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听起来很没有底线——但有件事，我不得不承认。

这两天的相处下来，我对这个“man”本身，还谈不上“讨厌”，“排斥”。

更多的，是“不习惯”。不习惯回到家被温暖迎接，不习惯另一个人向我问好（简直像定时定点说早安与晚安的落地钟一样！），不习惯有人动不动用大段大段的溢美之词来夸奖我。

不习惯一个比老派英国绅士还绅士的德国大兵。

和“man”比起来，我更反感“Ger-”这个前缀带来的一切。

尤其在我一次又一次收到医院同事们的关心（偶尔也有好奇的试探）的时候——他们的试探通常难以启齿，但我能从隐晦婉转的用词中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想问我正在遭遇些什么，或是否对未来可能遭遇的事情充满恐惧。

我只保持着我一贯的恒温箱似的姿态：

“没有。一切如常，只是家里多了一个呼吸的人——他什么都没有对我做。也没有让我做任何事情。”

“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呢，柯克兰医生？有没有做些什么？”

我一边给病人做腰椎穿刺，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当然是——给卧室门上锁，给我所有能上锁的门都上锁……富勒里小姐，过来把贝尔纳先生的手重新绑好，他总是喜欢乱拔管子。今天上午你需要保持他平躺。”

在我说完那句“上锁”后，病房里响起护士们轻轻的笑声。我并不觉得好笑，但我知道她们并无恶意，病房的这些人里，也不乏家中被迫住着德国人的，甚至有从主卧搬到院子里的柴火房的——当苦难成为不痛不痒的调侃，往往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不足为奇的普遍现象。

比起太多人，我的运气要好得太多；至少我目前还算是“房主”。

傍晚，回到家后，我坐在床边缝补一条从英格兰带过来的旧披巾。它“年事已高”，和我差不多年纪，线脚早已松散得有些破败。

针线滑过指间，我的思绪却一寸寸飘回了剑桥郡——故园的风吹过白桦林时，声音永远动听如风袋笛；当年我选择学医时，父亲没有反对，甚至罕见地夸奖我，说学医比弹钢琴更有实用价值；还有我想象里的马修。他大概会是一位沉默寡言，挺拔如松的军官，袖口上会有金边。但我想不出他的脸。

我思绪飘得太远，已经察觉不到自己在穿针引线。手指只是机械地动作，穿过，拉扯。

直到楼下忽而传来琴声，轻轻将我从沉溺中唤醒。

我的手顿住。披巾滑落膝头。

窗外的光线已彻底暗了下去。

而我终于回过神来。

是维尔纳。没落榜的柏林肄业音乐生又在弹琴了。

是《Clair de Lune》，来自德彪西。在我已然遥远的那些关于英格兰的记忆里，父亲也偶尔弹它。那是一首法国人写给夜晚的情诗，而今却由一个德**官在异乡演奏。每一个空灵的音符，都化作月光，沉静地在夜色中流淌，为这本该被紧张与阴郁笼罩的房子平白笼上一层柔软而无形的纱，紧绷的心脏也似乎被那柔纱缓缓抚过；我竟觉出了几分柔和，不知不觉间，我已靠近门板，并且耳朵轻轻贴在上面。

不多时，曲终。

然后是琴盖合上的声音。

越来越近，却刻意放轻的脚步声。

对面的房门也同样轻地关上了——他小心翼翼地上了锁。

屋中恢复寂静。

我推开门，下楼走进客厅。

只见桌上留有一张纸条，墨水尚未干透：

“Je n’ose pas encore m’avancer vers vous. Mais je suis là.”

（我仍不敢向您走近。但我在。）

次日我轮休，未去医院，算好时间，方才出门领些面包和皂粉。食物严重短缺，面包房排队至少要一个半小时。我至少要听一个半小时的八卦和烹饪心得。

配给制初引入圣马洛时，经常看到有装作孕妇的主妇们冲到队伍前端，为了先后顺序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时间久了，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一种默契，在排了几个小时仍只能提着空篮子离去的时候摇头叹气，而不是用辱骂和指甲向同胞宣泄不满。

