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门的时候已经是深夜。白天一台气胸，一台颅脑创伤，夜间突发的一台开颅手术，是我和亨利医生共同主刀的脑室外引流。老屋内的温度猛然如潮水般击打身体，暖色光线在我身上撕开一道裂缝。壁炉中的火光跳动时，节律像颗尚未力竭的心脏，即使它由德国人燃起，此时此刻在我难得愉悦的心境下，它看起来也不像每天那般讨嫌。
今天的三台手术都是成功的，两名被匿名偷偷送来的抵抗者，一个颅内压升高的法国男婴。当然，那两位抵抗者的病例，被我与亨利医生篡改成了“事故中受伤的农场工人”。我只知道：身为医者，我要尽力挽救每一条生命，尤其是在生命如德国马克般贬值的如今，在这样的法兰西。
上尉坐在餐桌边，正握笔写些什么。写字时，越发显得手指形状漂亮，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一丝不苟。如果没有战争，我想，他的手应该如他所言，是在大学里读书、在柏林演奏的手。这双手更适合捧着浮士德和九三年，也适合弹奏舒曼和德彪西——而非握着枪械。
我终于想起晨间留下的那两句“求助”留言。我已经在今日的忙碌中忘掉了它们。当时写下的时候，我努力将它粉饰成“人性的拷问”，却改变不了其示弱的本质。于是我救死扶伤的成就感被褪去些许，代之以丝丝缕缕因向敌人求助而起的羞耻心。
他倒是不设防，我路过他身边时，甚至得以窥见一眼他笔下的东西。他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标题行写着“罗蕾莱”，可能是在默写海涅的诗；当然，也不排除是在给哪个同名的姑娘写情书——这让我想起医院里一位被砍去双腿的年轻德军士兵。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却每天还在坚持写日记。而我，他的主治医生，并不忍心告诉他：信念和写作都不能阻止伤口溃烂。
我缓慢地解下外套，并把它随手搭在椅背上。
一瞬间，寒意终于开始在我身体中散逃开来。
在这种半不安半放松的状态下，我悄悄地窥视着他，却没来由地想起医学院图书馆里那些精装德文医典，它们包装精美，有个共同的特点：未经拆阅。这联想太奇葩、太荒诞、也颇为讽刺。我竟一时有点想笑，连忙低下头，将笑意掩入医生惯用的冷静外壳之中。
不过，维尔纳还是敏锐地察觉了我今天放松的状态与难得欢喜的情绪。
他放下笔，抬头看我。那种目光我熟悉，不是入侵者对占领者的，也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它像医生们试图辨认处方笺上某一个被揉烂的抗生素名称那样——混杂着亲切与审视。
我与他对视片刻，垂下眼帘，转过身，坐在壁炉边的矮凳上烤火，一边按摩着因长时间把握手术器械而僵硬的指节，一边任裙摆如拍岸海浪在地毯上铺开。
不多时，我听见笔记本合上，啪地一声。
维尔纳起身了，刻意放轻了脚步声，停在我身后一个微妙的，不远不近的距离。
“您的字很漂亮……字如其人。上次我就想这么说了。”维尔纳的声音从他唇间滑出来，尚且带着微温，和缓而低沉，“您和您的文字，都让我想起童年在东普鲁士时的白桦树林。它们在月光下……神秘又圣洁。”
他的夸奖让我甚是受用。但我没有表现出来，只缓缓站起，再次与他对视。
维尔纳站在我面前，不过两步之遥，与他四目相对时，房子却静得仿佛睡着了，只能隐约听见我裙摆摩擦皮肤时细微的声响。他灰蓝色的漂亮瞳仁清亮如水，眼中的动摇和踟蹰却明明白白，难以忽视。
扑通。
我的心竟倏忽沉了一下。
集体疯狂下的德国人不该如此。他们的动摇应该都被信念和荣耀掐死，尽数沉入莱茵河底了。
“柯克兰小姐……”维尔纳继续说，“您要知道，在如今这样的世道，有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请原谅我不能给您一个明确的回答。我羞于承认，但我为之战斗的国家，它确实在对你们的土地进行暴力行为。而我一个普通军官的力量，并不足以抵挡国家机器的运转。面对被捕的平民，我可以试着在保证我自己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为他写文书，但我的力量非常有限……而且，如果您女友的家人进入盖世太保的审查系统，我将无权干涉。”
