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话语如石沉大海，没有激起一丝涟漪。他站在门边，我本无意回应，却在不经意间和他目光相对时，毫无征兆地怔住了。

我竟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他的眼神。那眼神不该属于一个侵略者，不该带着这样近乎天真的干净。我宁愿他像其他军官那样，用淫邪的目光丈量我的腰臀，至少那种肮脏明明白白。他的眼睛是一种很好看的灰蓝色，像日落之后海天相接的颜色，那种颜色总让我想起英格兰冬季结冰的温德米尔湖，看似平静，底下却暗藏着致命的暗流。这双眼睛本可以很迷人；在另一个时空里，在维也纳的咖啡馆或慕尼黑的画廊，或许会有女人为这样的灰蓝色写诗。

但此刻，它们嵌在一名德国国防军军官的脸上。

我垂下眼睛起身，低着头从他眼前经过，好像他是什么不应该多看一眼的东西一样；然后，快速步入厨房。他微微一愣，随即欠身退至楼梯口，没有强行进入房间内，也未说出类似“请等一下”的话。

我听到他的脚步声退远了些，却并未离开走廊。

炉边的水壶尚温，我熟练地添水、生火、放入红茶。沸水翻滚之际，茶香溢出，和屋外那股来自侵略者国度的气息混合，缓缓勾勒出细致却不再流畅完整的清晨轮廓。那一刻起，我深刻地意识到：我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彻底失去貌似的宁静与自由。

翻天覆地的悲伤涌上喉咙口，我勉力咽下，抬头看着窗户，它正倒映出我的脸。五官熟悉但肤色苍白，面无表情的年轻的脸，绿眸里藏着一丝疲惫，像两枚被遗忘在战壕里的玻璃球。

几分钟后，我端出两杯茶。一杯加奶，一杯不加。牛奶是前日从郊区农场带回来的——数量不多，只能每天省着喝一些。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黄油了，牛奶却因为老谢尔农家的奶牛还在产乳，偶尔能分一点。

这两杯茶，算是表态——我无意与你为难，也请你保持距离。

他仍站在走廊那头，背靠楼梯口的栏杆，微微仰头端详着画框里的老照片，面如止水。我将一杯茶放在门边的小圆桌上，并未唤他，只将自己那杯带回餐桌边落座。

他听见动静，抬头，轻声说：

“我不会打扰您。请放心。”

“但……谢谢您，柯克兰小姐。愿您今日平安。”

我不禁莞尔。他进屋的短短一小时内，已经强调了无数次的“不会打扰”。像病人们总是强调自己没病一样。越缺什么，就越强调什么，心虚什么——这是人的天性。

半晌，德国人伸手取了那杯不加奶的红茶，然后回到了楼梯口，安静地站着喝。他饮茶时，我听得出他刻意在克制自己发出的动静，连放杯盘都只有轻微的碰撞声。

这一清晨，除了两杯茶水之间的蒸汽，再无多余交集，也无多余话语。推开家门时，海风夹杂着咸涩与寒意扑面而来。我没有回头，径直走上前往医院的路。

今天我为几名德国兵治疗弹伤。我一次又一次把取出的弹头扔进搪瓷盘，金属碰撞声比任何哲学著作都更彻底地解释了萨特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在这场名为战争的瘟疫里，我们不过都是戴着不同面具的求生的人，用各自的方式对抗着荒谬——萨特通过哲学，柯克兰通过手术刀。有几个年轻的德国兵用那种看巴黎红灯区舞女的眼神看着我，嘴里说着我听不太懂的德国方言，我料想应该不是什么太好的话。我想起“桦树山上尉”今天早上克制又尊敬，甚至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目光，忽然觉得有些烦躁不安。

夜晚的海风裹挟着咸腥与焦油的气息，推着我回到那栋被征用的房子。我今天刻意晚下班了些，在磨蹭到熟悉的街角时，看见我的老房子隐约透出些灯光——我立刻知道，我又要像在医院一样紧绷起来了。

推开门时，扑面而来的却是满室的暖意。

我早就习惯被死寂和寒冷迎接，因此这让我觉得格外不习惯，甚至站在门边，失态地愣了几秒。却又在看见玄关处挂着的大衣和鹰徽军帽时反应过来：是那位不速之客点燃的。

真是够自来熟的——仿佛这本就是他的家，而非我的。

德国人这会儿坐在窗边的扶手椅里，一本磨损的《九三年》摊在他膝头，封面上雨果的名字仍泛着黯淡的金色。他穿着件保养得当，做工精良的白衬衫，领口松了两颗纽扣，喉结处的阴影随着呼吸轻轻起伏，窗帘上他的侧影也和他的侧脸一样，线条硬朗如刀刻。

