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10日——今天上尉比我出门要早得多，因为壁炉里的火已经熄灭了。屋内余温几乎散尽，炉内只余厚厚炭灰。

又是一个晨光冷冽的雨天，屋内除了雨声和我的脚步声，再无其他动静。白色蕾丝布帘把乌云的颜色过滤了，只余一层被切割出了形状的淡白，和空气里浮动的尘一起，沉默地覆盖在家具上。

不知怎么，明明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变化——我却总觉得什么东西悄然变了。或许是气氛，或许是心境。那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奇怪的感觉；麻麻痒痒地在胸口流过去，然后整个人都觉得别别扭扭，怎样都觉得不自然。

这个房子或许知晓些什么。

可惜它，无法言说。

我走进客厅时，发现桌上有块做工精细的旧怀表。它躺在那里，指针滴答走动，乍听起来无声，实际却在不停地发出声音——和它的主人出奇地如出一辙。

它的主人当然不是我。我的口袋里只会有听诊器、夜间通行证和配给票子。偶尔会有一根MaxFactor的唇膏，战前我在伦敦购得，现在已经成为奢侈品。

我注意到，德国人总在我家里留下点什么属于他的痕迹。他看的旧书，他写的纸条，现在又是他的怀表。就好像他想用这些死物刻意提醒我，家里除了我还有一个能喘气的活人一样。

这几天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的，都在告诉我，这个为那个混账体制效命的德国人——或许他作为“人”的那部分，人性尚存，并无恶意。但正因如此，这份善意才更令人不安。他是征服者的化身，却偏要剑走偏锋，用礼貌又羞涩的方式靠近我的生活，比起这种温吞的界限感，我反而宁可他百无禁忌。如果他那样，至少我能别无选择地恨他，而不是在危险的边缘徘徊。面对我这个敌国公民兼当地原住民的冷漠，他不强迫，不回避，不发怒，而是用近乎**的真诚对待我，带着他笨拙而执着的体贴——像一把钝刀，缓慢却精准地割着我的心墙，非要把它的砖石撬开一条缝隙不可。

在这种怪异的感觉支配下，我只觉得脑袋发沉，心事重重地洗漱，用餐，穿外套，拿手提包。手提包是玛德琳姨母的旧物，肩带已略显磨损，边缘绽开细小的裂纹，一如正被某种无形的余温缓慢侵蚀的，我的身心。

我终于准备出门时，瞥见门边多了一块叠得整齐的淡蓝色围巾，下面压着一张贴着薰衣草干花的纸条。

那字迹我已熟悉——是他：

“柯克兰小姐：昨夜风寒，愿您保重。”

我一时站住，指尖下意识地将肩带收紧。寥寥数语，却织成一张细密的网，温柔地，避无可避地向我拢来。细小的善意像温水煮青蛙，慢慢将人引向内心最柔软处的甜味陷阱，发觉时只令人烦乱又不安。

其实道理很简单。人只要无思无索，就能无知无觉。而我从未如此希望自己只是个没有思想的木头。

我冷冷凝视那张纸条良久，几乎想将它烧掉——

但我终究只是转身离去，未碰它分毫。

医院里依旧是战争的另一面——没有硝烟，没有炮火，却比前线更令人麻木。伤员呻吟的声音、纱布上溢出的血、消毒水与腐肉交缠的气味，都是二十六岁的我早已习以为常的存在了，尤其在德军入侵圣马洛后的这一年多里。人类的痛苦在此地被标准化、编号化、程序化，每一个躯体都被分割为医疗记录上的某项例行操作。我总觉得自己在记录这些伤病时，并不是在拯救生命，而是在替命运清点文书。

我一如既往地给患者诊断，换药，穿刺，刺激肢体反应。但在工作间隙，我听见几位医护在低声聊着让·皮埃尔的事情。

“杜瓦尔女士的弟弟捡到了一捆柴火——一捆包裹着把秘密材料和炸药的柴火。那孩子太不走运了——他在宪兵面前摔了一跤。”

“啊，那真是太不幸了。上帝保佑，可怜的年轻人！最近圣马洛的年轻人简直像是被镰刀收割过。”

“德国人不枪毙女人。但是他们会枪毙男人。”

“唉。其实他如果悄悄把柴火放回原地，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杜瓦尔女士的家这两天都有宪兵盯着。”

“听说他被关在镇外旧警署改造的拘留所内，情况不明。但若无人干预，恐怕——”

他们没有说完那句话，只轻轻摇了摇头。那动作比语言更令人不寒而栗。

到了正午，我放下器具，走出病房，正好和玛丽打了照面。她正站在走廊中央，神情焦灼，身边是一名中年男子，穿着一件老旧的呢子大衣，但他脸上的表情却令我本能地起了防备之心。

