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排练室排了五个小时，白衍汗如雨下，心力交瘁。

“虽然整首歌我只是弹这么几个和弦。但就算是一头牛重复耕了几十次的地，那身体也是会累的吧。”他如是说道，便甩了甩手，吵嚷着说不排练了。

邱振赫坐在鼓凳上，胸口急促地起伏着，也说要休息休息。

我们使用的乐器是这家排练室的老板借给我们的。

据白衍说，这家排练室是整个宁波设备最齐全的地方，不仅仅有各种效果器和法兹，乐器也是应有尽有，除了需要插电的电吉他，还有各式木吉他供人选择。

跟白衍和邱振赫相比，宋屿川像是不知疲倦，席地而坐开始自弹自唱起来，完全没有顾及其他人的存在。

“不是，你们看看川儿，那吉他弹得真的太不像话了。”白衍忍不住扯了扯邱振赫的衣袖，有点愤懑不平，“他那个烂吉他什么时候能弹这么流利了，我都感觉他像是换了个人。”

白衍目不转睛盯着宋屿川，肯定道：“对，他肯定是被什么人附体了。”

邱振赫与白衍心领神会，对了个眼神表示赞同。

怎么都是一个时间段一起决定学习器乐的，差别就有这么大呢？真不知道是该说他们笨，还是说宋屿川真的有学习乐器的天赋了。

看着宋屿川流利扫弦的模样，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本以为他是在研究生退学之后，因我的一句玩笑话才学起吉他的，没想到高中时他就已将吉他弹得如此娴熟。说什么都是为了我，一派胡言。

Liar。

排练站了很长时间，我的身体也有点僵，双腿灌了铅一样重。不过最重要的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听着从宋屿川嘴里吐出的声音和他经常弹起的旋律，我总是会想起以前，就像是被困在回忆的沼泽地一般。

我知道回顾往昔只是徒增烦恼，可他熟悉的声音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我，幸福曾经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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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昏暗的弄堂，拐过几道弯，脚下的路面从坚硬的水泥逐渐变为石板。暖色的路灯还不至于让这条小巷彻底失去光明。路越走越偏僻，也越来越窄。

“既然你那么讨厌人多的地方，也不喜欢我那些朋友，那就没有必要呆在那个地方了，因为对我来说，什么都没有你重要。”

那是我陪宋屿川过的第一个生日，跟每一年他的生日一样，他照旧办了派对，在他父亲给他买的别墅里，邀请了很多朋友们来玩。

也就是在那天，看着他在草坪上跟他的朋友疯跑、满地打滚的场面，我才第一次发觉我跟他的不同。

我想起我以前也不是没有玩伴。记得那时爷爷奶奶刚去世，母亲和父亲搬离了爷爷奶奶的房子。母亲继承了外公的地，在乡镇搭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屋。

我的邻居是一个跟我同龄的小男孩，虽然现在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但至少我们共度了小学五六年的时光，而那段记忆在我脑海里至今鲜活。

那个镇里大多都是买了地、自己找工人建起的屋子。乡镇背靠轻纺城，大多数村民都依靠着做纺织生意在镇里自建了三层或四层的小洋楼，刷了漂亮颜色的外墙。

相比之下，我们家的水泥平房就显得格外突兀，就像是一片茂密树林中的一棵矮树。

我们在一起玩耍时，他总喜欢站上大段大段的楼梯往下跳，因为对他来说，这几乎就是一种毫无成本的冒险和刺激。

他不喜欢一个人玩这个游戏，总会提出要跟我比赛跳楼梯，就好像谁跳得多谁就是最勇敢的人。

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跳整整一排楼梯，甚至也不顾自己是否摔得惨痛。可我只跳几格就不敢再跳了，总觉得这太危险了，站上大段的楼梯往下跳，就要随时做好摔得粉身碎骨的准备。

但相比起需要承担的惨痛代价，我只是害怕游戏过后，我该如何和父母解释自己摔得灰头土脸的模样。

父母一定会问我去干什么了，他们又会说如果我摔疼了，就要去医院，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仅仅因为我的胡闹玩乐而带我去看病，为我的快乐买单。

如果我提起那个男生的名字，父母就会变得更加生气，说：“他们家跟我们家能一样吗？人家家里是大老板，而你的父母就只是两个普普通通的职业而已，拿着月薪几百的工资，背着几千块的借款，除了要维持生活开销和支持你学习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那时我只是个小孩，根本不懂这其中的含义，我只是觉得我们每天在一起玩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在他们家玩闹就需要遵守许多的规章制度，不能随意跑动、不能大声喧哗等等，所以他更喜欢在我家里玩，我家相比起他家来说更加自由，也没什么束缚。

就比如他最喜欢玩的跳楼梯，他们家是大理石，所以他跳下来经常打滑，而我们家的楼梯是水泥地，在地下室，具有一定的摩擦力，跳下来不容易打滑，也不让会让他摔倒。

他家的墙壁被好看的布包裹起来，不能随意地在墙面上乱涂乱画，而我家是石灰墙，着色容易。

他喜欢拿着彩笔在我家的墙上涂鸦，画各种各样抽象的图案和线条，画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他父母很少在身边陪他，所以他的画里总是有他自己和他的父母三个人在一起的场景。

