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寂静中突兀地响起，屏幕上闪烁的“妈妈”二字，让本就疲惫的神经又是一紧。我深吸一口气，走到阳台，按下了接听键。
果然，没有任何寒暄，听筒里立刻传来母亲高亢而充满怨愤的声音，像一连串密集的子弹，不容置喙地射来。
“子君，你评评理！你爸他又……（此处省略对父亲长达数分钟的控诉，包括不着家、不关心她、乱花钱等具体事例）……我这一辈子真是受够了！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 她的声音尖锐，带着一种常年积累下来的、几乎要冲破电话的偏执。
我靠在冰冷的栏杆上，望着楼下小区里零星散步的邻居，听着电话那头永无止境的抱怨风暴。辉辉头上的纱布，客厅里未清理的玻璃碎片，丈夫紧闭的房门，女儿紧闭的心门……所有这些沉甸甸的现实，堵在我的喉咙口，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我不能说。一旦开口，哪怕流露出一丝疲惫，接下来便会是母亲更猛烈的“指导”和“我早就说过”的审判。我的困境，只会成为她证明自己正确、并试图重新掌控我人生的又一论据。
“……还有你！悠悠都十二岁了，女孩子家家的，你得好好管管！别让她学得跟你一样犟，以后吃亏的是她自己！听说她现在成绩有些下滑？你怎么当妈的？光知道上班，孩子都不管了？……”
话题最终还是绕到了我身上，变成了对我母亲角色的指责。我依旧沉默，只是听着，偶尔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的“嗯”，表示线路还通畅。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或许是说累了，或许是觉得我这边的沉默寡言让她失去了控诉的快感，终于悻悻地挂了电话。
我握着发烫的手机，在阳台上又站了很久，直到夜风吹得皮肤泛起凉意。转身回到客厅，发现悠悠的房门紧闭着。我走过去轻轻敲了敲。
“悠悠，晚饭想吃什么？”
里面没有任何回应。我把耳朵贴近门板，似乎能听到里面极其轻微翻书声和按动笔芯的声音。她今天也被吓坏了，而且，正处于那个敏感又叛逆的年纪。沟通的通道，在她那里，似乎也关闭了。
身心俱疲地从阳台走回客厅时，一眼就看到额头上还贴着纱布的辉辉，正撅着小屁股，手脚并用地往那张惹祸的沙发上爬——正是昨天让他撞破头、缝了好几针的茶几旁边的那张沙发！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恐慌混合着一种无力的愤怒猛地窜了上来。
“辉辉！下来！”我几步冲过去，声音因为紧张而显得有些尖锐，伸手就想把他抱下来，“不能爬！忘了昨天怎么摔的了吗？头上还疼不疼？”
然而，小家伙非但没听话，反而因为我的阻拦和略显严厉的语气，开始扭动身体抗拒，小脚胡乱蹬着，带着哭腔喊：“不要！我要爬！不要妈妈抱！”
他挣扎得厉害，我生怕他再摔着，不敢用力，一时竟有些制不住他。
“听话！辉辉，危险！”我试图稳住他。
“不要！我不要妈妈！”他喊得更大声了，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口齿不清地嚷着，“我要奶奶！”
“我要奶奶”。
这几个字像淬了冰的针，精准地刺穿了我本就摇摇欲坠的心理防线。我抱着他的手臂僵住了，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在他小小的认知里，允许他“自由玩耍”（哪怕是危险的）、可能还会偷偷塞给他零食的奶奶，就成了“好”的象征；而约束他、管教他、因为他爬危险地方而责备他的妈妈，就成了“坏”。
我所有的担心、后怕、夜里偷偷流的眼泪、白天强打的精神，在这一句稚嫩的“要奶奶”、“妈妈坏”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一厢情愿。
在这个家里，我仿佛永远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丈夫与我隔阂，女儿与我疏远，连我拼尽全力保护的小儿子，也在用最直白的方式，否定着我的付出和爱。
我缓缓地把他放了下来，没有再强行抱他。他脚一沾地，就哭着跑开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小小的、跑开的背影，看着他后脑勺上因为奔跑而翘起的柔软头发，以及额角那块刺眼的纱布，只觉得胸口堵得厉害，连呼吸都带着钝痛。
主卧的门开了。他走了出来看着我，脸上没什么表情，眼底带着血丝，似乎也没休息好。他看了一眼冷锅冷灶的厨房，又看了一眼沉默的我。
“点外卖吧。”他声音沙哑，没什么情绪起伏。
“嗯。”我应道。
就在他拿出手机操作时，家门响了，公公打着饱嗝回来了，身上带着淡淡的烟味和酒气，显然是已经在外面吃过了。他看到我们正在点外卖，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外卖很快送到，摆上餐桌。我，他，悠悠（最终被叫了出来，眼睛红肿，低头沉默地扒拉着饭），以及虽然吃过了但依旧坐在桌旁的公公。辉辉由我喂着吃。
气氛沉闷得能拧出水来。
公公看着一桌的外卖盒子，终于忍不住，用筷子敲了敲碗边，开始了他的“训话”：
“你们两个，啊？几十岁的人了，回到家，连口热乎饭都做不出来？天天就吃这些地沟油！这像什么话？家不像个家！生活不能自理了吗？”
他闷头吃饭，没有回应。
我也低着头，给辉辉喂饭的动作没有停。
指责轻而易举，但谁来承担日复一日的琐碎？谁来弥合早已破碎的沟通？一顿家里的热饭，需要的不仅仅是厨房技能，更需要一个拥有共同温度和向心力的“家”作为支撑。而我们这个家，早已分崩离析。
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围坐在摆满外卖的餐桌前，在公公的责备声里，默默地、食不知味地吃着这顿晚饭。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近在咫尺，却隔着无法跨越的冰冷海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