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庄子.外篇.至乐》曰：“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一只很大的海鸟，从海上来到鲁国。鲁国的君臣都很高兴，用隆重的音乐，盛大的宴会，来款待这只远道而来的鸟儿。宴会上有猪有羊，舞女伴舞，琴师弹琴，让人眼花缭乱。结果这只鸟很快就死了。它没见过这种场面，不吃不喝，几日后就死在了鲁国。
一路长途辗转跋涉，家人患病，幼子夭折，苏东坡心灰意冷。抵达扬州后，他再次上书《乞常州居住表》，恳请神宗恩准他不去汝州，而在常州安度晚年。然而此时，宋夏战事正酣，神宗亦病重，苏东坡的上书未能送达神宗手中。君命难违，苏东坡只得继续北上。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他抵达泗州。眼见妻儿病弱，苏东坡痛心疾首，再次上书《再乞常州居住表》：“臣轼言，臣闻圣人之行法，如雷霆震草木，威怒虽甚，终欲其生；人主之罪人，如父母谴子孙，鞭挞虽严，不忍致之死。臣漂流弃物，枯槁余生，泣血书词，呼天请命。愿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闻，夕死无憾。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昔者尝对便殿，亲闻德音，似蒙圣知，不在人后。而狂狷妄发，上负恩私，既有司皆以为可诛，虽明主不得而独赦。一从吏议，坐废五年，积忧薰心，惊齿发之先变；抱恨刻骨，伤皮肉之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读训词，有‘人材实难，弗忍终弃’之语。岂独知免于缧绁，亦将有望于桑榆。但未死亡，终见天日，岂敢复以迟暮为叹，更生侥觊之心。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据考证，苏东坡至少六次在宜兴购置田产，这些田产成为苏家重要的经济支柱。例如，熙宁七年（1074年），苏东坡在担任杭州通判期间，便委托友人在善卷洞附近购置了一块田地，打算在此安度晚年。元丰七年（1084年），他在宜兴永定里邵民瞻的协助下，于滆湖塘头村购得一处田庄。同年十月二日，他在舟中挥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楚颂》：“吾来阳羡，泛舟荆溪，心旷神怡，宛如平生之愿得偿。将至暮年，此乃前缘注定。王逸少曾言：吾终将以乐而终。此言不虚。吾性好种植，擅长亲手嫁接果木，尤爱栽种柑桔。阳羡地处洞庭之畔，柑桔栽培极易成活。我意欲购置一小园，种植柑桔三百株。屈原曾作《桔颂》，若吾园落成，当筑一亭，命名为‘楚颂’。”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苏东坡一家抵达南都（今河南商丘）。此时，朝廷终于批准了苏东坡居住常州的请求，并任命他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在南都，苏东坡一家寄居在伯乐张方平的乐全堂中。
正值初春时节，乐全堂外阳光明媚，春花初绽。闲暇之余，苏东坡与恩师张方平在院中畅谈医学养生与佛学。历经大难的苏东坡，目睹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心中只愿这场生命中的风波就此平息，此后能够平安度过劫后余生。于是，他挥毫泼墨，作《春日》一诗以寄托此刻的心情：“鸠鸣乳燕寂无声，日射西窗泼眼明。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
此时，张方平已年届79岁，老眼昏花，便委托苏东坡整理其文集并撰写序言，苏东坡随后作成《乐全先生文集叙》。南都作为北宋的陪都，是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苏东坡抵达南都后，当地众多文人雅士纷纷慕名前来相会。在此期间，苏东坡创作了《满庭芳》《渔夫》《南都妙峰亭》等诗词，其中《南都妙峰亭》中的“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一句，后来成为商丘流传千年的旅游文化代言词。
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下旬，苏东坡一家抵达常州。苏东坡遍游常州城景，太平寺、报恩禅寺等众多寺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太平兴国寺法华院，苏东坡醉倒于薝葡亭，信手题诗：“六花薝葡林间佛；九节菖蒲石上仙；何似东坡铁拄杖，一时惊散野狐禅。”他还前往城东门外的报恩寺拜访长老，脱口赠诗：“碧玉碗盛红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饮无……”当时，原黄州通判孟震退休后，特地绕道常州寻访苏东坡。两人相逢，恍若梦中。孟震感慨道：“年来转觉此浮生，又作三吴浪漫游……”在陪游过程中，苏东坡连吟三首诗：“知君此去便归耕，笑指孤舟一叶轻；待向三茅乞灵雨，半蒿流水送君行。”
苏东坡在从常州返回宜兴的途中，挥毫写下了《菩萨蛮》，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辞官归隐的欢愉心情：“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有书仍懒著，目漫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在宜兴逗留期间，苏东坡还创作了《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其中一首诗云：“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香味过江东。”另一首则写道：“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这些诗句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他对定居常州宜兴的喜悦之情。
