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苏东坡在朝廷中担任的最高且任期最长的官职是翰林学士，这标志着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苏学士的称号也因此而来。翰林学士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书。由于苏轼在翰林学士任期内正值特殊时期，他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高太皇太后。

在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1086年~1089年），苏轼拟定了约八百道圣旨，这些作品现均收录于他的全集中。其文辞铿锵有力，措辞妥帖工巧，行文简练明确。圣旨内容常引经据典，富含例证譬喻，苏轼挥笔成章，游刃有余。

据史料记载，苏轼之后，南宋时期有一位名叫洪迈的文人也曾担任翰林学士一职。洪迈亦为一代文豪，著有《容斋随笔》、《夷坚志》等传世之作。恰巧洪迈身边有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仆人，自十岁起便在翰林院中负责端茶倒水、为大学士们铺纸研墨，他幼时曾亲眼见过苏轼。

洪迈文笔卓越、才思敏捷，一日能撰写二十余道圣旨。他自恃才高，特意召来那位老仆人，问道：“听说你曾侍候过苏大学士，那么，与我相比，他的水平也不过如此吧？”老仆人沉思片刻，答道：“其他的老奴不敢妄评，但老奴知道苏学士写文章时从不翻书、不查资料。”老仆人的话语如同一记重锤，令自负的洪迈深感惭愧。他原以为自己的诏书已至行云流水之境，无人能及，却不料苏轼的学问竟如此渊博，经史子集皆烂熟于心，难怪其文章引经据典、一气呵成，毫无雕琢之痕。

从洪迈与老仆人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窥见苏东坡的学识之广博、文笔之精妙。可以说，苏东坡在翰林学士的职位上表现得游刃有余，然而，在这一阶段，他却异常郁郁寡欢，宛如那只飞往鲁国的海鸟。

高太后听政后，全面否定神宗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罢黜了变法的核心人物（如蔡确、章惇）。高太后（1032~1093年），本名高滔滔，是北宋仁宗曹皇后的甥女，英宗赵曙的皇后，神宗赵顼的母亲，哲宗赵煦的祖母。她被誉为北宋中期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政治家之一，史称“女中尧舜”。然而，由于长期深居宫中，她对世事变化和百姓疾苦缺乏了解，心中唯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念。为了彻底废除新法，高太后任命了最坚定的反对变法派首领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与高太后相似，自反对变法被神宗弃用后，数十年专注于编纂《资治通鉴》，虽居庙堂之高，却远离江湖之远，对新法的利弊缺乏客观的认识。

司马光上任后，采取母废子法确立权威、提拔苏轼、苏辙等人重建旧党、控制舆论三大策略，全面废除新法。司马光担任宰相时已年届67岁高龄，且体弱多病，但他不顾年迈体衰，秉持“功成必我，只争朝夕”的精神，“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坚决废除新法。他感慨道：“四害不除，我死不瞑目。”将新法比作四害，足见司马光对新法的成见之深，这也让人不禁怀疑他废除新法是否挟有私怨。司马光废除新法的速度之快，堪比苏轼官职上升的速度。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七日，宋神宗驾崩。三月三十日，司马光上奏《乞开言路札子》，广开言路，声讨熙丰新法病民伤国的种种弊端。四月十九日，他再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向高氏和哲宗陈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五月五日，司马光上奏《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此疏可视作他上台后废除熙丰变法的宣言书，痛斥王安石及其同党。七月三日，司马光上奏《乞罢保甲札子》，保甲法随之被废。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又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制度。王安石闻讯，愕然失声：“就连此法也要废除啊！”眼见自己毕生心血尽遭废除，不久便因急火攻心而辞世。同年闰二月，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成为宰相。

后宋朝经历了靖康之耻，深陷亡国之恨。南宋的赵构等人将亡国的罪责归咎于王安石。然而，公允地说，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才是北宋衰败的根本原因。若非要将北宋灭亡的责任算在王安石头上，那么司马光同样难辞其咎。正是这两位倔强的人物联手将北宋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有其积极意义。他的变法一度使北宋国库充盈，在宋夏战争中占据优势。王安石的免役法通过货币取代劳役，解放了劳动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他还限制特权、抑制豪强、促进公平、规范吏治，推动了中国政治的进步。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多重原因。首先，他急功近利，为推进变法，对反对者一律打击贬黜，树敌过多。被贬黜到地方的官员，如苏轼等，对他的变法措施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导致变法在基层执行严重走样，效果大打折扣。其次，变法过于先进，严重脱离实际。王安石的变法是一场生产关系严重超越生产力的改革，而当时北宋的政治基础仍是农业，辅以小农经济，工商手工业并不发达。他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远超时代，与北宋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严重不符。王安石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犹如一只聪明的猴子被关进牛圈，只能成为另类，备受排挤。他的变法措施，如同将几百年后的制度植入几百年前的王朝。例如，他对教育的改革，兴办学校，拓展工科，提倡科技，若能顺利执行，中华民族或许早早屹立于世界之巅，不至于几百年后清王朝落后挨打，洋人一炮轰开中国大门。再次，变法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神宗这位变法的最坚强支持者英年早逝，如果再给神宗三十年，变法一定会成功，北宋定会成为世界霸主。