我想，这大概是他心底深处的愿景吧。

我虽然不敢真正地在墙上画些什么，但看他画画的时候我也会经常性地愿望自己画一个人和一栋房子。

在父母的教育之下，我总希望能逃离片刻，那个地方没有父母，只有松了一口气的自己。

我是在父母的打压下长大的。那个时候的我就是想要几句来自于父母的夸奖，对我说一句“我做得很好”，这怎么就是那么难的一件事呢？

父母都不在家时，我们总是自由散漫。

我特别痴迷于看他拿着彩笔在墙上画着自己幻想中的世界，画他心中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他是我贫瘠童年中唯一的一抹亮色，他和我的父母不一样。也正因如此，我总是纵容他，会默默地看着他在我家的墙上乱涂乱画，听着他的笑声回荡在整个屋子里。

他的到来让我的生活不再那么单调。看着他在房间里自由自在地跑跳打闹，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就好像他的快乐能传染给我，让我暂时忘记那些家庭的重压、父母的疾言厉色。

直到他归家之后，噩梦才慢慢开始。父母看到家里的墙上被画得面目全非，总是勃然大怒，接着开始不停地打骂我。

刚开始听到父母的训斥，我极度不适应，会无助地哭泣——哭泣是我从小看同龄人习得的技能。

他们哭泣可以有糖吃，而我什么都得不到。

哭得次数多了，我渐渐明白这个道理：眼泪并不能改变什么，也无法让事情变得更好或是得到有益的帮助。

于是，我学会了不再哭泣，慢慢变得冷漠淡然。

我是升了小学之后才搬过来的。我们家前面是一大片田野，放假了我总喜欢到那呆上一段时间，坐在泥土上，听风声吹过，看着天空默默放空，静过一切活着的生命，注视太阳升起和陨落。

在田间，有时候可以想象自己置身于世界的任何角落。至少在白天，当树木和大片的油菜花掩盖住一切的不堪时，我可以暂时忘记烦恼。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的性格彻底定了型，就好像是在我身体上涂了一层502胶水那样被固定住了。

从初中开始，我就不太爱说话。那个玩伴跟我不是同一所学校，他有了新的同学和朋友，自然而然地不再需要我的陪伴，我们就这么疏远了。

虽是邻居，但在路上走的时候也不会再打招呼，一种奇怪的气息流露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我们两个人默契得谁也不理谁。

我失去了唯一的朋友，除了听从父母的话，努力学习，我也不知道还能再做什么。

学校里的同学们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消遣方式，而我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话题可以和他们聊。

我只能不断学习、看书，这是我打发时间的唯一途径。当然，我的父母也不允许我干别的事情。

所以当我看到宋屿川和他的朋友们在草坪上尽情欢笑玩耍，远处的音乐声伴随着他们的笑声传来的时候，站在一旁的我，有种莫名的疏离感。

那是一种颠覆了我往日所有认知的灵魂震颤，我很难想象自己跟他们踩着的是同一片土地，我也是这份喧嚣中的一员。

我并不是害怕，而是感到一种深深的自卑。我深知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需要为波士顿高昂的房价而焦虑，而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心所欲地去旅游，生日办一个如此排场的派对，只为了一时的开心消遣。

宋屿川可以因我的一句玩笑话：“如果你会什么乐器，我也可以在家跳舞给你看。”结果他真的去买了一把几千美元的Fender，并请来每小时收费几百美元的老师来教他弹吉他。

对他来说，这些事情再简单不过。在他的思维逻辑里，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才是需要忧心的问题，金钱和自由从来不是他须要发愁的事情。

我们刚刚在一起时，他提出春假要去台湾旅游，我的第一反应是后退。我好像还没有和他成为情侣的实感，也不认为自己的春假是可以旅行去到那么远的地方的。

虽然当时我的经济状况已不再捉襟见肘，还清了助学贷款后存款还略有盈余，但家庭带给我的强烈的外控倾向，让我的自卑感依然挥之不去。

每次做决定时，我常常需要打开银行账户确认自己真的能随心所欲地做些事情。那种不确定感和内心深处的畏缩总是萦绕在我心头，难以消除。

就好像是一个无声的沙漏在我逞强的日子里不断翻转。在沙子落下的周期里，我不能驻足停歇，哪怕是片刻也好。仿佛稍有疏忽，我用整个人生所构筑出来的世界就会崩塌。

我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活得小心翼翼。

即使身边的人常常夸赞我多么优秀，或者说我的天赋有多高，甚至羡慕我的成就，但我依然无法完全相信这些话——哪怕从小到大，我都是在除父母之外的、外界的夸赞中长大的。

我深知更重要的东西不是天赋或才华，而是家庭赋予我的某种烙印。这种烙印自我出生起就溶于我的血肉里，无论怎样都无法割舍。

那些赞美、羡慕以及各种强加在我身上的标签，只是笼罩在表面的光环，无法真正慰藉我内心的不安。

每当我听到这些夸奖时，内心总是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短暂的自得，又有深深的怀疑。

“我到底算不算得上优秀？周围人对我的夸奖是真实的吗？那些让我感到一个又一个自卑的瞬间是我幻想出来的吗？我可以相信谁？是不是回避跟任何人的交互就可以不再被伤害？”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在洪流中被冲到岸上的人，即使挣扎着远离童年的是非之地，甚至尝试与家庭断联，也无法改变我根深蒂固的自我认知。

每当幸福如涟漪般涌入心间，枷锁的寒意便化作毒蛇，盘上喉咽，紧紧收拢。

窒息间，我接过命运递来的玫瑰，却闻到它涂满硫酸的刺香，花蕊残骸低语如咒：

「柏言知，你根本不配拥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