他说的是实话。我是第一次从一个敌人身上，切切实实地感觉到现实的荒诞——一个本应在柏林的大学里弹奏肖邦和德彪西的男人，如今却坐在他占领的法国领地中，低声承认自己已不再拥有选择的权利。
因为——我能理解他的处境。
我又何尝不是和他一样？如果我没了我身上的白大褂，没了军控医院医生的身份，我连获取药品的渠道都没有，更谈不上救治受伤的抵抗者，也再不能滥用职权，悄悄在伤员分流表，处方笺，病历本上动手脚，做掩护——德国人严密监视下的黑市并不是我一个普通人可以长期涉足的。
但我的代价是：我必须昧着我的立场和国籍，救治炸毁法国城市，屠杀法国人民的德国士兵——私下再用希波克拉底誓词和“拿他们当撒旦送来的临床案例”安慰自己。
主宫医院收归军控之后，医护人员分为三种，一种是像我们这样继续披着白大褂的，一种是当场呼号反抗并壮烈就死的，最后一种是脱下白大褂后悄然隐入众人的。我和同事们在圣马洛遇见过他们中的有些人，他们总是冷眼看着我们身上的白大褂，低声说上一句“披着白袍的通敌者”，或者“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而我们并不能反驳，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做的事。
我点了点头，并示意维尔纳继续说下去。但他这一次犹豫了好一会儿——再开口时，像是在逼自己吞下一口滚烫的加奶红茶那样艰难：
“我曾经相信，一个人可以在权力和暴力之间守住一些东西，我也确实守住过。最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有几次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我救下的人依然会向我开枪。后来我就开始选择性的耍滑头，如果我不是军官，很多事我就做不了，但我如果是军官，很多事我也必须做……这么说听起来很伪善，对吗？可是，柯克兰小姐，战争不会承认善意，它让人失去的不止是家园……人与人之间，连最起码的善意都被迫散失了。”
“所以，您问我，会不会出面救一个人，我想说——我希望我会。但我所希望的，并不等于我所能做的。我想，您也希望我说‘我会’。那是太干净的回答。我已经很久没有干净的东西了。不过，如果那个人是您……我愿意为您冒险。”
他说完了，答案冗长，也荒唐。
他的剖白并不似造假：至少在此时此刻，从他的脸上、眼睛、语气，我都找不到任何证据来推翻它的真实性。
虽然立场相悖，但许是处于同样的道德困境里，我一边听，一边对他升起了不受控制的同情心——而我是医者，慈悲对于医者而言，可以救命，也可以致命。
其实我也很荒唐，我甚至比他更荒唐。我怎么能这样大胆地试探他的想法？用一个我已经看出破绽的请求，去赌我的命，赌一个没露出爪牙的侵略者的良知？
——当然，最荒唐的是他，或者说，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我愿意为您冒险”——这实在太荒唐了。我听见这句话时的第一反应，居然又想要相信他了。一个德国人，一个敌人。
这想法让我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对每一个房东家的女人都如此宽容？还是说他以为医生们的救死扶伤等于心怀怜悯？
他错了。想救死扶伤，不能心怀怜悯，必须心如磐石。我们的感性会让我们在每一日的生离死别中，慢慢腐烂。
我低头错开他的目光，在心里暗暗骂着自己：
艾瑟尔·柯克兰，你真是疯了。
维尔纳也没有再说下去。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在演讲完毕之后，微微颤抖着。我却感觉喉管有些发紧。因为除却困境者的共鸣之外，我读到了什么尚未完全熄灭的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如果用我的职业经验来解释，就是我救治过的那些濒死者。他们中有许多人，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又总会在某个瞬间突然回光返照。
那是生命最后的抗争。
维尔纳此刻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一个正在被战争机器吞噬的灵魂，在用残余的人性做着天真且无用的挣扎。而这已经是我能奢望的全部。