司马光在废除新法一事上，表现得如同着魔一般。这位年迈的老者一反常态，变得急功近利，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他对主导和支持新法的蔡确、章惇、吕嘉问等新党人员一律重贬。对于苏轼对新法的公允肯定、程颢关于团结反对派的劝谕、韩维关于警惕投机人物的提醒，他都置若罔闻，唯有蔡京的逢迎使他欣慰（这位大奸臣正是由司马光一手提拔）。对不支持其政策者，他一律罢斥。

司马光与苏轼在废除新法的问题上，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关于免役法的废除。前文已述，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期间，亲眼见证了免役法在百姓中的受欢迎程度，随后在密州、徐州、湖州的实践中，他深刻认识到免役法对百姓的益处。因此，当司马光决定废除免役法时，苏轼一改往日温良谦恭的君子风范，情绪激昂、言辞犀利，甚至不惜与司马光激烈对抗，直呼其为“司马牛”。

为了维护免役法，苏轼可谓倾尽全力，先后八次上书高太后和年幼的宋哲宗，恳请保留该法。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苏轼撰写《论给田募役状》，向少年君主和高太后详细阐述当年役法施行的背景和初衷，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王安石推行免役法，本意是“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苏轼认为，“此钱本出民力，理当还为民用”，这样才能“兴长世无穷之利”。同时，他还就如何散钱于民，提出了十二条具体建议。

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六日，朝廷下诏全面废除免役法，恢复熙宁前的差役法。苏轼“与执政屡争之，以谓先帝于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多次与朝臣辩论，阐述神宗当年的深意，要求不要全部改回，但终无结果。

苏轼不达目的不罢休。五月二十五日，在开封撰写《乞罢详定役法札子》，记述近期“论招、差衙前利害”，各方偏执，坚守己见。苏轼强调，“衙前招之与差，所系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招，即出钱招募，行雇役之法；差，是摊派差使，行差役之法。在招与差的问题上，苏轼与众臣意见截然不同，并不“随众签书”。因此，他向皇帝上书，诉说“衙前”杂事差遣一事，不仅是役法一事，而是朝廷“利害至重”，民生攸关，请求早日停止此事。苏轼受命任职“详定役法所”，又向皇帝上书，再三强调、反复论述：“衙前可雇不可差”，正面反对司马光停止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反对恢复差役。六月，又作《论诸处色役轻重不同札子》，具体论述各种差役的详细情况：“各随本处土俗事宜，轻重不同”，难易各异，不能“一概立法”、一刀切，一要区别对待，二要从重至轻，“将最重役从上差拨”，根据家产、人丁等情况划定等次，最上等则要承担最重差役。七月又上《再乞罢详定役法状》，向皇帝表示：先前“曾奏衙前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请罢免自己的“详定役法”，圣旨不许，已经月余。近日又遭吏部尚书批驳。自己感到，“上与执政不同，下与本局异议”，若不罢免，自己无法执行圣旨，无法工作，请圣上早赐罢免，愿意承担所有“违圣旨之罪”。同月，在苏轼一再请求下，“圣旨依奏”，苏轼又作《申省乞不定夺役法议状》，表达心情，不再赴“详定役法所”签书公文，履行公事。

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苏轼上奏《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其中第二篇以2000余字篇幅，向皇帝陈述了往昔庙堂之争的详情，分析了招、差之利弊，并阐明了自己为何坚决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的原因：“公所欲行者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何则？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在于掊敛民财，致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在于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且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大致相当。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苏轼进一步指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由此观之，苏轼深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既非反对变法派，亦非支持变法派，当年反对王安石推行免役法，而在司马光全盘废止免役法时，又坚决反对，皆基于其亲身实践的结果，均有其独到考量，实为百姓利益着想。苏轼在役法兴废事件中的观点与做法，至少体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理念：

第一，不能因人兴事，或因人废事。王安石新法虽在某些方面伤及百姓利益，但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司马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全盘推翻，亦属不当。

第二，任何制度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均需权衡利害，综合考量其对社會、民众的影响。

第三，在政策法令的选择与调整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政策法令自身的利弊得失，还需评估社会民众的接受能力与程度。

第四，即便是必须推进的改革方略，实施时亦应“事有渐”，循序渐进，稳健改革，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使民众了解政策，明确方向，心中有数，稳步推进。

第五，对于非十分急迫重大的政策调整，尤其是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务，能不变则不变。苏轼早年在《策略三》中曾言：“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虽得贤人千万，一日百变法，天下益不可治。”明确提醒政策制定者，不可急于求成，不可政令频出，避免无谓的折腾。

