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之后，村里帮忙的人陆续来了。
先是几个妇女，端着盆子，里面装着馒头和咸菜。她们把吃食摆在院子里的桌子上，招呼大家吃饭。然后是几个男人，扛着铁锹和镐头，准备去坟地挖坑。有人在院子里进进出出地搬东西，有人在灵棚前烧纸钱，有人在讨论今天的天气和路线。
我站在屋檐下，看着这些人忙碌。他们的动作很熟练，像是做过无数次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需要吩咐，不需要指挥。整个院子像一台上了油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在有条不紊地转动着。
没有人来跟我说话。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会微微侧一下身子，避开我的目光。有人会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但没有人停下来。我像一个多余的人，站在这个忙碌的院子里，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站在哪里。
陈老栓端着一碗粥走过来，递给我：“吃点东西，今天要忙一天。”
我接过来，道了声谢。粥是小米粥，熬得很稠，上面浮着一层米油。我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但我没有停下来，一口一口地喝着，让那股热流顺着喉咙滑下去，驱散身体里的寒气。
吃过早饭，开始起灵。
八个壮汉抬着棺材，从灵棚里出来。棺材是薄木板的，但装了舅公的遗体之后，显得格外沉重。八个人的肩膀都压得微微弯了下去，脚步踩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有人喊着号子，一二，一二，调整着步伐。
我跟在棺材后面，手里捧着一炷香。香烟袅袅地升起来，在晨光中呈现出一种淡蓝色，又被风吹散。纸钱在前面撒着，黄色的纸片在空中打着旋儿，落在地上，落在路边的草丛里，落在人们的肩膀上。
队伍沿着村道往坟地走去。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到队伍中来。有些人我认识，是村里的老人；有些人不认识，大概是附近村子里的亲戚。他们默默地跟在队伍后面，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纸钱飘落的声音。
我走在棺材后面，看着那口黑漆棺材在我眼前一晃一晃的。棺材盖已经钉死了，但我知道，舅公就躺在里面，穿着那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双手交叠放在胸前。他的手里已经没有玉了——那块玉现在在我的口袋里，冰凉，坚硬，像一块贴肉的冰。
坟地在村外的山坡上，离黄河不远。站在坟地边上，能看到黄河在阳光下泛着灰白色的光，像一条静止的绸带。河面上有薄薄的雾气，在晨光中慢慢升腾，又慢慢消散。
坑已经挖好了。长方形的，大约一米八长，一米宽，两米深。坑边的黄土堆得高高的，散发着新鲜的泥土气息。那气味很浓，钻进鼻子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腥味。
棺材被绳索吊着，缓缓地降入坑中。绳索摩擦着棺材的边缘，发出吱吱的声响。有人喊着号子，有人在旁边指挥，有人用铁锹铲起第一铲土，撒在棺材盖上。
土落在棺材上的声音很闷，像是有人在敲一面巨大的鼓。咚的一声，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一铲一铲的土落下去，棺材盖上的黑漆渐渐被黄土覆盖，再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坑边，看着那口棺材一点一点地被泥土吞没。有人递给我一把铁锹，示意我也铲一铲土。我接过铁锹，铲了一铲土，撒在坑里。土落下去的时候，溅起一小片灰尘，扑在我的脸上，带着一股泥土的腥味。
填完土，开始立碑。碑是青石的，上面刻着舅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字是新刻的，笔画里还残留着石粉的痕迹。碑立好之后，有人把花圈摆在碑前，有人把纸钱堆在碑前点燃，有人开始放鞭炮。
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着，硝烟弥漫开来，呛得人睁不开眼。我在硝烟中站着，看着那块崭新的墓碑，看着碑上舅公的名字，感觉这一切都很不真实。
三天前，我还在省城的办公室里改报价单。现在，我站在黄河边的坟地里，参加舅公的葬礼。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快到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人群渐渐散了。有人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句“节哀”。有人握了握我的手，说了句“保重”。我一一回应着，点着头，说着谢谢。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沿着来时的路，三三两两地，消失在坡下的树丛中。
最后，只剩下我和陈老栓两个人。
陈老栓站在碑前，低着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蹲下身，用手把碑前的纸钱灰拢了拢，又添了几张新的纸钱，用打火机点燃。火苗蹿起来，舔舐着纸钱的边缘，纸钱卷曲着，变黑，化成灰烬，被风吹散。
“走吧。”陈老栓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回去收拾收拾。”
我点了点头，最后看了一眼那块墓碑，然后转身，跟着他往村里走去。
回到舅公家，院子里已经空了。灵棚拆了，花圈收走了，桌椅板凳也搬走了。只有地面上还残留着一些纸钱的灰烬和鞭炮的碎屑，证明这里曾经举行过一场葬礼。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个空荡荡的院子，心里也空荡荡的。
陈老栓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你先歇着，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不用了，老栓叔。”我说，“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点。”他说，“你脸色不太好。”
