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夜很冷，海淀家中暖气早已开到最大，但窗外的寒意感觉仍从窗缝切入。房间里只剩一盏护眼灯发着柔光。范琳琳躺在床上，手机贴着耳边。

“喂？”电话那头，方晴子慵懒的腔调混合台州口音，看起来像是酒足饭饱后，她靠在枕头上。

“晴子？”琳琳声音带着颤抖。

“怎麽连声‘晴子’都变得像救星似的？”晴子笑着问。

“我……吵架了。”她低低吐出三个字。手机屏幕映着她晶亮的眼泪。

晴子轻叹：“别哭，琳琳。慢慢说。”

“你吃晚饭了吗？别哭了，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晴子声音温柔，像在用距离安抚琳琳的焦虑。

“我今天没吃。”琳琳垂下眼，看了一眼房间门，声音更轻，“我爸妈一直盯着我作品集和志愿，对我的纯艺方案又火气又说一大堆。”

晴子的语气转为关切：“什么事？争哪点了？”

“我说我想研究生冲RISD，继续纯艺术方向。他们嫌我没出息，说我又回归先前考清美失败套路。”琳琳深吸，“我受不了那套‘文凭为王、稳妥至上’的应试逻辑。这一路，他们用‘神化高考’绑住了我。高考、清华、文凭——他们当做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却压根忽略什么是真正的‘我’，以及，我适合做什么，我能学什么。”

晴子沉默了几秒：“你提到‘神化高考’，我最近在看一些资料。有篇文章说，中国高度竞争应试教育是社会问题——文凭被当作唯一通行证，所有希望都压在统一考试上，结果个体差异被抹杀，出现上独木桥的人才培养模式。”

“对！就是这样的。”范琳琳握紧手机，“晴子，我不好意思笑，突然觉得自己像条鲤鱼，被鼓励去跳龙门，然后被问：‘跳了没有？’可是跳不上，就成了失败者。这教育机制不——在压迫个体吗？它不关心兴趣、差异、适应性，它只关心‘能不能跳上岸’。”

“而且还有学历主义。”晴子继续，“去年我看论文，说在中国，文凭社会越来越严重。你看看用人标准，不是看技能，而是看第一学历。什么985、211、不重要，看哪所学校，不看你真的会干什么。”

范琳琳点头：“我不要被文凭绑架。我喜欢构成艺术、绘画、实践理论——我想活得真实一点，不想陪他们走那条统一模具的路。”

“你说得对。”方晴子肯定，“家长被这环境绑得太深。他们看不到制度问题，总以为孩子能力不够。其实是制度把人群逼成这样。”“毁了。”晴子断言，“理论上来讲，教育早就变得异化。比如学者兰德尔·柯林斯说，文凭社会让教育目的从培养能力变成区分阶层，造成所谓的‘凭证通胀’——社会越看重学历，学历就越贬值，没有能力还是被淘汰。”

范琳琳捂住嘴，轻声笑了：“晴子，你这么一句我突然明白……我争的，不只是作品集、不是央美理想，而是一个人能活在自己选择里的自由权。”

“没错。”方晴子回，“你现在争取的，是那个能被承认、被允许的人生路径。你爸妈压你，是怕你撞南墙，但他们打不了南墙的真实——你撞不痛，是撞海绵墙、玻璃墙。”

“对。”范琳琳怔怔着，“我想让他们知道，崇拜高考和文凭不是出路，只是社会对教育模版的一种偏执。”

他们都认识到高校扩招后的学历贬值，“文凭社会”让大家拼命读书，是为了进入白领圈，认为坐办公室最体面，却常常没技能和落脚点。

语音那头，方晴子鼓励道：“你现在应该跟爸妈说你看过的数据。我看那篇《文凭社会如何异化教育？》，里面说：高等教育扩招后学历通胀严重，大家都跑着读书，却培养不出真正需要的技能。我们就像被按下去的‘大锅饭’，能力没被相应激发。”

