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是被窗外麻雀的啁啾和远处隐约的汽车鸣笛唤醒的，不再有故乡雄鸡的报晓。我坐在宽敞的餐厅里，面前是徐阿姨准备的牛奶、煎蛋和松软的面包。餐具光洁，食物精致，我却有些不知所措。
顾严廷先生——我现在需要叫他“爸爸”了——坐在主位看财经报纸，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偶尔会扫过我，带着律师特有的审慎。改口比想象中容易，或许是因为顾辰和他爸爸的存在，在这短短几天里，已经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更因为，顾辰那双总是带着鼓励的眼睛。
吃完饭，司机小陈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还有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阿姨也来了，顾辰小声告诉我，那是江琳江阿姨，爸爸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笑着跟我打招呼，摸了摸我的头，递给我一个崭新的卡通书包。
我紧紧跟在顾辰身后，看着他自然地牵起我的手，带我上了车。窗外的世界飞速倒退，新奇又陌生。但我没有太多好奇，只是牢牢地抓着顾辰的手，仿佛那是狂风巨浪中唯一的浮木。他在哪里，我的方向就在哪里。
我知道，被他从阴冷的地狱带到人间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已经转向了一条完全未知的轨道。
幼儿园对我来说，是另一个需要适应的陌生世界。陌生的语言，吵闹的环境，还有那些我无法理解的游戏规则。
养父很忙，早出晚归，我能见到他的时间不多。保姆徐阿姨负责做饭打扫，司机小徐负责接送，他们都客气而周到，但这种周到里带着一种职业的距离感。江姨时常来访，总会给我和哥哥带些新奇的礼物，她的笑容明媚，试图让家里的气氛活跃起来。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对我好，可我的心像是被一层厚厚的冰壳包裹着，那些好意触碰得到，却融化不了深处的寒意。
我变得异常沉默，常常一个人对着窗户发呆，一坐就是很久。眼前是上海繁华的街景，脑海里却反复上演着那个午后的混乱与绝望。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还好好地活着，住在这幢漂亮的房子里，而母亲却永远留在了那个冰冷的泥土地上。一种深刻的负罪感如影随形，让我无法真正融入眼前这崭新的、“好”的生活。
唯一能穿透这层冰壳的，只有哥哥。他只比我大两岁，在幼儿园里，他已经升入了中班，不能再像最初几天那样时刻陪在我身边。但他总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穿过操场，跑到我们小班的窗户前。有时，他只是敲敲玻璃，对我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用口型说“加油”；有时，他会飞快地塞给我一颗糖，或者一张他画的小画——画上是手拉着手的两个小人。那短暂的瞬间，是我在幼儿园里唯一期待的亮光。
在幼儿园，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看着窗外，灵魂却飘回了那个绝望的午后。母亲的血，冰冷的门柱，还有我永远没能拉住的衣角……负罪感和悲伤像潮水般将我淹没，让我陷入长长的、无声的发呆。
我的同桌，一个扎着两个羊角辫、叫陈佳慧的小姑娘，有着苹果般红扑扑的脸蛋。她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避开沉默寡言的我。有一天，她神秘地把我拉到洗手池旁边，从她那印着卡通公主的书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毛茸茸、暖烘烘的小东西——一只巴掌大的、奶黄色的小土狗，正用乌溜溜、湿漉漉的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
“送给你，”陈佳慧小声说，带着分享秘密的兴奋，“我外婆家的大狗生的。你总是一个人发呆，让它陪你说说话吧，它可乖了。”
那一刻，一种尖锐的酸楚猛地冲上我的鼻腔。我几乎是颤抖着接过这个脆弱的小生命。它那么小，那么软，毫无保留地依赖着我手心的温度。一种久违的、被需要的感觉，像一丝微弱的火苗，在我冰封的心湖上摇曳了一下。我把它紧紧搂在怀里，像守护一个绝世的秘密，偷偷藏进了书包。
晚上，我把书包放在卧室离床最远的角落，整个晚餐都心不在焉。耳朵极力捕捉着楼上的任何细微声响，生怕那小生命发出呜咽。晚餐时，养父难得在家，江姨也来了。我观察到了养父和江姨之间的那种微妙。江姨很自然地给养父盛汤，养父接过时，指尖有短暂的触碰，两人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有种我无法形容的、只属于他们两人的安宁。
小狗的秘密终究没能藏过夜。深夜，它或许是因为饥饿或寒冷，发出了细微的嘤咛。睡在我旁边的顾辰立刻醒了。他循声找到书包，看到了里面蜷缩的小家伙。
我紧张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但他只是愣了一下，随即眼神变得异常柔软。他伸出手，不是责备，而是极轻地抚摸了一下小狗的脑袋，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别声张，我们偷偷养。爸爸可能不同意在屋里养宠物，但我们可以在花园里给它搭个窝。”
那一刻，哥哥在我眼中的形象，无比高大。我们俩像两个默契的共犯，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找来牛奶和旧毯子，在花园角落的灌木丛下，为这个小生命构筑了一个小小的、安全的港湾。我们给它取名“点点”。
守着点点安睡后，回到床上，顾辰轻声说：“小毅，你看，现在你有点点，还有我。我们都在这里。”
我钻进被子，紧紧挨着他。窗外是上海陌生的夜空，窗内是点点细微的呼吸声，身边是哥哥可靠的温暖。那股一直萦绕不去的、冰冷的孤寂感和负罪感，似乎被撬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
我知道心底的冰层还很厚，伤口的愈合需要很久很久。但这一点点的温暖，这点点的被需要，像一颗小小的火种，悄悄落进了我荒芜的心田。星火虽微，却能刺破最沉的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