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问过她的生日，她也从不提起。
可我记得她的档案。
1915年11月6日。
国防军不会随意选择平民家庭寄居，房主的身份必须足够干净，他们的档案必须毫无保留地摆在我们的办公桌上，供我们择选，占领。我爱上她之后，特地去翻了档案，把和她有关的一切深深印在脑海里。
这行数字当然是首当其冲。
因为它离我最近。
她自己似乎已经忘了——当然，她会说生日是“对时间的媚俗庆典”，那双祖母绿宝石般的绿眼睛总是太清醒，能看透平静外表下的顽疾，也能看透我这身制服下尚存的人皮。
她可以忘，但现在她有我了。
我不能忘。我必须替她记得。
我提前告假，中午就回了家。点燃壁炉，把她常盖的那条灰蓝色羊毛毯搭在沙发扶手上。我从黑市买来一点真正的黄油，一小罐波尔多果酱，一瓶在战时极度奢侈的白葡萄酒。餐桌上静静放着一个黑天鹅绒小盒，里面是一对珍珠耳环，不算多么贵重，但足够温润。
我不懂女人的首饰，只能拜托克拉拉帮忙挑选，本想选绿色宝石，和她的祖母绿宝石项链配成一套，但是我的薪水和津贴不足以支撑它高昂的价格。克拉拉说：“珍珠耳环虽然不奢侈，但她能常戴——像你们身上的□□一样。而绿宝石就像克劳斯那把老掉牙的鲁格手枪，漂亮，却不适合天天带在身上。”
她看着我的目光带着怜悯。我知道原因，但是我只能沉默。
“维尔纳，你是真的陷进去了，对吗？你别忘了——她不是雅利安人。我不是说法案里那套东西，我是说，你未来会哭的，她也会。”
艾瑟尔推门进来的时候，眉眼间依然带着与堵塞的脑神经，断裂的胸骨和停止的呼吸鏖战一天后的疲惫。我走过去和她拥吻，轻声唤她一声“Liebes”。我叫她Liebes时，她总会微不可察地愣一下，再眨眨眼。那反应很可爱，但我不会戳穿她的。
我笑了笑，揉揉她的头发：“你应该换身衣服。”
“换衣服？”
“今天是你生日。”我说。
她看着我，似乎并不意外我会记得，只是简单地说：“好。”
艾瑟尔换衣服的时候没锁卧室门——不是刻意，是习惯。我不会上楼偷看。那天在浴室是意外。
她下楼时，我看着她，怔住了。
她罕见地穿了暖色调，一条红裙子。我早在帮她挑礼服时就看到它了，她衣柜中唯一一抹能够称之为热烈的颜色——葡萄酒那样的红绸缎，像熊熊燃烧的火焰。
她穿惯了黑，灰，白，从不渴望被注视，也不喜欢色彩太盛——她总说红色像血，粉色像被切开的皮肤组织，黄色和橙色像病理状态下的脑脊液。
可今晚她穿了它。
裙摆垂至膝下，腰身收紧，领口在锁骨以下，但并不低，连袖口都贴着手腕而不是只到肩膀。没有任何过分之处，却比任何过分之处都更令人心旌摇荡。
艾瑟尔走到我面前，看了我一眼，有些不自然地捻了捻垂下来的发尾。我知道她是在为自己的决定找补一句解释，但我不被允许戳穿她。
她果然轻声说：“姨母在世时，强行送我的。”
“Mein Gott....”我故作夸张，突然把她拦腰抱住，提起来转了一圈。她吓了一跳，没忍住发出一声小小的惊呼，紧紧搂住我的脖颈。
她那一声惊呼，叫的却是我的名字。
我顺势把艾瑟尔放到座椅上。裙摆在她膝上铺开，像一朵红得过分的玫瑰花。她脸上难得有点飞红，低着头，几乎不好意思抬眼看我。
“姨母应该多强人所难几次。”我说。
晚餐是红酒炖牛肉，土豆泥，和干果蛋糕。
艾瑟尔坐下来的时候，明显有点发怔——那种“生日该吃什么”的记忆，她大概率早就丢掉了。
红酒炖牛肉和干果蛋糕是我在餐厅和烘焙店买来的，土豆泥是我做的。我加了牛奶。我们确定恋人关系之后，我用同样的方法给她做过一次。她很喜欢。
“我不止一次从指挥部拿牛奶了。”我说，“他们都装作不知道。”
她没有笑，只是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我亲手为她戴上耳环。我的手指碰到她耳垂的时候，她微不可察的紧绷了一下，呼吸微滞，睫毛忽闪着——我心脏像被什么打湿了，第二只耳环几乎是用了全身的克制才戴上去的。
——我指尖有些发麻。
她没说谢谢，只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耳环的边角，轻声说：
“我其实……对生日没什么印象。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从来不过这些。父亲是个会计师，一个——性格极其孤僻又忧郁的人。他爱我，但对我很挑剔。大概他觉得我是他利润表里的一笔资产减值损失。他会在演算纸里写下我的姓名，而不是在日记里。但他支持我，一个女儿——学医。他说学医比弹钢琴更实用。”