现在人们已经接受意志消沉的现状了。

路上人不多，街角卖板栗的摊贩在宪兵“光顾”之后，连忙开始收拾摊位。这年头，连圣马洛的鸽子都得学会察言观色，才能不被做成烤乳鸽。

我在快走到配给商店那条街时，却听见前方一阵嘈杂，一种不属于日常生活，又被迫成为日常的喧哗：它混着枪支上膛声、哭声、祷告声、狗吠、以及训牲口一样怒吼着的德语。

然后我看见了那一幕。

几名持枪的德国宪兵列队而立，街头低声哭泣的女童与被粗暴拉扯的大人混作一团。空气中没有枪声，只有等待枪声的，喧嚣的死寂。

维尔纳站在士兵与人群之间，神情紧绷，脊背挺直。他说着什么，太快了，离得又远，我除了分辨出一句“停下”基本分不清其它的词汇，只看见他转身时羞愧混着恼怒的表情。

我没有立刻离开，只是站在稍远的街角，看着他拦住士兵，看着他表情里拼命压制的愤怒。他站在那里，比命令更早一步，比灾厄更迟一步。

但我并不因此放下戒心——

他不能每次都站在那里，他不能每次都拦得住。他的制服、他的语言、他那张用德语喊“停下”的嘴——都代表着另一种不能推卸的归属。他也许在救人，但他也确确实实属于制造灾厄的人群和体制。

他转头，看见我。我知道他认出我了。我们的视线隔着警戒线交汇。他对我点点头，神情很快恢复沉静，看起来像一尊风雪中的碑。时间在对视和呼吸间变得粘稠起来，而我不知为何，竟无意回避，手指不知不觉间已经捏紧面包篮，它和我一起，静静地望着他。

他快步走来，摘下帽子。他的金发折射着秋日的阳光，皮肤白皙，五官深如刀刻——又让我追忆起童年时代的白桦树林，月光下的树干也是这样挺直而沉默，树皮剥落时像雪，裸露的树干上泛着银白的冷光。

“您不该出现在这条街上，柯克兰小姐。这一带今天……不安全。”他温声说。

我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谢谢。”

他轻轻点头，幅度轻微得近乎不可察，像每天一样与我道了句“愿您今日平安”。

我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当然不会赞美他，他的善意并不足以误以为正义。我只是记住了他站在那里。仅此而已。

这天下午，我打扫家中时，在椅侧书架上发现一本他遗落的旧书——德文版的《尼伯龙根之歌》。封页微翘，一张折好的纸悄悄藏在其中。

“Le silence est de verre. Je voudrais qu’il soit un choix, non un mur.”

（沉默是玻璃。我希望沉默是选择，而不是墙。）

我这一天来了月事，疼痛让我不得不用大块时间补眠，醒来时天色已经彻底暗下来，饥饿感席卷全身，我站起来时眼前发黑，几乎有些头晕目眩。简单梳理了被枕头蹂躏得蓬乱的头发，穿上厚重的毛衫，我才慢悠悠往楼下挪。

客厅的灯光有点刺眼，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抬起手臂遮挡，询问几乎冲口而出——又骤然想起，客厅里那位并不是我可以对话的人，只好硬生生将话语吞进肚子。而片刻的错愕后，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睡得太久，甚至已经拖到德国人回来了。这个认知让我的牙齿和下颌瞬间紧绷起来。

德国人坐在餐桌旁，面前摊着一本旧书。桌上摆着一人份的晚餐：黑面包、苹果片、还有冒着热气的菊苣咖啡——这在战时已是难得的奢侈。

苹果切成薄片，整齐地码在搪瓷盘中。

他眼睛看着书，指尖却在轻轻磨着军裤的布料。而且，从他进入我的视线范围起，他就没翻过一页。

我猜到了什么，本想转身上楼，但是本着不想浪费战时食物给德国人的想法，最后还是心一横，走了过去。

凭什么把我们应该享有的一切让给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入侵者？况且，这是我家，该离开的人不是我，菊苣咖啡和苹果这两种近乎奢侈的食物（尤其是菊苣咖啡）得来不易，不吃白不吃。

听见我的脚步声，维尔纳抬头看我一眼。

“我是晚上八点钟回来的。您在休息。”他说，“我在指挥部吃过了晚餐。我想红茶更适合……但我不好打开您的柜子。”

他说完了，算是在告知我——他并没有像战场上的他们那样，将我也列入战略意义下，可以毫无顾忌地涉足的“安全区”。

啊，他真是体贴入微极了。

连他对面，我面前的空椅，都是我坐惯的那张。

——可惜他再“体贴入微”，我也并不会心跳加速。

别问我为什么如此态度，没错——他白天的确试图阻止那条街道的清洗，对我也足够礼貌与绅士，可这一切又能代表什么？当一座城市在空袭后仅存废墟与火光，一位指挥官对你说：“我并没有刻意毁掉你们的剧院。”你会感激他吗？