苏东坡属火命，命运似乎总不让他拥有片刻的宁静与歇息。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年仅9岁的赵煦继位，庙号哲宗，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掌权后，全面废除神宗时期的新法，朝廷政局因此急剧动荡。
正当苏东坡在常州享受闲居生活，刚满一月之际，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下旬，他突然接到朝廷的调令：“任命苏东坡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军州事”。由于屡遭磨难，身心俱疲，且已看透尘世，他不愿再踏足仕途，更不愿成为那只死在鲁国的海鸟。凝视着门前潺潺流淌的溪水，苏东坡迟疑不决，迟迟未动身。最终，常州知州竟派士兵直接到他家“护送”他上任。这年六月，苏东坡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常州。
据史料记载，登州是中国山东省一座古老的城市，其名称源自《左传》中的一句话“登山则动，观止则穷”。由于登州地形多丘陵，故得名“登州”。在途径密州时，苏东坡旧地重游，所到之处，人们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令他极为感动。在《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中，他写道：“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
对于登州这个“山海名邦”，苏东坡仍怀有深切向往。在远赴登州的途中，他写诗送友人穆珣前往越州（绍兴）赴任，以“罇前俱是蓬莱守（越州、登州皆有蓬莱阁，故云），莫放高楼雪月闲。”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十月中旬，苏东坡抵达登州任上，本欲“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踏踏实实在登州做些实事，就此隐匿于登州。然而，到任仅五天，他便接到朝廷的加急诏书，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并责令他立刻召回京。
十一月初，刚刚安顿下来的苏东坡又不得不离开登州，踏上了漫长的晋京之路。苏东坡在登州为官只有短短五天的时间，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是，却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千古佳话。
苏东坡到任登州后，立即深入地方，了解民情，并两次登临丹崖山。他早就听说过登州海市的奇观，很想去亲眼目睹一番。可惜，苏东坡到达登州时，正值“岁寒水冷天地闭”的十月中下旬，而海市蜃楼的景象一般不会出现在这个时节。虽然未能亲眼目睹海市蜃楼的壮观景象，苏东坡展开丰富的想象，借物咏怀，神驰化外，陆续写下了《望海》、《登州海市》、《海上书怀》等诗文佳作。
他在《登州海市》一诗中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海市蜃楼的绮丽景象：“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皆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诗句所描绘的“海市蜃楼”，恣肆汪洋，仙气回荡，为蓬莱仙境增添了神秘和迷人的色彩。《登州海市》节奏铿锵，韵采飞扬，空前绝后，独领风骚，一时传阅天下，此后更是吸引了历代达官名宦、文人墨客到登州，或写诗著文，或挥毫泼墨与之唱和。
按理说这么短暂的任职期苏东坡本可以什么都不做，直接返京也无人非议，然而心系苍生的苏东坡还是将任职五日内调查了解的登州问题和解决建议形成奏章，在回京途中，连写《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和《乞罢登莱榷盐状》两道奏章，提请朝廷重视登州海防建设，减轻人民负担。
这两篇奏章对此后登州问题的改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中，针对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的险要形势，兵力却极分散，兵士武艺荒废，容易引发敌人南侵之患，建议朝廷加强登州海防建设，他的见解，对当时的海防建设极有指导意义。这一奏章是中国古代水师建设的重要文献。登州靠海，但百姓们却因买不起盐而淡食，也享受不到沿海便利资源的利益，造成登州地瘠民贫，商贾不往，盗贼增多，根源在于朝廷的“榷盐”政策，即实行盐货官府专卖制，不但加重了百姓的贫困痛苦，对国家财政收入亦有害无益，苏东坡因此写下《乞罢登莱榷盐状》，总结了“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提议“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这个提议被恩准后一直实施到清代。
据清道光时重修《蓬莱县志》的“食货志·盐法”记载：“蓬邑不食官盐，自宋代苏长公已条陈得免其累，洵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真可谓：太守只五日，惠民数百年，纵观历史有几人能够？