晴子继续说：“还有高考系统本身的问题——来自《语言测试亚洲》（Language Testing in Asia）指出，高考是一个高压、一次性决胜的制度，它影响课程和教学，使学生变成‘三点一线学习机器’”，而不具备应用和生存能力，它忽视了人的差异性和对一技之长，生存为主的重要性，将高中式教育代入大学，捆绑了学术研究和应用职业，造成了两边或者多种专精技术人才，纯科研人的缺失。“

琳琳喃喃：“是啊，我跟爸妈说，这体制只承认考试成绩，不看创造力、独立思考。我至少可以提出纯艺方案，他们却说我情绪化、不务正业。”

晴子点头：“你现在争的，是选择权，是活出自己的权利。你拿这些理论给家人看，让他们知道，你不是任性，而是在挑战结构性偏见。”

“这就是你呀。”方晴子笑道，“等明天开始，你就整理你的思路，还可以把这些理论和你的志向写在作品集说明里，这个作品集选题我觉得很好。反思性质的母题。要我说啊，我觉得你和你父母的争吵是个很好的引子。你刚才说的那些教育问题，其实有大量研究支撑。

我们一步步来梳理逻辑：在2025年发表的《Social impact of Gaokao in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of research》中，Yifeng Cheng和Obaidul Hamid指出：高考作为中国国家制度化测试，已被“神化”为决定人生命运的唯一准则，这种“洗出”（washback）的影响不仅限于课堂，更深植于家庭、政策、整个社会结构。它不再只是评估知识，而是重塑了教育的全貌，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危局。

Springer刊文《Influence of Credentialism on Education in China》指出，中国的credentialism——即通过学历作为“资格凭证”的做法，正在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中系统化、标准化。它使得文凭成为通行证，而非技能体现，本质上制造“学历门槛”“资格闭锁”，进一步强化体制壁垒。200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学历变得普遍化。

SSR N论文《□□ higher education a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trap’》研究指出，学历越普及，真正具备实用能力、职业素养的人反而被边缘化，学历与能力脱节已是“机会与陷阱共存”的现实。

如今保安岗位甚至要求硕士学历，这种“学历通胀”严重扭曲社会需求与教育产出。发表于SpringerLink的研究强调：“千军万马争一桥”“高考幸存者高分却低能力”，该研究指出，高考教育模式导致学生成为“记忆机器”，缺乏创造性与批判性思考，腐蚀学生的反应能力与社会适应力，技能与生存能力，不接地气，无法适应生存需求。无法为生活在事业市场中提供保障。

这种“放弃质的能力培养”的填鸭模式正在侵蚀学生的精神健康与应试动机。

高考成为了在虚假大饼中找一张模拟铁饭碗，翻身农奴把歌唱的饼，押错宝了，但其实更多的在社会上出现的是多角度筛选和历练，综合评分的淘汰赛，资源获得路径更多更残酷。方晴子边打语音，边打开电脑侃侃而谈：“Cambridge University论文《Educational Success in Transitional China》通过调研发现，在高考和名校文凭之外，雇主对专业能力与创新能力关注不多，更看重“学习资本（learning capital）”——但这主要反映的是考试能力，而非实际技能。从而导致“名校、不代表职场匹配”现象高度普遍。

高考“神话化”让家庭、学校、学生将所有希望押在一次考试和文凭上。这种“押宝式教育”造成三个结构性问题：

1. 因材施教被忽视：所有学生都被当作同质对象处理，个体差异被抹去。

2. 错误预期破灭导致心理危机：当预估收益（比如说范琳琳你说的清华、央美）没实现时，很多人转向仇富、绝望、身份焦虑。真实是大多数中产家庭甚至为孩子背上高额投入，形成多重债务与家庭压力。