听到我进来，他抬起头，目光与我在空中短暂相触。他的眼睛依然平静而温吞，像看见了什么熟悉又亲切的人。

“晚上好，柯克兰小姐。”他合上书，礼貌地冲我点点头，“医院的工作辛苦了。”

我没有回答，自顾自将外套挂在门边空着的黄铜钩上。

不请自来的房客（尤其还是个德国人）的存在，像一块被风吹到晾衣绳上，又被雨水浸透的羊毛毯，不属于此地，碍眼，多余，又沉重得无法轻易掀开，伸手去碰还会沾自己一身水。

虽然这羊毛毯礼貌得让人无法直接憎恨。

我瞟了他一眼，蹲下身添柴。

松木的树脂很快在火焰中爆裂。维尔纳站起身，缓缓走近，停在我身旁不远处，影子投在墙上，修长而模糊。他又一次开口，带着恳切：

“我无意冒犯，也尊重您的沉默，也不会做任何伤害您的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和平共处。当然，您也随时可以向我开口，无论您有任何需要和疑问，或者是想随便说些什么——这是您的房子，您可以畅所欲言。另外，我在指挥部用过了晚餐。”

我没理他。其实我想说：我希望你保持安静，我希望你离开这里。我当然不能。畅所欲言从德国人的嘴里说出来就和笑话一样，像裹着天鹅绒的匕首——裹得再厚，也改变不了其伪善的本质。从巴黎到圣马洛，我已经见过太多人因为“辱德”被盖世太保带走，尤其是文史专业的学生和教授。人们哪怕只是说句“我想自由地呼吸圣马洛的空气”，就可能因为“自由”这个字眼，被打成“自由主义者”。说希特勒是“没能进美术学院的奥地利青年”就更别提了——哪怕这是事实。

侵略者没有道理，也不讲逻辑。

不过，我不用为他做晚餐——这还是让我松了一口气。他目前还没把我当女佣使唤。但我感觉到他的目光像白桦树剥落的皮，簌簌落下来，粘在我身上。

这让我很不自在。

我决定去厨房待一会儿。起身时，我故意拨弄了一下柴火，加了些力，赌气似地让火星溅上手背。

——那点灼痛，远比他的话语更真实。

然后我走进厨房，木然地切着黑面包。

它们像一块块风化的岩石般，躺在砧板上，和我的餐刀下。

小刀刮过面包皮的声响里，我听见客厅传来书页翻动的声音。

这太荒谬了：一个德国国防军上尉在客厅读法国大革命小说，而一个蜗居法国的英国女人在厨房削面包。

晚餐时间相安无事，我依然沉默，客厅里只有他翻动书页的声音和火焰跳动的哔啵声。收拾停当后，我蜷缩在壁炉旁的矮凳上，一边看我翻过一百遍的《鲁滨逊漂流记》，一边烤火，而德国人站在落地窗前，静静凝视着窗外的夜色，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本想直接上楼的，但又觉得不公平——这是我的家，他才是那个没资格留在客厅里的人。

该撤离的是他，不是我。

虽然我的不认输在此刻显得格外幼稚可笑。

我从鲁滨逊第一次学着搭房子，一直读到他在岛上第一次生大病并康复后（那会儿他大概在岛上已经生活了十个月了），才抱着毯子起身。

德国人在此时转身和我说话：

“柯克兰小姐，”他刻意放轻声音，像怕吓到了我，“这间屋子让我想起战前在弗莱堡的祖宅。我的上一站是圣洛，在那里时，我住在指挥部的军官宿舍区。军官们总是有许多虚与委蛇的社交活动，让人头痛。”

他左手摩挲着窗框，白皙的肤色在暖光下显得格外柔和。

然而下一秒，一股强烈的海风突然撞开了窗户。连窗帘都被吹开，煤油灯的火苗剧烈摇晃起来。那一瞬间，我看见玻璃窗上倒映着的自己：苍白的脸，紧绷的嘴角，还有攥着毯子到指节发白的手——

多么可悲的画面。

一个被占领国的女人和一个怀念家乡的占领者，在1941年的秋夜，共享同一团虚妄的温暖。

他伸手扣上窗户，把窗帘重新拉好。

而我径直上楼，回到卧室。

推开卧室门时，木轴发出垂死般的呻吟。上周医院里那个腹部中弹的游击队员——他咬紧牙关时，喉间挤出的就是这样的动静。

我站在门口呆立半晌，方才走进房间，轻轻关上门，将德国人隔绝在另一个世界。

卧室里，寒意从窗缝簌簌溜进来。

我拉起窗帘，方才点燃床头的小油灯。昏黄的光晕慢慢笼罩住狭小的空间时，我终于轻轻舒了口气。

小小的火苗在玻璃罩里颤抖，将我的影子和床柱的影子一起，投在斑驳的墙纸上，远远地看起来，竟像个坐在囚车里的囚徒。我盯着那影子一会儿，只觉得心乱如麻，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持镜，才发现，我不知什么时候，又紧绷着嘴角。

