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维尔纳曾经一起放跑过一个孩子。是个法国小男孩，大约十一二岁，面黄肌瘦，像是从哪家的野坟里刨了土爬出来的。指节处满是裂口，新的叠旧的。裤脚湿了一片，被两个德国宪兵揪住耳根时还在拼命挣扎，像只被猎人按住的幼兔，不停地扑腾。男孩瘦骨嶙峋的手里还紧攥着一小瓶磺胺。

那日中午，我刚结束临时出诊，自军方回来的时候正好撞见这一幕。

我知道今天维尔纳也在，前夜他告诉过我，今天他不用找借口了，因为正好轮到他视察医院。当然，这位亨利医生口中的“图书管理员”从来不会真正意义上地干涉医院。像他说的，系统内的人总是知道怎么避开系统。偷懒是人的天性，军官们也总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应付上级检查。

“我亲眼看见这小子翻了药柜。”其中一名宪兵用靴尖轻轻踢了踢孩子膝弯，声音懒洋洋的，“你认识字吗，小东西？”

“总有多事儿的家伙举报，一个腿都跨不过三级台阶的孩子也能混进来，真他妈废物。”另一个说。

这两个人动作却松散得很。与其说是执行任务，不如说是例行公事。热忱也好，仇恨也罢，早在布列塔尼大区的电台里一日日地播放掉了，留下的只有极度的疲惫和恐慌。所有人都是一样。

我没犹豫，快步走上前，拦住了他们，出示证件：

“先生们。我是主宫医院神经外科的艾瑟尔·柯克兰医生。这孩子我认识，是我病人的孩子。我没救活他母亲，他弟弟最近得了肺炎。”

“你知道的这么清楚？他叫什么名字？”

“奥利弗·德沙雷特。他母亲叫夏绿蒂·德沙雷特。”后者确实是我与亨利近期接诊并治疗失败的病人。

宪兵盯着我的眼睛，“好吧。他弟弟呢？”

“他弟弟不是我的病人，这不是我必须知道的。我只是偶然在下班路上见到成为孤儿的病人家属，询问对方近期情况。”

我语气平稳，早就习惯了各种盘问，应对起来也算游刃有余。医生不需要解释同情心。普通士兵也没兴趣在这类小事儿上浪费字句。我这种还在被占领当局许可执业的“技术人员”是“稀缺资源”，他们纵使怀疑我的立场，也不敢随意动手。

宪兵们斜了我一眼，似笑非笑，依然掣肘着那孩子。

“给盖世太保送过去？还是打一顿再给上头交报告？”

没发话的那个耸耸肩，眼神飘忽，像是在权衡这件小事值不值得他们跑一趟。

维尔纳正好从楼上下来，不着痕迹地站到我身边，一如既往，不慌不忙，军装笔挺，铁十字勋章在昏暗的光线下仍闪着冷光，手中夹着的视察表格还未盖章。看清场面后，他只问了一句：

“证件齐全？”

哨兵面露迟疑。孩子当然没有。我——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书面文件证明他进入药房的缘由。

维尔纳于是转向他们，用德语低声说了两句话，声音太小，我只听清了“Unvollst?ndig”（不完整）这个词。然后他点了点头，挥手示意放人。

我知道维尔纳说的是空话，像他这样的军官们说起这种话来就像写誓词一样熟练。“程序未全”“调查中止”这种模糊的说辞，等同于为放人准备好的保护罩。

有人担责，下属们也懒得再纠缠。

小家伙被并不温柔地推到我怀里，我摸了摸他的头，把他搂紧，护到我身侧，方才接过维尔纳还给我的磺胺。孩子依偎着我，瑟瑟发抖。我轻声安慰着噤若寒蝉的孩子，“可怜的小家伙。别怕，没事了。”

宪兵走了之后，维尔纳示意我带孩子去诊室。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进入诊室的一瞬间，我侧身把磺胺悄悄放回孩子手里，然后蹲下身，和孩子平视。

“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戴维。戴维·扎伊尔。”

“好，戴维。不要告诉任何人今天的事情，好吗？谢谢你。”

孩子看了看门外维尔纳的背影，好像明白了什么，凝视着我几秒，轻轻点点头，凑过来亲了一下我的脸。我帮他把磺胺揣好，开了一张处方笺。他逃走前又回头看了我与维尔纳一眼，那目光像是在黑暗中还没彻底熄灭的烛火，风一刮就会消失——却足够让人感觉到那片残留着暖意的空气。

它还停在我的脸颊上，与维尔纳的领章下。

“我只是想——别让仇恨落在孩子身上，他是无辜的。”

那天夜里温存过后，维尔纳贴着我唇畔这样说。他把温暖的手覆在我的小腹上，拇指轻轻抚触着，那里尚且平坦——像在以指尖的温度，亲吻一个没有法案，没有战争，只有希望的春天。

说起孩子……他是喜欢孩子的。

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小型轰炸中幸存的法国女孩，儿科怀疑有神经损伤可能，送来我这里会诊。她的肋骨根根分明，皮肤苍白，绷紧，如同即将腐烂的白菜帮，与我的手对比之下，竟有一种令人心生恐惧的透明感。

她坐在我膝上时，抖得像只寒风中颤抖的麻雀，小心翼翼地问我，“医生小姐，我是不是要死了？我会死吗？”我不忍心告诉她，所有人都会死。见我不回答，她就一声不再吭，只努力的睁大眼望着我，目光里没有恐惧和哀求，徒留麻木和等待。她还那么小，就知道死亡，接受死亡的可能，并质疑自己是否还有继续活着的权利。

维尔纳那时正好又借由头来找我，但他却没有进屋，只是站在诊室门口一个恰好能看到我的角度，悄悄地看着我和小女孩。仿佛这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了，只剩下我，与我抱着的孩子。