他自称是让·皮埃尔的远房表亲，西蒙·勒鲁瓦。他说他能通过贿赂宪兵的方式疏通关系，但需要金钱或贵重物品，而且不一定能保证做到——有可能也只是递封信进去。而后，他的声音压低，几乎贴着我耳边：“柯克兰小姐，其实，您或许有比金钱更加有用的办法……比如向您家里的德**官求助——您那双绿眼睛，比任何通行证都管用。”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突然变得黏腻：“您知道吗，小姐？您的眼睛……在昏暗处是墨绿色的，像森林深处的苔藓；但在光线下，会变成一种透明的海绿色，就像……”他的手指在空中划了个圈，“就像那些德**官胸前佩戴的狗屁勋章上镶嵌的宝石。”

我闻到他呼吸中劣质白兰地的酸味，这让我忍不住反胃，紧紧皱起眉头。走廊尽头，一个伤兵突然剧烈咳嗽起来。玛丽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指甲掐进我的肉里，却远不及这个男人话语里的毒刺来得疼痛。我的眼睛——这双被玛德琳姨母称为“使女王的王冠黯然失色的祖母绿”（她从来浪漫得有些夸张）的眼睛，此刻竟成了某种可耻的“通行证”。

我抬眼看着他们。那句“您家里的德**官”带着一种别有用心的狡黠，让我无端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他们并不把我当作一个人，一位女性。

我的性别和美丽，只是一笔可以调配，可资利用的资源。

回到家中时，维尔纳依然坐在马丁姨夫的旧椅子上，安静地读着他那本《九三年》。他似乎早有预料被我拒绝；因为他神色看不出任何异样。

当然，也不排除他只是看小说看得太入迷了。

我在楼梯口悄悄望了他一会儿，想起白天的事，还是决定走进客厅。

我当然不会像西蒙·勒鲁瓦所说的那样做。他的“通行证”说法，其实是代表了一类人的观念，我不认可的，低级、缺乏尊重、充满歧视的观念；但如果我能反利用这样的资源为受害者们做些什么（当然是用我能接受的方式），与一条生命相比，我的沉默显得太微不足道。

可西蒙·勒鲁瓦与玛丽·杜瓦尔——他们太刻意了，刻意得让我忍不住起疑。

我们姑且认为玛丽·杜瓦尔小姐是真的忘了夜间通行证吧——她既然能够躲过宵禁和宪兵的盯梢，和我说话时，为什么不躲着维尔纳？这不像是一个能够躲过宵禁的人会犯的低级错误。还有西蒙·勒鲁瓦——维尔纳的军衔是上尉，不低，也不算多高，处于一个很微妙的位置上；如果只是打听消息，我想不通为什么独独找上我，在维尔纳入驻这里时间尚短的时候。家中住着少校的人会比我更有价值。

虽然，今天确实也有人在讨论这件事——但为什么又是在我的病区里，又这么巧合地，被我听见？

我的直觉越来越强烈——或许，我不该贸然向维尔纳开口。

壁炉的柴火燃得不甚旺，我一边思考，一边蹲下身加柴，静静看火焰跳动着生长。

直到屋内的暖意厚重起来，慢慢升腾。

我不知道我在壁炉边坐了多久，沉思了多久。

最后，是维尔纳缓缓走近的脚步声，将我从思考中拉回来的；他没有靠得很近——影子斜斜地投在壁炉旁的墙纸上，与我的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火光中，那个模糊的轮廓微微晃动，模糊而飘忽，像是犹豫不决的幽灵；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雪茄味，混合着军用皮革的气息——这气味本该令我厌恶，却在某个瞬间让我回忆起父亲书房里的味道。

“柯克兰小姐，”他低声对我说，“今天……您看起来有些疲惫。夜色已深，希望您早些休息。”

我浑身一震，却没有抬头。

他单方面向我道过晚安，上楼的时候刻意放轻脚步，房门亦是关得轻缓。

而我终究没有向他开口。

1941年10月11日——这日上尉出门依然比我早，我起身时，室内已经一片寂静。许是月事来潮和玛丽的事情让我身心俱疲，我似乎没听到他的军车发动机扰人的轰鸣。我对面是他的房间，他居然不锁门，似乎并不担心我会随意触碰他的私人物品。屋内干净整洁，是一位合格的军官应有的，公式化和流程化的整齐划一；但我没有漏看窗台上摆着的一瓶薰衣草干花，我料想，这便是他放在围巾上那一支的来处。

花草——这种突兀却并不违和的柔弱物件，隐约蔓延着丝丝克制和温和的味道。他找出了玛德琳姨母的旧花瓶，而我在搬来这里后，一直把它放在衣柜里。红丝绒窗帘被他理得整齐，只是光线太暗，我总觉得那颜色像是氧化后陈旧的血。