那是医生们在面对什么棘手的大病时，才会有的表情。

无论如何，今天终于“平安无事”地结束了。

我解开发带，任黑色长发散落在肩头，目光无意间落在墙角的一幅旧画上，画中的海面平静美丽，却生于虚幻；就像德国人今天清晨说“愿您平安”时的眼神——温柔干净，却源于残忍。

楼下不时传来橡木地板被踩踏时的吱呀声。

我知道他仍在那里。这种认知像壁炉里未熄尽的炭火，在暗处持续散发着令人不安的余温。

窗外隐约飘来柴油发电机的噪音，混着远方船坞铁链的撞击声——德国人又在连夜转运物资了。巡逻队的皮靴声，还有他们腰间水壶晃动的闷响。这些声音本该让我憎恶，却奇异地与楼下那个男人的存在形成某种令人窒息的共鸣——他们都是闯入者，一个用暴力，另一个用那种令人烦躁的，普鲁士式的克制。

1942年10月6日，清晨。

今天上午安排了一台开颅手术，需要提前做穿刺和测试颅内压，因此我起得比上尉要早。推开卧室门时，他占领的那间房尚且关着门——也把走廊里本就稀疏的光线彻底阻隔了。

这让我面无表情地瞟了那房门一眼。

壁炉内只余一炉冷灰，空气里漂浮着秋日的薄寒。

我并未点火，只自顾自整理停当，穿戴整齐。推开家门的一瞬间，海风裹挟着湿冷的雾气扑面而来，像是要把我推回那个被占领的房子里。

这时，身后传来低沉的脚步声。

黑皮军靴踩在木地板上特有的动静。我家里也不止一次被德军搜查过，这种动静，我已经太过熟悉。

“早安，柯克兰小姐。您今天比晨光出发得更早。”

维尔纳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转过头，对上他的目光。他的目光依然和昨日一样干净，礼貌，像是清晨的薄阳那样，柔和地落在我身上。

“今日指挥部有两次例会，事务繁忙，我可能晚归。”

他微笑着看着我，目光和声音都带着滤净尘埃后的柔软，“愿您一天平安。”

又是这句话。

这个德国人像把一颗石子扔到结冰的湖面上那样，意图砸破冰面，甚至激起涟漪；可惜，最后只是“磅”地一声，最多砸出一个小坑；然后就不知道被冰面反弹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回答，只是紧了紧围巾，迈步走进晨雾中，暗自压着自己交叠的手指。这两天指甲边缘有些开裂，是过多接触苯酚所致。我继续用力，细微的疼痛一波一波触动痛觉神经，远比一个德国人的话语和关怀要真实。

今夜我自医院归来时，屋外的雨已经近乎停歇。天空变成一张揉皱的灰黑纸，压得人胸口发闷。壁炉里燃着晚些时候我添进去的柴火，火光并不明亮，只在地毯上拖出一段不甚清晰的红影。

我坐在壁炉对面的旧扶手椅里，腿上搁着一本小说，是德里达的早期译本。我一页未翻，指尖轻触纸边时，又莫名想起马修——他现在是否还在英吉利的某片海域巡航，抑或是——已经死于德军的炮火之下？父亲是否还在书房里，梳理着着一本又一本我看不懂的账目，还是已经离开了故园？母亲的坟墓上有没有放着她最喜欢的绿色绣球花？还有还有……

忽然，门开了。

我的思绪还在海峡对面的故乡，一时拽不回来，下意识地看向门口。他站在那儿——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军帽被雨水濡湿，深蓝色军大衣敞开一角，眼神柔和又沉静，不带一丝粗暴——也和他这身制服完全不配套。

“晚上好，柯克兰小姐。今天您过得好吗？白天又在下雨。圣马洛的秋天，比我预想中更冷一些。”他一边把微潮的衣服挂起来，一边随口跟我“聊天”，声音依然低柔温和，自言自语间，调性逐渐近乎迷惘，“您的屋子虽然临街，但却非常安静，像沉睡在时间之外。我非常喜欢树叶被吹动和海浪的声音，这让我更觉得我是睡在一首散文诗的字里行间。这两天我没有做梦，非常难得。”

他向我走来。又在距离我三步远的地方停下了。我暗自松了一口气——我本来已经准备在他靠近之前，起身上楼。

他可以占领这间房子，但我绝不让他占领我。

“来到圣马洛之前，我想过许多种可能。”他说，“我会被敌意迎接，被抗议，随时准备迎接屋内粗暴的声响。可您选择了沉默，也只选择了沉默。”