我轻笑了一声。她接着说下去，讲她在英格兰的童年，月光下的白桦林，讲她的姨母玛德琳·马丁——这间房子的原主人，一个为爱情可以不顾一切的英国女人，热烈得像朵在红酒里泡大的红玫瑰。她讲她在爱丁堡医学院第一次见到脑组织活检，又讲她为何选择了神经外科——“大脑的病变，通常都是生命中突发的隐疾。”她说，“它的预后可能是奇迹，也可能是套着奇迹外壳的绝叫。我想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争取一段与世界告别的时间，或者一次睁开眼睛看见家人的机会。不是所有患者都会带着爱离开，但我想和死神打完所有能打的仗。我愿和他们并肩作战。”
我没有插话。只是握着她的手。
那只柔软的手总是握着冰冷坚硬的医疗器械，纤细，美丽，富有常年与病魔和死神搏斗的力量。
“想弹琴吗？”
吃过饭，收拾好餐桌后，我问她。她一直吃得不多，但今天胃口不错。土豆泥都吃光了，干果蛋糕也吃了一半。
她点点头。
我们坐到琴前，艾瑟尔坐我右边。我选了一首简单的德彪西，我们开始四手联弹。最初她还有些放不开，但随着旋律的展开，音乐成了她唯一的语言，而我，是她唯一的听众。有几处弹错了，她悄悄看我一眼，似乎怕被责备。可我只觉得她可爱又美好，忍不住朝她一笑，顺便凑近亲一下她的鬓角。一来二去的，我好像也弹错了。但我知道她此时此刻不会在意这些细节。她的苛刻，只对着她自己。
艾瑟尔从不轻易流露情感，即使是在我面前。可今晚——她的红裙，她的诉说，她的错音，她在音符中无声讲述的童年与遗憾，反而让她显得无比真实。
如果可以，我愿时间永远留在今晚。
这样战争就永远不会到来。
我们也永远不会被分开。直至死亡。
“你弹得很好。”
一曲结束，我合上琴盖，低声说。
“我错了至少十个音。”她皱了皱眉，淡淡地回应，“手指太僵了。”
“在我面前，你不必在意这些。”
我转过身，捧着她的脸，吻平她皱起的眉心，吻她的额头——原本只是想安慰她。艾瑟尔总是对自己有种近乎严苛的规制，达不到她自己的要求，她会不声不响地失落，又不让我说出口，我只能身体力行。
眼睫。鼻尖。她嘴唇的边缘。
然后是缝隙。
然后是唇舌探触。
她任我吻。没有躲开。
我知道——她不躲，就是在告诉我，她愿意。
于是我倾身，更用力地吻住她。吻变得绵长，变得黏连。她的指尖抓住我衬衫的下摆，我的手掌抚上她的后背。
她的呼吸乱了。
我一把揽住她，将她抱起。钢琴发出微弱的嗡鸣。我吻她的唇，吻她的下颌，吻她脖子上微微颤动的脉搏。
她轻轻战栗了一下，像是想要，却又在忍耐。
我知道那不是拒绝，但我不能这样。
我停了。我从狂热中被猛然拉回现实。
她气息不稳。我撑着琴边，与她额头相抵，喃喃低语：
“我的艾瑟尔。”
“我不能在今天做这件事。”
“我不能让你在每次过生日的时候，都想起那天是你……你的‘成人礼’。”
她沉默了一瞬，然后抬起头——她的睫毛扫过我的下巴。
“那现在就不要停下，我的维尔纳。”她声音不大，却笃定，“但你可以吻我。”
“只是吻我。”
“像这样——就够了。”
夜色归于宁静后，已经很晚了。我们牵着手上楼，各自回房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可我知道，她的步子虚浮得不像个常年与死神搏斗的医者。
我听见她关上了卧室门。
而我站在我房间的门后。久久没有动。
我的掌心还残留着她的体温，我的口腔里全是她的味道。我本可以——我甚至已经触碰了她……她没有推开。
她在等我。
想到这里，我恨不得马上用冷水洗把脸，立刻换件衬衫。但我没有动，只是靠着门，闭着眼，让心跳一点点归于平稳。
我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叹。身体绷紧得几乎有点痛。当时我动作停了，但我的身体没有——它在叫嚣，在燃烧，在失望地颤抖。我是个男人，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她给足了我体面，在热吻停歇后一直抱着我，把脸埋在我肩头，等着我平复。她并不慌乱，可能因为她是医生，早已对一切司空见惯。
——我不能让她记得“那天是第一次”，太残忍。
“那天他克制住了”对她而言，也太过分。
虽然我已经这么做了。
这个时代太扭曲。一切合理都变得荒谬。