我从不在家里放这种东西。鲜花是生命，那干花就是尸体。只是未浸泡着福尔马林溶液。

雨不再下了，但仍不见晴日，像是上帝对人间无言的指控。我刚踏出门廊，便看见玛丽·杜瓦尔站在门口，肩膀仍裹着那条破败的披肩，整个人仿佛一枚随时准备摔碎的玻璃瓶。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但无疑，她已经等待很久。我没有再次指出她的莽撞，而是转身进屋，为她倒上一杯热水，却并没有邀请她进屋的意思。

“艾瑟尔……”她接过去，声音依然颤抖着，“我昨天冒险去了拘留所附近。我弟弟的情况很糟……他们说，如果没人担保，他就会被送去东方战线。”

她说“东方战线”时声音几乎压到了喉咙口。而我们都知道，“东方战线”不是一处地理名词那么简单，它实则是一台被盖上万字旗，杀人不眨眼的绞肉机。自德军占领圣马洛后，镇上的年轻人就如被剪断线的风筝，一个接一个消失在那个不属于他们的方向，而我在医院见过他们回来时的模样——如果能称之为“回来”的话。

他们是幸运的。

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回来。

他们可能前一秒还在家里与妻子亲吻，与孩子嬉闹，下一秒就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法国警察带走，只为了满足德国人下发的人数指标；他们或死在为德军挖的战壕里，或在路途中因饿死或病死被扔下火车，然后不明不白地腐烂在不认识的土地上，连死亡通知书都不会为他们专门留一份，最多给死亡人数添砖加瓦。

“我知道这很危险，”玛丽继续说，她的眼神开始变得和肉排上的叉子一样尖刻，“但你……艾瑟尔，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问一问你家里那位军官？也许他能说句话……你看起来并不算糟。你现在还在这里，就证明了，或许他能……他能对你……”

她没说完。

我当然从不指望有人能理解我与“桦树山上尉”之间那种极其危险的“相处”。不是医院流言里那些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屈辱关系，而是彼此试探着的静默共存，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吸着不一样空气的协定——她那句不完整的话，暗示已是昭然若揭，虽然不像前日和医院的闲言碎语那样露骨，却仍称不上友善。

虽然我对她的偏见不满，但这和她口中的“东方战线”比起来，显然太轻太轻。

“我会考虑，但不能保证。”终于，我松了口。

玛丽肩膀一松。她临走的时候说：“谢谢你，艾瑟尔……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听说……我听说，你愿意接诊工地的那些伤员……我想你应该是愿意帮忙的。”

对她的最后一句话，我不置可否。

“接诊工地伤员”这类事，通常是随着伤员离开而结束的；我们义无反顾地救治病人，病人们也不约而同地保护医生。它不该被当作求助的筹码，也不该作为筹码出现在别人的嘴里，除非……

我本想问她从哪里听说，又隐隐觉得我不该问。有些事我确实愿意做，但不意味着我愿意知道它们太多。我从不希望因为帮助了谁，而被对方用这些“帮助”挈肘。

我不是什么圣人。

我只是个想多救一个人，也想活下去的普通医生。我不愿成为任何一方的工具。我不救人，也许会死；但我救了人，也可能死。

战争没有逻辑，也从不讲情理。

玛丽把杯子还给我，转身走入晨雾与行人之间，披肩在风中飘摇，和这个国家所有被战争遗弃的女人一样，形单影只。

我回头望见门边还未收起的东西——那条似乎犹存薰衣草香气的围巾，以及下面压着的，冯·比尔肯贝格上尉留下的一纸字条。寥寥数语，字如其人。

我未曾伸手去碰，却觉得那一块布比整座屋子还重；而我盯着那行字时，蓦然想起医学院教授说的话：“最危险的永远不是可见的伤口，而是那些藏在完好皮肤下的内出血。”这道内出血此时将我困死在了两道力量之间：一个温柔的征服者，和一位濒死的平民青年。

我深呼吸一口气，推门而出。

离开前，我在他的字条上，正对着他笔迹的下方，写了两行字。而这短短两行字我写了十分钟。第一笔落下的时候，一种麻木又撕扯的奇异感觉流过我的全身，说不上是屈服和后退的羞耻，还是那种被迫向敌人张口求助的窘迫，甚至是深埋心底的隐秘期待，还有一丝丝如释重负；我后背泛起一阵诡异的麻痒，仿佛有冷汗渗出，可当我伸手触碰时，棉质衬衫依然干燥挺括——幻觉往往比真实的汗水更令人恐慌。

我写下的是：

“你会为一个无辜的人出面吗？比如，一个被误解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