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周六，我去了市图书馆。
这是我的习惯，周末两天我都待在图书馆，从早上九点开门待到下午五点关门，午饭在对面的便利店解决。我不想待在家里，家里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太安静了。母亲的温柔像一层保鲜膜，完整地包裹着我，保护着我，却也让我透不过气。她看我的眼神永远是小心翼翼的，像是在看一件易碎的瓷器，每句话在说出口之前都要在舌尖上过三遍，生怕哪一句不对就戳碎了她小心翼翼修补好的儿子。
我知道她是为我好，但这种“好”压得我更难受。
图书馆二楼的阅览室有一排靠落地窗的位置，我通常坐在最角落的那张桌子。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书页上，明亮但不刺眼，空调温度刚刚好，周围只有翻书的声音和轻微的键盘声。我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东西太少了，一张桌子、一本书、一个安静的空间，就够了。
但我今天看不进去。
书包里装着数学练习册、物理辅导书、英语词汇，我把它们一本一本拿出来，摊在桌上，然后又一本一本合上。物理书上那道关于斜面摩擦力的题，我看了一遍题目，又看了一遍，看到第四遍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它们连起来的意思我完全不理解。
我在想那个名字。
谢渺。
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奇怪。谢灵运的谢，虚无缥缈的渺。一个诗人的姓，一个形容不存在的词。昨天黄昏在教室里听他说出口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瞬间觉得这是他编的。怎么会有人叫“渺”？虚无缥缈，不可捉摸——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名字放在他身上多不贴切。他一点都不缥缈，他太具体了，具体到每一根头发丝，具体到他敲窗户的手势，具体到他笑起来时眼角弯上去的弧度。
上午十点多，阅览室里的人渐渐多起来。有备考的大学生，有带孩子来看绘本的年轻父母，还有一个穿着初中校服的女生坐在我对面不远处，桌上摊着一本数学课本，草稿纸上画满了辅助线。
我又低下头去看物理书，把“谢渺”两个字从脑子里硬挤出去。摩擦力、重力、斜面角度、支持力。公式一行一行列下来，笔尖终于找回了正常的节奏。
然后一杯奶茶被放在我左手边。
我愣住了。
那是一杯中杯的芝士奶盖，塑料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显然是从楼下的奶茶店买来的。杯盖上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用黑色的字迹写着：谢渺，下面是一串手机号。
我抬头环顾四周，阅览室里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都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没有人看向我这边。那个初中女生还在画辅助线，对面的备考大学生戴着耳机在看网课，带孩子的年轻妈妈正在给孩子翻绘本。
没有他。
但一定是他。
我把那张便利贴从杯盖上撕下来，翻到背面，又翻回来，确认上面只有名字和电话号码，没有其他任何字。只有他的名字，和他的号码，像是某种直白的、不设防的宣告。他的名字写得不算好看，横竖都有点随意，但很清晰，起笔和收笔都很有力道。
他在哪里？
我再次环顾四周，甚至站起来走到阅览室门口往走廊里看了一眼。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自动贩卖机嗡嗡作响，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我回到座位上坐好，把那杯奶茶推到桌子最远的角落，继续低头看书。
那些物理公式在我眼前浮着，一个字都进不了脑子。
我余光一直盯着那杯奶茶。杯壁上的水珠慢慢流下来，在桌面上汇成一滩小水。芝士奶盖正在缓慢地往下沉，白色的乳霜在绿茶里拖出一条模糊的轨迹，像是某种无声的倒计时。
我伸手把那杯奶茶拿了过来，取下杯盖，喝了一口。
芝士的咸香和绿茶的清甜在舌头上撞了一下，然后融合在一起，滑进喉咙里的时候带着一股凉意。我不喜欢喝甜的，但这杯奶茶的味道刚好，不会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也许只是巧合，也许他买的奶茶刚好就是半糖。
便利贴上那串号码对着我，黑色水笔写下的阿拉伯数字，笔画的起笔和收笔都有点重。十一位数字，我扫了一眼就看完了。139开头，最后四位不是连号也不是生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手机号，安静地躺在那张黄色的便利贴上。
我看了一遍，记住了。
我没有存进手机。
我记得住。
那天我提前离开了图书馆。背上书包的时候，那杯奶茶已经喝了大半，杯底剩着一层还没化完的芝士奶盖，我犹豫了一下，把它带走了。一路上我捧着那杯奶茶走，公交车上把它放在膝盖上，到家楼下才把空杯扔进垃圾桶。便利贴被我折了两折，放进了数学书里，和昨天那张草稿纸夹在同一页。
这就是两天之内，同一个人，我留下来的两样东西。