我未抬头，只是将目光从那本早已被遗忘的小说转向炉火。火焰照着我的侧脸，百无聊赖地在我眼前跳动着，舔舐木柴的声音在沉默中，显得格外响亮，也把言语之间的空白衬托得越发突兀。

“我尊重您，尊重您的沉默，更尊重您的勇气，修养与主权意识，柯克兰小姐。您没有因为我在这里而躲避，也没有制止我说的这些废话……此情此景，谢谢您听我说这些。”

维尔纳说得和缓，也礼貌，全然不介意自己在向一座英国雕像剖白；而这尊绿眼睛的英国雕像，除了冷漠与拒绝什么都不能给他——他在那边废话连篇，我在这边盯着火苗。

它终将熄灭。群体的历史也终将随着个体的生命消逝，一步步走向灭亡。这条规律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朝代。

他和缓的独白却没有继续下去，而是戛然而止；也并没有和他的上位者们一样逼近。

他只是向我道了晚安，转身上楼，回房，锁门。

那一夜我睡得极不安稳。眼睛闭着，意识却始终悬着，仿佛被什么细小却持续的东西牵住，始终无法真正沉入梦境。

我辗转到后半夜才堪堪睡着。但黎明将至之时，一段断断续续的钢琴声，穿过木地板，从楼下一点一点地渗进来，像一只手，力道虽然温柔，动作却是揪着耳朵，因为想把熟睡的人吵醒——教人只想指着他鼻子指责他伪善。

就好像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疯子们做的事——屠杀的方式再文明，也是屠杀。剥削的方式再温柔，也是剥削。方式本身，并不改变其本质。

我揉着眼睛，拍拍脸起身，随手将头发挽成松髻。

然后穿戴整齐，缓步走下楼梯。

我看见桦树山上尉坐在钢琴前。侧脸如刀刻，表情却柔和。穿着制服，戴着勋章，肩背微伏，手指在琴键上漂亮地滑动，温柔的旋律自那架久未发声的旧钢琴里流泻而出时，仿佛整个世界都压在他指尖。他身材高大，线条流畅，剪裁合身的制服勾勒出他后背优美又不失坚毅的弧度；而他似乎没听见我的脚步，直到我站定，他才回头。

他看了我一眼，表情介于等待与惊愕之间，没有说话，旋即将双手从琴键上移开。和我再次对视的那一刻，他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吵醒了我，随即低下头，眼角眉梢都晕上一点局促的歉意。

“抱歉，吵醒了您。”他说，“一时兴起……我已许久未弹过琴。在很久之前，我曾在柏林高等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只是未能按期毕业……您可能不会相信。”

他太自作多情了。我并不在意他是学什么的，但我能猜出来他未能“按期毕业”的原因。相信客观存在的本质依然是主观判断，而普通人的想法对于历史和社会而言，根本无足轻重。战争让一切都变得荒诞，琴与枪之间不过一线之隔，就算一个指挥官曾是演奏者，在我看来，并不比一名医生习惯于在尸体中进餐来得更不可思议。

上尉看了我一会儿，又说：

“柯克兰小姐，虽然这听起来很轻浮，但请允许我说，站在幽蓝色晨光和淡红色火光之间的您，很美。像卡米耶·克罗的肖像画一样……那幅《珍珠女郎》。我在我妹妹的画册里见过。她和您年纪相仿，只是她比较聒噪。我们兄妹感情很好。”

他说的是“肖像画”，我听见的却是“静止”。在这个被铁蹄践踏的国家，有太多的东西被迫静止——思想、语言、**、血缘、判断、怀孕的可能，连痛苦也被训练成不动声色的模样。

——他说错了。我不是肖像画，只是个被历史的浪潮与亡失的自由钉在原地的可怜医生。

至于他的前半句和后半句，都被我刻意忽略了。

我从不觉得我自己容貌出众。更何况从敌人的嘴里说出来，再“美”，也不是“美”。他的兄妹情深我则更体会不到。我比同龄人情感淡漠得多——我现在更多的只觉得：这德国人话可真多，适合去演哈姆雷特。

他轻轻合上琴盖，且尽量降低了声响，聊算为这段没有开头的交谈画上一个沉默的句号。上尉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站了起来，在经过我身边时小心地侧身通过，好像我身边有绑着铁刺的篱笆，怕扎到他自己。他身上的味道——烟草，肥皂，雪松气息，苦橙的尾调——在空气中滞留片刻，随即融化在壁炉的热气里。

走到门口时，他停下了脚步。

“谢谢您，哪怕只是没有拒绝。”

然后他出去了。门轻轻带上。屋中只剩火光，和旧木家具慢慢吐出的树脂香味。我突然有种强烈的感觉：那些我已经无法挽回的旧日时光正在屋内悄悄燃尽，与此同时，一种又喧嚣又静默的奇怪热流，正取而代之，在室内缓缓沉降着，包裹住我的每一寸肌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