3. 社会消化能力不足：大学扩招后，产出的“高学历”未能形成相应就业市场，导致大量人才闲置甚至反脆弱，也恶化了学历崇拜，形成就业门槛虚高、职业方向不明确的泥沼。

你想做艺术，愿意付出努力，但并不盲目押宝，你愿意兼顾职业技能和纯艺术，这不仅是你的选择权，也是对现阶段制度理性应答。你不是在对抗爱，而是在反对这种结构化的不公。

高考制度设计本来是为了人才选拔。但如今，它变成一种标准化筛选制度，把你的兴趣、潜力、创造性都挤掉。但你不必被它摧毁。选择双轨方案，一边实用技能保底，一边向艺术理想深入，就是在搭建自己的“教育资本”——按照Springer所提倡的learning capital模型，你是在人格、知识、技能之间寻找平衡。

所以，你的行动不是任性，而是对制度、对人生、对可能性的拉伸与重构。 ”

范琳琳突然笑出声，“我竟然……像个策划人员，把自己人生说成一个项目路径。”

“人生就是项目。”晴子笑着，“你要的不是文凭，而是真实价值。即使失败，也比被高考裹挟着失败痛苦吧？”

她停顿：“你爸妈是爱你的，只是被制度裹挟太深。他们不是坏人，要不你告诉他们，这话不是为反对他们，而是为更公平地让教育服务个人——要的是个性、社会对应职业和艺术共生发展，而不是一条路走到黑。”

范琳琳泪花在眼眶里闪动：“谢谢你，晴子。好多话不敢对爸妈说，对你说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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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人质疑高考的制度公平问题，社会上便立刻掀起激烈反弹：你想取消寒门的希望吗？你要打破唯一的上升通道吗？——他们害怕的，不是高考改革失败，而是高考一旦被否定，他们将彻底无路可走。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

神化的考试从未带来真正的平等，反而掩盖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地域差异、家庭背景带来的巨大落差。

它让千军万马涌向同一座狭窄的独木桥。

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个缺乏结构性就业缓冲机制的社会里，学历被等同于“资格通行证”，大学不再是启蒙的殿堂，大学不再是对纯粹学术研究和科研的进修之处，而是生产“学历标签”的流水线。

这种标签，不管是否与实际能力匹配，都会成为求职市场的第一筛选器。

问题是：学历可以批量制造，但岗位却不能同步生成。

这就导致了学历通胀——一种教育悖论。90年代，“本科生是天之骄子”；到了2020年代，“硕士只能送外卖，博士改行开网店”的报道屡见不鲜。

大环境对高学历的需求早已趋于饱和，但个体却被推搡着继续投入巨大的时间与金钱，去获得一个越来越贬值的“资格证”。

而学历贬值之后，所有人只能卷得更狠。大学不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新的起跑线；考研、留学、考公，成为新一轮“学历军备竞赛”。可这并没有带来更高的社会效率，反而制造了更多心理内耗与结构性焦虑。

大多数家庭在“不能输”的恐惧中，为孩子投入全部储蓄和情感资源；而底层家庭，在“押宝”的心态下，把孩子送去补习，只为赌一次飞跃。

但当现实不滿足幻想的預期，“希望”开始转化为“失望”，再转化为“愤怒”。于是，仇富、犬儒主义、身份焦虑、阶层固化情绪交织出现，教育的原初价值——作为自由、思考、成长的过程——被彻底异化。

这不是某个孩子、某个家庭的失败，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系统在失速中的悲鸣。

”这是一种幻觉的社会性共谋。“人们明明知道“鲤鱼跃龙门”的概率渺小，却仍旧愿意把全部家庭资源压在这条赌桌上；他们也许明知某些本科毕业生找工作照样内卷、照样送外卖，但那种“考上大学就一生光荣”的神话，仍在街头巷尾反复传诵。人们不相信系统，却偏执地相信考试，可是考试本身就是一种系统。

这种幻想本身，就是“制度焦虑”在底层的隐秘表达。社会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于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自己造神，自己献祭。