我装作看不见他，径自在他对面落座。

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一声轻响。

好像我发出的那声动静是什么命令一样——几乎是同时，维尔纳的书页也终于翻了一页。

他抬眼望我一下，又立刻敛了目光，装作在看书。

我本来想说句谢谢，想了想，还是没理他，只自顾自地叉起苹果，一瞬间有点胜利的得意感——但转瞬即逝；我立刻又觉得我手里的叉子沉重极了。果肉里似乎包着刀片和子弹。

——当本来可以轻松在集市买到的水果成了敌人的施舍和战利品，而作为原主人的你决定吃掉它的时候，那种一瞬间产生的报复性的快感，其实很食不下咽，讽刺又悲哀。

我垂下眼帘，没有出声，尽量不引人注意地长出一口气，让呼吸在咖啡热气中慢慢安定。他又翻了一页，翻页声几乎消弭，连呼吸都放得很轻。

我们依然没有对话。

只有刀刃割过面包皮的细响，杯底轻触木桌的声音，炉火偶尔的劈啪声。

在整个“用餐”过程里，我始终面如止水，一言不发，装作自己只是座蒙着纱的英国雕塑——既渴望被理解，又拒绝被看穿。

即使气氛诡异，这顿晚餐也确实不再只是一个人的。

而我在收拾餐具时才终于意识到——在这场无声的对峙中，占据上风的竟是我这个被占领国的人。

清晨我看到他留下的第三张纸条。折叠整齐的纸页静静躺在客厅桌上，墨迹尚新：

“Je respecte votre silence, mais j’espère qu’un jour nous pourrons partager davantage.”

（我尊重您的沉默，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分享更多。）

字迹和措辞，一如维尔纳本人——整齐、干净、温和。

我没有立刻合上那张纸条。只是走近桌前，坐在他惯常坐的位置旁，指尖缓缓摩挲那本他翻阅过的旧法语诗集。

窗外传来风吹树叶的轻微声响。我对着树叶笑笑，半是莞尔，半是讽刺。曾经那个平静的圣马洛也像极了角落里的这棵树，现在只能躲在这些虚无缥缈的细节和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才能得以喘息。

或许他也和这棵树一样，只是想在战争的缝隙里，在这间尚未被炮火波及的房子里，寻求作为萍水相逢者而喘息的机会。

但是——

纵火者没有资格在火场里呼吸。

我撕下了一张空白处方笺，思索片刻后写下：

“一个轰炸了教堂的士兵，走在废墟里

他捧起尚未破损的圣母像，向她祷告，欢喜而虔诚

可他触碰她的瞬间

她已身染灰烬与鲜血”

然后我将字条和处方笺一起折好，夹进了那本诗集中。

这天医院临时加了两台手术，都是德国兵，一个硬脑膜撕裂的党卫军下士，一个颅骨凹陷性骨折引发癫痫的国防军中尉，折腾到深夜才下手术台。

对于医生而言，手术成功了。

对于法国而言，手术失败了。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夜色已深，客厅里空无一人，灯也没开，只有壁炉依旧燃着。

我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又起身去厨房，准备给自己泡杯红茶。

忙碌间，我望见维尔纳立于门口。

医生早已习惯了不请自来的突发状况，因此我并没被他的突然出现惊吓到。

我留意到维尔纳穿着便装——灰色的针织外套，白衬衫，红棕色背心，一条棕色斜纹布西裤，以及一双棕色的旧皮鞋，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沉静温和，像小说里常写的老派绅士，与那个把军装穿得像宣传画的上尉判若两人。

他的凝视让我有点不自在。空气中似有某种看不见的弦被悄然拉紧，连水壶上噗噗的蒸汽也随之战栗。我一边无意识地揪着自己针织衫上的一缕绒毛，一边盯着窗户里自己的倒影——戴了一天帽子后略有些塌陷油腻的黑发，双眼无神，表情是战时医生们常见的麻木空洞，穿得也依然像初见那天一样，灰暗，无趣，像只冷漠的狗熊。

早上我给他留了那样一首尖锐的小诗，他应该是兴师问罪来了——但我想错了：他并没有这么做。

他只是轻声说了句：

“Ich verstehe.”

我不欲回应，转身从木柜里取出几片黑麦面包与一小块布里干酪，在厨房里磨蹭着，不愿出来。一时间，屋内只剩下刀锋划过面包皮时，粗糙的沙沙声。

德国人没有跟来，反而回到了客厅，坐在马丁姨夫那把老旧的扶手椅里发呆。我则自顾自地就着干酪啃面包。

不过，自从我1940年夏天搬到这里，我第一次觉得——这屋子太小了，小到我能感觉到另一个人把沉默全然压在我身上。

它并不重，却令我无法自恰。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屋内的寂静骤然被打破。这个时间，除了德国士兵和私下来找我的病人，不该再有人来。因着宵禁，后者如今并不常见；但敲门者没有自报家门，应该不是德国士兵；也或许是来找我屋里那个德国人的。