高太后垂帘听政之际，正值北宋党争最为炽烈之时。除了废除新法派与变法派的党争，以及对新法派的客观对待外，后期又爆发了洛党、蜀党、朔党之间的纷争。司马光这位性情耿直的老者担任宰相后，仅一年便溘然长逝。在这一年中，司马光不是在废除新法，就是在废除新法的路上，短短一年时间，便将施行十余年的十余部新法悉数废除。司马光去世后，原本的保守派再度分化为三支，依据籍贯地划分，分别是以蜀籍官员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以河南籍官员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及以河北籍官员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为首的朔党。三派之间相互攻讦，争斗不休，史称“蜀洛朔之争”。其中，蜀党与洛党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

洛蜀党争是苏轼领导的“蜀党”（主要由蜀地及亲近文士组成，注重才情与变通，蜀人喜好戏谑），与程颐领导的“洛党”（多为洛阳理学家，强调道统与严苛）之间，因学术思想、政治主张及行事风格的显著差异，矛盾迅速加剧。程颐，这位秉持“存天理，灭人欲”理念的理学宗师，对苏轼的“不合礼法”行为极为反感。他无法忍受苏轼在经筵讲学时谈笑风生、引喻今古（斥之为“轻佻”）；更对苏轼讥讽其拘泥古礼、不近人情深感愤慨（程颐作为帝师，坚持“避尊讳”，要求皇帝“暑月不挥扇”，被苏轼讽刺为“此非‘颜渊问为邦’之道”）。你来我往之间，程、苏二人渐生隔阂。一件看似寻常的小事，最终成为他们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元祐元年九月一日，担任宰相未满一年的司马光，因废除新法过于激进，积劳成疾而辞世。当日，哲宗皇帝正率领文武百官在开封南郊祭祀天地神灵，安放宋神宗的灵位。典礼甫一结束，以苏轼为首的一众大臣便携带祭文前往司马光府邸吊唁。然而，当他们抵达相府门口时，却被奉诏主持丧礼的程颐拦下。程颐板着脸道：“诸位，孔老夫子在《论语》中言‘是日哭则不歌’，你们既已参加祭拜天地的吉礼，便不宜再行吊丧。如此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既不符体统，亦显轻率，还请各位回府，明日再来。”

大臣中不乏觉得此举荒谬者，有人甚至当面反驳程颐，指出孔夫子所言“哭则不歌”，并不意味着“歌则不哭”。苏轼素来狂放不羁，不喜拘泥古礼，闻言更是愤愤不平。他面带嘲讽，满不在乎地对程颐说：“这是烂泥坑里爬出的叔孙通所制的怪礼，不必理会。”说罢，不顾程颐反对，率领众大臣欲进入相府。

苏轼的言行引得在场大臣哄堂大笑，却也激怒了自尊心极强的程颐。他认为这是苏轼恃才傲物，藐视自己，将自己比作烂泥坑里的叔孙通。于是，程颐恼羞成怒，堵住相府大门，坚决不准众人入内吊唁。

不久后，适逢“国忌行香”日，众大臣齐聚相国寺焚香祈祷。当日正值程颐当班，他下令寺方供应素斋。在一旁的苏轼却提出异议：“正叔（程颐字正叔）不是不信佛吗？为何要食素？”程颐引经据典回应：“依礼法，守丧期间不可饮酒食肉；忌日乃丧事延续，自然也应遵守此规。”

虽说不食肉一顿无妨，但苏轼对相府前的遭遇耿耿于怀，刻意与程颐唱反调。他一面命人准备荤菜，一面高举右臂大声呼喊：“为刘氏者左袒！”意即愿食肉者随我来。苏轼此举引发大臣们纷纷选边站队。朱光庭、贾易、王严叟等程门弟子坚持食素，而秦观、黄庭坚、张耒等苏门学士则旗帜鲜明地站在食肉一方。由此，洛学派与蜀学派壁垒分明，泾渭立现。

相国寺“翻脸”事件后，以程颐为首的洛学派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学派矛盾公开化，双方开始相互攻讦。洛学派代表朱光庭等上书朝廷，指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仁祖之忠厚”则官吏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又使官吏流于苛刻，实为诬蔑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应予治罪。蜀党亦不甘示弱，苏门弟子孔文仲上书朝廷，指程颐借为皇帝讲学之机，逾越分际，勾结权势，搬弄是非，离间作乱，挑拨恩仇。

洛蜀纷争，口诛笔伐。高太后难以裁断，遂各打五十大板。宋哲宗元祐二年八月，程颐进京仅一年零五个月，便被罢免崇政殿说书一职，重返洛阳伊皋书院执教。不久，在党争中受挫的苏轼心灰意冷，带着遗憾与无奈，自请外放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