昨夜的“对话”如未散尽的烟，悄然在我心头萦绕，留下微妙却恼人的痕迹。维尔纳的坦诚与挣扎并非毫无重量，至少我确认了，他人性尚存，良知并非伪饰。可那身制服注定他只能怀揣有限的善意。他的铁十字勋章依旧如同一道无法跨越的深渊，将我们分割两岸。
于是我继续沉默。我没有追问，没有探究。我只是推开门，准备步向医院，却在门廊外低头瞥见一封信。
信封皱巴巴的，没有地址，只有“艾瑟尔·柯克兰”几个潦草字迹。我皱起眉头——也不知道哪个家伙把我的名字写得这么丑。这真让人想生气。
但我还是打开了信纸。薄脆的纸张在我指间微微颤动时，像一片跌落下来的死叶。
“柯克兰小姐，关于让·皮埃尔的事，勿信外人。今晚九点，海边废弃渔棚，有人会告诉你真相。10月12日。”
字迹生涩，急促，不似军人，也不似抄写员。
我的心猛地一紧，如落入寒水。信息的来源模糊不清——或许是抵抗组织，也或许是西蒙·勒鲁瓦，更不排除是德国人的诱捕伎俩。我意识到，我可能已被迫置身于一场悄然成形的风暴核心。
我并不怕面对风暴，只怕自己抵抗不了它，如果我能解决它，那将是我最满意的结果。
刚刚推开铁门，我却又在门口撞见玛丽·杜瓦尔。她脸色依然苍白，双眼依然布满血丝，模样一如既往的可怜，但如果让我表达我的真实感受，我会罕见地告诉你，我开始觉得我控制不了事情的走向了。
玛丽不止一次在维尔纳在场的时候出现了。我甚至可以合理推定，她真的以为屋里的德国人永远不会杀我。我已经和玛丽多次强调缘由，可她还是一次次来找我，她可以选择在医院见我，但她还是没有。病急乱投医是最恶劣的品质之一——For God's sake！我只是个爱喝红茶的神经外科医生，我不是圣人、不是敌人、当然也不是MI6！
“艾瑟尔，”她低声开口，声音像一只溺水的母猫那样尖利，“我昨夜听到了……有人说，渔棚那边有动静，好像是抵抗军在活动。他们……他们可能想救人。你——你没去吧？”
她的试探太拙劣，我甚至不愿戳穿。我回头看了眼屋内，上尉已经下楼，正站在客厅里，整装待发。他站得笔直，帽檐遮住了半张脸，看不出情绪。
我转过头望向玛丽，面无表情。我能确定——她肯定知道那封信的存在。说不定那封信就是出自她的手笔，再被她揉出褶皱后亲自塞入我的门缝。当然，不排除她是无意听见了只言片语。但那可能性聊胜于无。
“我听说了渔棚的事。杜瓦尔小姐，你知道些什么？”
玛丽·杜瓦尔眨眨眼睛，语气激动起来，“我……我只是听人提起。说渔棚昨晚有响动，可能是有人偷偷接应，但我不确定。我只是担心你，艾瑟尔。我发誓。”
“杜瓦尔小姐，你觉得如果我知道些什么，还会站在这和你说话吗？我会被你们口中的上尉先生送给宪兵，然后被带到卡昂监狱关禁闭——或者直接送到拉桑特监狱的断头台。”
“是你的话，他不会的，艾瑟尔。他——”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我微微一笑。
她脸色终于微变。
我看着她，像看着一个被揭穿偷偷喝杜松子酒的脑膜炎患者。但这次我没有把她拉到一边。
“如果他会，他现在就会冲出来了。”
“是这样吗？”我依然微笑着，“杜瓦尔小姐，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在你离开之后，一枪打死我？他是德国人——现在这个时候，德国人的心思，谁能猜得到？还是说，你想——让他知道些什么？”
最后一句话，我是压低了声音说的。
“抱歉，艾瑟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担心你，我真的只是担心你。”
她慌乱的口吻不止未能安抚我，反而加重了我心中的疑窦。这封信，是她的手笔？还是勒鲁瓦的试探？或是一双隐藏在迷雾之后的眼睛？
我格外讨厌这种不清不楚的感觉。但有一件事我能确定：他们至少目前不是想除掉我。如果想对我动手，大可不必这样拐弯抹角。
我盯着她半晌，笑容依然挂在脸上。
“谢谢你的关心，杜瓦尔小姐。另外，若你知晓什么，请直接告诉我。”
玛丽点点头，那一刻眼神中闪过许多复杂的东西——歉疚，绝望，麻木。我没有说破，只看着她渐行渐远，指尖不自觉捏紧了那封信。
上尉在几分钟后出门，从我身边走过时，像每天一样对我点头致意：
“祝您今日平安，柯克兰小姐。”
他留下这句话就离开了，但他那句话似乎还在耳边回响着；而我，第一次分不清这是提醒，还是惯常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