他们固执地相信：只要熬过这三年，就能一飞冲天，摆脱宿命。

而在这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惧怕多元化”“惰性思维”。高考之所以被神化，是因为它看似最公平、最清晰，最容易掌控命运，但也仅仅是看似而已；相反，职业教育、技能路线、”一技之长以傍身“这些选项，虽然可能更符合现实，却显得过于复杂、风险太高、缺乏“体面”的社会认可。

于是大多数家庭便擅自决定了孩子的命运轨迹：读书、考试、上大学，要的只是大学听上去的体面，仿佛除此之外皆是堕落、皆是失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而更荒谬的是，即使高考早已不能“包打天下”，即使本科毕业生已成“就业困难户”，人们仍执迷不悟于大学等于铁饭碗，大学等于万事通。

这种对高考的擅自幻想，已不再是理性选择，而是一种心理逃避机制——逃避面对现实的复杂、逃避系统性改革的迟缓。

就像一场集体的梦游，所有人都知道梦的尽头可能是悬崖，但没有人愿意醒来。

学者赵鼎新指出，社会秩序是一种“准宗教式的威权结构”，而高考，被赋予了某种超越现实的“仪式性正义”。它不只是考试，它是一种替代性的信仰，在缺乏真正社会流动的情况下，安慰着大多数人“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的精神空洞。

正因此，每当有人质疑高考的制度公平或效率问题，社会上便立刻掀起激烈反弹：你想取消寒门的希望吗？你要打破唯一的上升通道吗？——他们害怕的，不是高考改革失败，而是高考一旦被否定，他们将彻底无路可走。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神化的高考从未带来真正的平等，反而掩盖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地域差异、家庭背景带来的巨大落差。

它让千军万马涌向同一座狭窄的独木桥，却从不告诉他们：对岸并不宽广，甚至根本没有桥；

甚至也只能让他们看到考试这一服从性筛选，而不是对生存技能的储备和对结构的反思。

范琳琳记得方晴子说：“在当代，文凭主义的蔓延，早已不只是教育系统的内伤，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焦虑的外显症候。

在一个缺乏有效就业缓冲机制与社会分流渠道的国家，学历逐渐被抽象为一种“身份凭证”——它不再是对学识的认证，而是一个可以换取社会资源的通行证。

大学，本应是通往学术、思想自由与人格锤炼的殿堂，如今却越来越像一个为就业市场代工的加工厂，流水线式地为年轻人贴上标签：一本、二本、985、211……每一个标签被群众擅自幻想成都是未来社会分层的门槛，追捧名头，文凭崇拜，而其背后真正的能力、志趣与创造力，则被无情掩埋。大学首先被当作“资格通行证”的制造场所。

过度强调学历名头，使其本意——学术研究、启蒙教育、批判思维——彻底失位。高校不再是思想的筵席，更像流水线，代工生产“学历标签”。而这些标签，无论有没有实际能力，都能在就业市场第一轮筛选中，像一道死标准，阻断无文凭者进入职场。

学历通胀严重，文凭扩张无对应市场，能力溢出而岗位稀缺。

其次，单一化的考试/高考将科研天才和领域天才的提前专业化训练关闭。真正具有独立科研潜力或手艺特长的孩子，往往无法在统一时间-内容的高考机制下被识别。

他们在中学阶段被迫进入死记硬背的轨道，失去手艺、失去思考、被“补丁式教育”“一刀切”抹平个性和生存技能，而高考继续强化这种同质化，最终丧失多元化专业人才成长的土壤。

“鲤鱼跃龙门”的神话继续在高考制度下得以延续。

它向普通家庭许诺了一种向上流动的幻觉。

在这种高度统一的升学评价机制下被迫放弃原生能力的培育，投入长达十余年的“标准答案训练营”，最终被塑造成“能考分”却未必“能做事”的高分产物。

而任何成果与技能的产出，靠的是经验，而不是名头和考分。

与此同时，大学教育的本质也悄然转向。博雅教育、精英教育、思想锤炼的传统理想被迫让位于实用主义与应试逻辑，大学本科教育蒙上了技校的责任。

但其实大学的本意，或者说大学不应为“体面校园”和“文凭颁光”而存在。它在精英教育、博雅教育和知识深入提升与传承上，本应承担启迪和批判重塑的功能，但现在往往沦为“名誉场所”“为民扩招”。