莎士比亚说：“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人都是演员。”人生如戏，有人演的清醒，有人活的糊涂。元丰八年（1085年），注定是宋朝历史上极不平凡和转折的一年，这一年那个誓作千古第一帝的宋神宗壮年早逝，驾崩于福宁殿，年仅9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改年号为元祐。这一年高太后垂帘听政，召回王安石变法时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和吕公著为宰相，全面推翻熙宁新法。次年王安石逝世，标志着新党变法的彻底结束。一朝天子一朝臣，朝廷开始大量启用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物，苏轼、苏辙这两个曾经反对变法屡遭贬谪的才子，赫然在启用之列。这一年对苏东坡来说，是个极富戏剧性的一年，从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到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16个月时间，苏东坡从戴罪的从八品汝州团练副使到正三品的翰林学士，官升十二级。元丰八年一年时间苏东坡连升四级，往往他刚刚到一个岗位，连同僚都未完全认识，新提拔的诏令又下来了，登州五日升迁、礼部郎中十五日升迁、起居舍人十五日升迁，苏东坡是封建皇朝一年时间里升迁最快和变动职位最多的人。
自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苏东坡入京任礼部郎中，半月后，又升为起居舍人（又称右史），是掌记言的官，皇帝近臣。苏东坡在上书皇帝的《辞免起居舍人状》中说：“臣受材浅薄，临事迂疏。起于罪废之中，未有丝毫之效。骤升清职，必致烦言。”恳辞起居舍人之职。不料仅仅过了三个月，又进一步升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国家机密。苏东坡再辞，上书说：“臣自贬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又擢为右史……出入禁闼，三月有余，考论事功，一毫无取。今又冒荣直授，躐众骤迁。非次之升，既难以外，不试而用，尤非所安。”东坡中书舍人之职也没有辞掉，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专掌制诰（皇帝诏令），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经常住宿内廷，承命撰拟有关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等事的文告，权力极大，有“内相”之称。苏东坡又上书皇帝的《辞免翰林学士状》中说：“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选。臣自量三者皆不迨人，骤当殊擢，实不自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四次升迁，确实叫青云直上。元祐二年（1087年），苏东坡又被擢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侍读是皇帝的老师，是高级翰林。
苏东坡的迅速升迁，一方面源于朝廷政治的迫切需求。高太后和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将变法派悉数贬谪，朝廷亟需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充实朝堂；另一方面则彰显了苏东坡个人的卓越能力。苏东坡二十二岁即中进士，先后担任凤翔、杭州通判，主政密州、徐州、湖州，才华横溢，从政经验丰富。
关于苏东坡为何在一年之内四次升职，这一谜团在宣仁太后（即高太后）一次召见苏东坡时得以解开。太后问：“卿前年担任何职？”苏东坡答：“臣为常州团练副使。”又问：“如今担任何职？”苏东坡答：“臣今待罪翰林学士。”太后追问：“何以迅速至此？”苏东坡认为是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的提拔之恩。宣仁太后却否认了这一点。苏东坡再问：“难道是大臣的举荐？”宣仁太后依旧摇头。苏东坡惊异道：“臣虽无状，却不敢通过其他途径晋升。”最后，宣仁太皇透露：“这是先帝（神宗）的遗愿。先帝每读卿的文章，必赞叹‘奇才！奇才！’只是未能及时重用卿罢了。”
就在苏东坡迅速晋升之际，弟弟苏辙在1085年（元丰八年）八月被召回担任校书郎，十月被任命为右司谏。1086年（元祐元年）元宵节后，他正式到任，九月晋升为起居郎，负责为小皇帝讲书。十一月，苏辙通过召试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不久后相继担任户部侍郎、吏部尚书和尚书右丞。
兄弟二人自从踏入仕途，总是聚少离多。如今相聚于京师，同朝为官，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喜悦。苏辙的府邸与苏东坡的府邸均位于城西，两家相距不远。每次退朝后，苏辙总会顺道先到哥哥家中逗留一番。有时兄弟俩对饮闲聊，有时观看子侄们习字临帖，生活十分惬意。这段时光成为他们人生最后的欢聚。
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奉命出使契丹，兄弟二人依依惜别。苏东坡为此作《送子由使契丹》：“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苏辙出使归来后，兄弟二人依旧时常相聚。此时朝堂局势风云变幻，党争之祸再起。但在这复杂局势之下，兄弟俩相互扶持，彼此慰藉。苏东坡时常与苏辙探讨时事，苏辙也以自己独特的见解为兄长出谋划策。他们在京师的日子里，于闲暇之时，或漫步于街头巷尾，感受民间烟火；或寻一处静谧之地，吟诗作对，尽显文人雅趣。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新的挑战正悄然向他们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