不过——他要是敢干涉我救我的病人，我就敢给他打一针麻醉剂，让他知道，干涉一个医生的职业操守，后果有多严重。

我拢了拢头发，走出厨房。

上尉也随之站起，手指无意识地碰了碰腰侧的皮带——那里原本挂着的是佩枪。即便他此时并未随身携带，那动作也早已被军纪刻进了骨子里。

“请问是哪位？”我问。

门外传来尖细的女声，“玛丽·杜瓦尔……艾瑟尔，我有急事找你。”

她直呼了我的名字，而不是柯克兰小姐；这让我隐约觉得有些冒犯。她是我的同事，一位新入职不久的护士，说起来，我们并不算多么亲昵。

但我还是打开了门。

玛丽·杜瓦尔三十出头，据说守寡，却已经被战争摧残得像个老妇人般。干裂的嘴唇，佝偻的后背，粗糙的双手和眼角的皱纹，都在无声地控诉着这个时代强加给每个人的苦难。

“艾瑟尔，”她抽泣着说，“是让，让·皮埃尔——我弟弟。他今天被德国人抓走了……他们说他是抵抗军。可他……他只是捡些柴火。”

她紧紧抓住我手臂，“求你……你在医院的时间更久，经常跟德国佬打交道，也许你能帮忙……”

抵抗军——一个不该存在于口舌之上的词汇。每一次提及，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倾覆，或一条人命的消亡。我下意识地转身，视线和屋内的维尔纳相交。他脸上并无什么多余表情，反而微微侧过了脸，转身走上楼梯。

那是一种表态——他不欲干涉我的私人行为。

一个细小的举动，却第一次，让我心头微微一暖。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我对玛丽说。门被我掩上，只留下一道缝。

我把她拉到院子的一角，“你不该这样莽撞，杜瓦尔小姐。所有人都知道，我家里来了德国人。而且还是个军官。”

玛丽的脸色更白了，仿佛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对，对……我很抱歉，艾瑟尔，我实在是太着急了……听说你家住着的那位上尉似乎对你非常关照……你也经常和德国兵打交道，你帮过很多人，所以我……”

我连忙捂住她的嘴。她这些话如果被邻居听去，我在圣马洛的医生生涯也就快到头了。

“我和上尉先生没有任何交情。”我说，“发生了什么，杜瓦尔小姐？”

“我弟弟今天只是出门捡柴火，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们说他被指控散播了抵抗军的传单和手稿。可是我弟弟没上过几天学，艾瑟尔，这绝无可能……德国人晚上还来了我的家里，但他们什么都没搜出来。我们家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印刷品。”

“为什么会指控他？”

“我不知道……我能想到唯一的可能，是他不小心接下了不该接下的东西。”她颤抖着说，破败的披肩被寒风吹起来时，显得格外凄凉，“他还那么年轻，他是无辜的，艾瑟尔。他是男人，不是女人，我不想他被枪毙，所以来找你碰碰运气……拜托你……”

我回头望了一眼房子。屋内的灯光仍然未熄灭，暖意仍在从门缝里隐约散发出来。虽然上尉目前看起来并不会干涉我们，但我并不敢仅凭那些意味不明的示好，就觉得一个德**人会为我的请求，背弃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和服从。

“我可以问问他们，但别抱太大希望。”

思忖片刻后，我回答。玛丽忙不迭地点头，眼睛亮起，似乎我这一句松口已然足以给她希冀。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

“快些回去吧。拿好夜间通行证。”

“通行证？”她愣了一下，如梦初醒般，“哦，哦……我忘记带了。我是一路避开宪兵过来的。谢谢你，愿上帝保佑你，艾瑟尔。”

她说完，不待我回答就转过身去，快步走出我的院子。而我望着她的背影，只觉冷意透过鞋底，直直向上窜进骨缝。

良久，我仰起头，长出一口气。

却在不意间，与上尉的目光再次相撞——只不过，他在楼上，我在楼下。他依然身着便装，双手背在身后，姿态依然优雅，嘴角微微扬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

但这一次，我没有回避——我只是直直地，平静地看着他。

他亦是与我坦然相望，半晌，冲我微微点头后，拉上了窗帘。他房间的灯光也在几分钟后熄灭。而我还站在原地，任圣马洛咸腥冰冷的夜风如刀刃般切割着我的脸，希望它能将我心头怪异的感觉尽数吹散。

但是它没做到。

就像我——我也没做到将心头那股暖意尽数抹去，尤其在我与他刚刚的对视之后。

我……竟然有点想试着相信他。

哪怕，只是试着。相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