神迷离地看着台上即兴演奏的萨克斯手。

“迪伦，”她轻声说，声音带着酒后的沙哑，“如果……如果我变得有名，像她一样有名，你会不会……会不会用看她的那种眼神看我？”

她口中的“她”，不言自明。

迪伦握着酒杯的手紧了紧。酒吧昏暗的灯光下，他看着眼前这个努力想把自己塞进“玛丽莲·梦露”这个即将诞生的性感符号里的女孩，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怜悯和某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烦躁。

“别做这种比较，诺玛·简。”他喝了一口酒，液体灼烧着他的喉咙，“做你自己。否则，就算你得到了一切，站在顶峰的也只是个陌生人。”

她没有再追问，只是把头靠在他肩膀上，像一只寻找热源的小动物。迪伦身体僵了片刻，最终没有推开。空气中弥漫着酒精、烟草和一种危险的、相互慰藉的温情。

1948年5月6日，伊丽莎白·泰勒与尼基·希尔顿的婚礼，在贝弗利山的全能基督教堂举行。

那是一场被媒体称为“世纪婚礼”的盛典。迪伦没有收到请柬，他当然不会去。但整个好莱坞似乎都在为这场婚礼沸腾。他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拒绝了所有朋友的邀约和安慰。收音机里播放着关于婚礼的实况报道，主持人用激动的声音描述着教堂外的盛况，泰勒的美丽，希尔顿的得意。

最终，他烦躁地关掉了收音机。房间里死一般寂静。他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没有加冰，一饮而尽。酒精像一道火线，从喉咙烧到胃里，却无法温暖他冰冷的四肢。

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罗马，想起了奥黛丽·赫本那双清澈的、带着告别意味的眼睛。那阵清风，终究没能吹散这团名为泰勒的烈火留下的灼痕。

几乎是下意识的，他拨通了一个号码。是诺玛·简租住公寓的那个破旧公共电话，他之前偶然记下的。

接电话的是个不耐烦的女声，喊来了诺玛·简。

“……喂？”她的声音带着不确定，似乎很少有人会打这个电话找她。

“是我，迪伦。”他的声音因为酒精而有些低沉沙哑，“……你在做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她小心翼翼的回答：“没……没什么。在看剧本。”

“出来。”迪伦说，语气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迫切，“地址发给我，我去接你。”

他没有带她去任何高档场所，而是开车去了圣莫尼卡海滩。夜晚的海滩空旷而黑暗，只有远处码头的灯火和天上稀疏的星光。海风很大，带着咸腥的气味，吹乱了他的金发，也吹起了诺玛·简单薄裙子的一角。

她跟着他，什么也没问。她能看到他紧绷的下颌线和眼神里压抑着的、她无法完全理解的痛苦。但她能感觉到，此刻的他，需要她在这里。

迪伦面朝漆黑的大海，站了很久。然后，他猛地将手中一直捏着的、那个空了的威士忌酒杯，用尽全力掷向翻滚的海浪。玻璃碎裂的声音短暂而清脆，随即被海浪的轰鸣吞没。

“够了！” 他对着大海，发出一声低沉的、充满挫败感的怒吼。

诺玛·简被吓了一跳，但她没有退缩。她走上前，从后面，轻轻地、试探性地抱住了他紧实的腰，把脸贴在他宽阔的背脊上。

这一次，迪伦没有推开她。

他感受到背后传来的、她身体的温热和轻微的颤抖。在这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夜晚，在这个前女友风光大嫁的时刻，这个来自社会底层、和他一样在好莱坞挣扎的女孩，用她笨拙的方式，给了他唯一的、真实的体温。

他闭上眼睛，任由海风吹拂。婚礼的钟声仿佛还在远处隐约回荡，而在这里，只有海浪的呜咽，和一个破碎的酒杯。

他反手，握住了她环在他腰间冰凉的手指。

一种基于痛苦和理解的特殊联盟，在这个夜晚，于黑暗的海滩上，无声地建立了。迪伦·奥康纳和玛丽莲·梦露（诺玛·简）的故事，终于越过了那条模糊的界限，从指引与追随，滑向了更深邃、也更危险的相互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