大学生辛苦考完试后，在停泊四年后，只带着一个会让人“尊敬”的毕业证，却毫无生存技能，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专业素养与思辨能力。

高校教育逐渐沦为文凭制造业，学生的存在被浓缩成“学历持有者”这一单一指标。四年沉浮于课堂与课表之中，却极少获得真正面对复杂世界所需的技能、实践、或价值判断。许多人毕业时蓦然回首，除了那张“看起来还不错”的毕业证书，几乎一无所成。

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社会对“体面学校”“体面工作”的执念，进一步加剧了文凭崇拜与学历歧视。

所谓“体面”，并不指向真正的能力或人格尊严，而往往只是某种符号化的社会认同。在这一体系之下，学生被训练去追求外在的形式美：排名、头衔、品牌，而非内容的厚度与自我的成长。他们被动卷入名校梦、考研潮、出国热，但迟早要面对生存。

“文凭焦虑”最终引发了制度性恶性循环：高校被迫扩招、研究生项目无限膨胀、教学资源被稀释，课程质量滑坡，教师疲于应付评估机制，学生疲于刷分刷绩点。

为了应对“市场”，高校主动贬值自己，用“更易入、更好出”的话术争抢生源，终致“文凭贬值”成为事实，却又被民间视为“高等教育失责”的源头。

这种荒诞的景象，使得所有角色——学生、家长、学校、用人单位——都成了被文凭神话裹挟的苦主。”

方晴子在那晚说了很多，逻辑严密，却并不冷漠。她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想告诉琳琳：如果整个社会把“成功”定义为单一路径——高考、名校、找个铁饭碗——那我们唯一的自由，就在于寻找别的可能性。

“真正的教育，”方晴子那晚说，“不该是唯一的线路，或者唯一的考试，而是你不断分叉出来的路线图，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要学会的是阅读地图，而不是在所谓的唯一的路上跑得最快。大多数人的底层需求逻辑，应该是活着。不管怎样活，但，先活着。但很多人忽略了教育的本质除了开智以外还有学会技能以生存，而是错误的认为考学和考试可以跨越阶级。这就是焦虑和压力的来源；这也是一种擅自幻想。

上名校本身并不能真正让你跨越阶级，它更像是一张漂亮的包装纸，能在短期内提升自我认同和外界评价，但真正决定你生活质量的，是你是否掌握了能被市场认可的一技之长——那是你靠实力换来的价值；而真正实现阶层跃迁的，是长期稳定的资源积累、人脉的拓展、以及足够体量和耐心的事业布局，甚至还要加上一点无法控制的运气。名校的光环会随着时间褪色，唯有你持续产出的能力，才是立身的根本。”

那一刻，范琳琳忽然觉得，夜很静，而她好像看见了别的方向。她想学她所热爱坚持的专业，那么明天一早必然是一场得严阵以待的辩论。

（注：中央美院艺术主科分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但清华大学高考文化课分数线比央美要高，不过央美还是美术院校里最高的那一档里上下浮动；范琳琳艺术分考得上央美清美但文化课分不够清华；范家父母的意思是“强行改女儿志愿”把艺术院校全部划掉换成综合类大学美术系包括清华美院，结果惨而导致女儿从艺考期间开始到高考发挥失常、填志愿预期出错滑档调剂到广州的综合类大学——前面提过是哪所）

（ps：这是设定）

（pps：感兴趣的可以去查查美院招考要求和分数线，作者这个报名要求和分数线可能是前几年的老版本了）

（ppps：整个连载系列75%纪实25%虚构，危险行为切勿当真）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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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鲤鱼跃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