我倚在门后，手指抹过嘴唇，像是想把这一整夜的吻都留在指尖，也聊作分担某种名为“差一点就失控”的奇妙感觉——我当然想要她，想得几乎发狂。我想如果我们能为人所知，应该所有人都会好奇为什么我还没有和她跨出最后那一步，这显得太不“男人”；况且如今，在混乱的时局下，这些东西早就被迫让位于“安娜，你是否愿意等我归来？”“亲爱的汉斯，我们还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吗？”这样的悲伤对白。我知道的那些和我经历类似的同僚们，甚至更倾向有“阅历”的女性。他们总是把她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憎恶那种行为，低俗又廉价。
——只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对她的占有，意味着什么。
我无法向她承诺什么——甚至连明天的太阳，我都不敢保证能亲眼看到。
战争是无穷尽的漩涡，它不讲情理，不信誓言。今天我还坐在这里，为她过生日，为她做土豆泥，明天我可能就要乘车前往东线。像迪特里希那样。
我不会是例外。
而艾瑟尔——她是英国人，注定不是我“合法”的选项。她不可能成为军官夫人，名字不会出现在我的户籍里，也不会得到抚恤金。如果我“光荣战死”，她连“未亡人”的名分都不能拥有。
我不能让她以一个“情妇”的身份回忆这段感情，不该把一个她难得可以毫无负罪感地快乐的日期，再铭刻成她生命中隐隐作痛的一道伤疤。哪怕那时她已嫁作他人之妻，她的丈夫坐在她身边为她庆生，她的孩子们围着她唱歌……我不愿她在笑声中突然沉默，只因她记起是我夺走了她的第一次，记起我的脸，而它已经永远保持在火车站台上与她分别时的模样，不会再变老。
况且——
我小时候见过与法军有关系的德国女人被当街羞辱。她们被称为“Verr?terin”。街坊们举报战时“与敌国士兵亲近”的女人，甚至会得到奖励。那些违反《纽伦堡法案》的德国女人遭遇了什么，我也很清楚。
她们或许只是出于求生，或许只是爱上一个人，却被历史当作了敌人。
如果这场仗，我们输了……我不敢想。
可我知道，对我而言，我的爱人只会是她。
但既然这可悲又慈悲的命运让我和她相爱……我必须尽我所能，不去毁掉她。
现在我只能把额头贴在冰冷的门板上，让那股炙热在夜里无声地散去。
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轻轻的，两下。
我确定自己平复下来之后，才敢打开门。艾瑟尔站在我门前，皮肤凝白如牛乳，抱着白色的枕头，穿着那条白色的棉布睡裙，整个人柔软得像朵云。她垂着眼睛，没看我，只说了一句：
“我今晚不想一个人睡。”
我把她和枕头一起搂进我怀里，轻轻吻吻她的头顶，叹了口气。是种源于尘埃落定的叹气。
“好，我陪你。”
我关上门，给她铺好另一边的床。她小心翼翼地躺好，又静静望着我，睫毛在脸上投下的影子细碎得像白桦树的枝影。她望着我时，绿眸的目光总是安静柔软，毫无防备，如幼童，只是她自己从来不知道。
我熄灭煤油灯，躺在她身边，从背后自然地将她抱进我怀里。她在我怀里轻轻蹭了蹭，呼吸声稳而清晰，在静谧的夜里听得真切。
我在她耳边低声说：“生日快乐。晚安，艾瑟尔。”
“晚安，维尔纳。”
她牵住我的手，十指交握。
这是我们第一次同床共枕，当然，什么也没发生。但这一夜，比任何一夜都要亲密。
她很快睡着，在我怀里翻了个身，呼吸在我胸口轻柔起伏，一下又一下，气息温暖又甜蜜。
我却终于听见——命运在告诉我：
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
你可以安然入睡了。
下周六有个考试，正篇存稿还没有改好，发现这篇维尔纳视角的番外似乎更适合先发出来。
笔者学会计的，资产减值损失是笔者的恶趣味（当时应该国际会计准则已经有利润表和当期损益的说法了吧?）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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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番外一·她的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