我没有再推辞。陈老栓进了厨房，开始忙活。我站在院子里，不知道该做什么。目光扫过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墙角的水缸，屋檐下的锄头，窗台上的搪瓷缸子。这些都是舅公的东西，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但舅公已经不在了。
我走进屋里，开始收拾舅公的遗物。
说是收拾，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收拾什么。舅公的东西不多，衣服、被褥、锅碗瓢盆，都是些日常用品。我把衣服和被褥叠好，放进一个编织袋里，准备拿去烧掉。把锅碗瓢盆洗干净，分类放好。把桌子上的杂物清理干净，把地上的垃圾扫掉。
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平静。手上的动作机械地重复着，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决定。只要做就行了。
整理到书桌的时候，我停了下来。
书桌是那种老式的三屉桌，桌面上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下面浅黄色的木纹。桌面上放着一盏煤油灯，落满了灰尘。一个搪瓷茶缸，里面还剩半缸水，水面上浮着一层灰。还有几本书，摞在一起，书脊已经磨损了，看不清书名。
我拉开第一个抽屉。里面是一些杂物——几支秃头的毛笔，半瓶墨汁，一沓泛黄的草纸。我把草纸拿出来翻了翻，上面记着一些账目：几月几日买了多少斤盐，几月几日卖了几个鸡蛋，都是些日常开销，没什么特别的。
第二个抽屉里是一些旧报纸和信件。报纸是几年前的地方报，已经发黄了，散发着油墨和纸张陈旧的气味。信件大多是写给舅公的，寄信人地址各不相同，有些是本省的，有些是外省的。我翻了翻，没有细看。
第三个抽屉是锁着的。
我拉了拉，拉不开。锁是那种老式的弹子锁，小小的，已经生锈了。我找了找，没有找到钥匙。想了想，我去厨房拿了一把螺丝刀，把锁撬开了。
抽屉里放着一个木盒子。
盒子不大，巴掌大小，是用榆木做的，表面没有上漆，保留了木材原本的颜色和纹理。盒盖上刻着一个符号——一个圆圈，中间画着三条弯曲的线，像是波浪，又像是某种扭曲的文字。
我盯着那个符号看了几秒钟，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我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本书。
书的封面是深蓝色的，已经褪色了，边角磨损得很厉害，能看到里面发黄的纸页。封面上没有书名，我翻开第一页，看到一行用毛笔写的字——柳氏水经。
字迹很工整，笔画有力，墨迹已经渗进了纸里，看得出来写了有些年头了。落款处写着“柳文远手录”五个字。
柳文远。这个名字很陌生。我从来没有听舅公提起过。
我翻了翻，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水文记录，记载了黄河在这一段的水位变化、流速数据和泥沙含量。数据很详细，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看起来像是一本专业的水文资料。每一段数据后面都附有批注，用蝇头小楷写着一些备注，比如“今年汛期较往年提前半月”“此处暗流涌动，舟楫不宜靠近”之类。
后半部分的内容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后半部分记载的是一些“案例”。每一个案例都以年份开头，后面跟着一段简短的文字描述。比如：
“光绪三十四年，河滩现一物，形如巨鳖，背有符文。柳氏第三代传人往视之，以铁锥钉其四足，沉入河底。后三日，河水泛红，鱼虾尽死。”
“民国十二年，下游三十里处，渔人网得一石匣，开之，内有黑水流出，触者皮肉溃烂。柳氏第四代传人以石灰填之，埋于三尺之下。”
“一九五八年，修堤坝时掘出一段乌木，木上有刻痕，似符文非符文。柳氏第六代传人识之，曰此乃‘镇河木’，不可动。遂原土回填，其上筑坝。”
每一个案例都简短、冷静，像是一份工作报告。但字里行间透出的信息，却让人后背发凉——柳家的人处理过的“河患”，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我继续往后翻。翻到接近末尾的地方，我看到了一张折叠的纸。纸的质量比书页要好一些，是后来夹进去的。我展开那张纸，发现是一幅手绘的地图。
地图画的是黄河的一段河道，标注了几个地名。我认出了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村子所在的位置，另一个是下游的一个渡口。地图上还用红笔圈出了一个区域，旁边写着三个字：
锁龙穴。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这个名字我在哪里见过——对了，在老河工说的那句话里。他说：“你舅公不该开那口棺材。”那口棺材，就在锁龙穴里。
我把地图翻过来，背面还有字。是舅公的笔迹，写得有些潦草，像是匆忙间记下来的：
“锁龙穴，位于老滩下游三里处，河床下有一洞穴，洞口有铁索垂下，入水三丈有余。穴内有石棺一具，棺盖以铁链锁之。棺中为何物，未敢开视。据柳氏水经记载，此乃柳家先祖所设之封印，用以镇住黄河煞气。然年代久远，封印渐弱，恐有不测。”
我放下书，揉了揉太阳穴。信息太多了，一时消化不了。舅公到底在研究什么？这个锁龙穴又是什么地方？那块玉和这些有什么关系？
我把书和地图收好，准备带回去慢慢研究。
就在这时候，我摸到了书的封底内侧有一个凸起。我翻开封底，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已经泛黄了，折叠得很整齐。我展开那张纸条，看到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字，字迹很轻，像是怕被人看到一样：
“第三口棺材。老槐树下。别告诉任何人。”
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
第三口棺材。老槐树下。
村口确实有一棵老槐树，据说有两三百年的树龄了。但那里没有棺材。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里有棺材。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然后把书和地图也收好，放进我的背包里。
我站在书桌前，环顾着这间屋子。舅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他的气息渗透进了每一个角落。但现在，他走了。这间屋子很快就会变得陌生，变得不再属于任何人。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块玉。它在昏暗的光线中安安静静地躺着，灰扑扑的，毫不起眼。但我握过它，我知道它不仅仅是块石头。
我把它放回口袋里，走出了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