一张写了他名字的草稿纸，一张写了我名字的便利贴。
——其实那张便利贴上写的是他的名字，但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个手机号是留给我的，所以那上面写的其实是“谢渺→陆瑜”，只是后半部分他大概觉得太冒昧了，没有写上去。
我把数学书合上，放回书架上，和所有其他课本一起排列整齐。
然后我去洗澡，吃晚饭，帮母亲收拾碗筷，回房间做数学题。一切如常。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平静。
只是在某一瞬间，牙刷塞在嘴里的那一瞬，或者厨房水龙头关掉的那一瞬，或者台灯打开的那一瞬——那串号码从我的脑子里跳出来，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亮起来，清晰得让我没办法假装看不见。
我没有给他发消息。
我过了一个月才敢给他发第一条消息。
但这个号码在我脑子里从来不需要背诵。它住进来了，就没走过。
周一早上七点二十，我背着书包走进校门。走廊里人还不多，晨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把地面切割成一格一格的明暗光影。走到三班门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停什么。
三班前门开着，教室里稀稀拉拉坐了几个同学，有人在擦黑板，有人趴在桌上补周末没写完的作业，有人在大声讨论昨天晚上的球赛。我没有刻意往里看，但余光已经完成了一次快速扫描：倒数第三排靠窗，不是他的位置。他在第二排中间，课桌上放着一只黑色双肩包，桌角贴着一张花里胡哨的课表，荧光笔写的。
他的位置正对窗户，光正好从侧边照进去，把他桌面上的笔筒投出一道斜斜的影子。
然后我继续往前走，回到七班。
第一节课是语文，老师讲《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我低着头在课本上划重点，但余光时不时飘到旁边的窗户上。窗外是教学楼之间的通道，再过去是操场，再远处的树已经开始变黄，九月的天空有一种被洗过的蓝。
课间操的时候，我没有下去。这是常规操作——体育课不去、课间操不去，所有需要列队站上操场的集体活动我都不用参加，班主任给我开的“体质证明”覆盖了这一切。同学们三三两两走出教室，楼道里响起密集的脚步声和打闹声，女生的声音尖尖细细，男生的声音粗粗闷闷，整栋教学楼像清晨被敲响的钟，嗡嗡震了很久才慢慢安静下来。
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把昨天没做完的数学题拿出来继续做。
窗外操场上飘来广播体操的音乐，那个旋律又老又土，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一套，好像中国的广播体操音乐被时间封印了永远不会变。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口号声穿过操场穿过走廊穿过门缝，到达我耳朵的时候已经模糊得像另一维度的回声。
然后有人敲了敲窗户。
那是一个指节叩在玻璃上的声音，很轻，但距离太近了，我猛地抬起头。
谢渺的脸贴在窗户外面，和我只隔了一层玻璃。他的鼻子都快压到玻璃上了，呼出的热气在冰凉的玻璃表面晕出一小片白雾。他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连帽卫衣，校服外套搭在肩上，额头上有薄薄一层汗，看起来是刚从操场溜回来的。
“你怎么又不下楼？”他隔着玻璃说，声音闷闷的。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他。
他在玻璃上呵了一口气，然后用手指在上面画了一个笑脸。两个弯弯的眼睛，一个上翘的嘴角。水汽凝成的水珠沿着笑脸的弧线往下流，像是那个笑脸在出汗，在融化，在一点一点消失。
“你今天，”他的手指在玻璃上写了一个字，笔画笨拙，隔着一层玻璃根本看不清楚，但我还是能辨认出来——“好”。
你·今·天·好·吗？
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我只是抬手在玻璃的另一面，轻轻敲了一下，和他的指尖隔着玻璃碰在一起。
算是回应了一下。
他在窗户那边笑了起来，是那种不加掩饰的、有点得意的笑，好像我的动作在他的意料之中。然后他直起身，冲我挥了挥手，转身朝操场跑回去。他的背影被阳光拉得很长，白色连帽卫衣在风中鼓起来一点，球鞋踩在水泥地面上，那个脚步声和敲地板的声音一模一样。
广播体操的音乐停了。楼道里又响起密集的脚步声，同学们要回来了。
我低头看桌上的数学题。那道道题我做了一半，解题思路写到第四步，字迹工整，步骤清晰，没有任何问题。
但第四步的旁边，多了一个我用手指抹出来的笑脸。
不是他画的。
是我自己用手指在桌面上画的。
我快速用袖子把它擦掉，动作很猛，像是在销毁证据。但我自己知道，那个水渍的笑脸可以擦掉，它在桌面上只存在了不到十秒，可是它在另一个地方已经印上去了。那个地方没有抹布，没有橡皮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它清除。
那个地方叫心脏。
谢渺不只记住了我的位置。他还顺便记住了我的习惯。课间操不下去的人只有我一个，所以他知道只要课间操溜回来，就一定能在这扇窗户后面逮到我。
他算计这件事，算计得很熟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