可这孩子的不幸，却是由他服务的国家亲手带来的。这让我觉得羞愧极了。

于是我微微转过身，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将她略略挡在我的身体之后。就好像要藏起什么珍贵的秘密。

放走戴维那晚，维尔纳回家时，黄昏落满了玻璃窗，灰尘在光柱里缓慢沉降，家里的一切都被镀上毛茸茸的边。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直到我走近他为他取下大衣，才终于如梦初醒，慢生生鲜活起来。

他捧着我脸亲吻，开口讲话时，声音低而轻柔：

“艾瑟尔，你喜欢孩子吗？”

——可这话从他口中提出，就不能再被称之为一个问题了。他知道答案。孩子——我更愿意称之为：我与他之间一颗初生即会被掐灭的种子。

我从他的吻里离开，转身去将围裙搭在椅背上，背对着他说：“我，乃至我这种人，都不配谈喜欢。各种方面。”

我似乎说得太冷——屋里的气氛顿时冷下来。风吹过窗缝，老旧的木框轻微颤抖。我们像两尊不愿先低头的石像，隔着这座旧屋的暮色沉默相对。

维尔纳在原地站了许久，又重复了一遍，只是更慢，更低，更像是问给自己听：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真的在问你……如果有可能，你喜不喜欢孩子。”

我这才回头看他，目光柔和下来，却仍沉静，没有笑意，也没有质问。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真正想问的并不是字面意思。我将那个女孩子揽入怀中，戴维扑进我怀里被我护住……那些关于孩子们的近乎母性的动作，在他眼里，却是他一直不敢触及的幻影，荒谬却美丽：一个不属于战争的世界中，我们会有我们的孩子，被允许出现在时间与制度之外的，结合了我与他血脉的生命。

可我们都清楚，那个未来不是对我们，不是对现在的欧洲，至少目前是不存在的。

我不能为他生下孩子。他的帝国只承认“德意志血统纯正”的结合，即使他是国防军，而我，一个持着英国姓氏，在圣马洛行医的英籍女医生，一个非雅利安女性，不可能成为德国所承认的“母亲”之一。我们的结合，在这个国家的法律与种族档案中，仅仅是“污染”与“堕落”。维尔纳并不是法律的制定者，但他必须服从它们——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即使那些命令早已与理性，道德和灵魂背道而驰。

我们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像所有被战争与制度噤声的偷情者一样，我们默契地学会了不去追问那些不可能存在的未来。维尔纳也察觉了我的失落，小心翼翼的伸出手，在确定我不会拒绝他时，才把我轻轻抱进怀里，轻声对我说，“对不起，艾瑟尔。”

我知道他是在为他所属的体制，那个吞噬一切异类与柔情的国家，向我道歉。我没说话，只把头抵在他肩膀上，叹了口气。

“我们接吻好吗？”他轻声问。

“可以。”我回答。

于是他捧起我脸，与我接吻，像是亲吻一封不会送达的信，也像是吻别一艘终将驶离岸口的船。我与他相爱这件事本身，已经是我们在抵抗命运的压迫，是时代短暂允许我们放在阴影里的自由意志。

不容他，也不由我们——再奢求太多。

我和他也不是没想过结婚——管他有没有未来，不耽误我们幻想未来。幻想不需要通行证。

那天我接诊了一个十七岁的男孩，颅骨裂了条狰狞的缝，年轻得像朵被泼了血的花。宪兵说那孩子骑着车子给每家每户散发反德传单，还拆掉了火车轨道的螺丝，在被扭送走的过程中一头撞向了电线杆。

那孩子被送来的时候已经彻底昏迷了。

我明知道德国人不安好心，他们是为了获取这孩子身后青年抵抗团或者法共支部的情报。所以即使头骨裂开，只要有一口气，他们也会下令要我们抢救。

那孩子预后并不好。但我最后为还是为他动了手术，然后看着他被德国人抬走，像看着一株勉强活下来的植物，被送进冰天雪地里。

预后不好——可能对他来说，反而是幸运。

回到家时，维尔纳还没睡，他坐在壁炉边，还穿着那件我缝补过的制服。他当然会留意到我手指的僵硬——他在我的事情上，总是那样细心；他走过来为我脱下外套，挂好，又为我按摩指关节。

“今天顺利吗？”

“顺利，也不顺利。”我答，“我今天救了一个预后不好的孩子。被宪兵送来的。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我都不知道我的选择是对是错。救活他，他可能会遭遇更残忍的事。不救他，是见死不救，是剥夺他的生命。”

“至少活着才有机会。”维尔纳顿了顿，回答。

“那孩子才十七岁。听格莱蒂小姐——我们医院的护士，她说，他是我们医院另一名女护士的恋人。本来……等到他们明年到了法定婚龄，他们就要结婚了。下班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个女孩，她们抱着她，她在哭。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她的哭声。”

维尔纳没有接话。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

“艾瑟尔，”半晌，维尔纳打破沉默，把话题转移开，“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战争，我们会在哪儿结婚？”

“怎么突然问这个？”

“早就想问这个了。”他亲了亲我的手背，“我每次握着你的手时，都很想为它的无名指戴上戒指。”

——其实，医生是不相信“如果”的。

我们活在“现在”，处理“结果”。

不是诗人，也不是少女。

但我还是笑了笑，手指向下弯折，扣住维尔纳的手。

“上尉，我可以理解为——你在求婚吗？”

他将我拉进他怀里，“我会单膝跪在你面前，对你说‘嫁给我’。会有那一天，但不是现在，不是这样粗糙，也不是在……这样的德意志与法兰西。”

我抬头，看着他蓝如海面的眼睛，随口说：

“或许在意大利。有个名字很美的小城，叫锡耶纳——锡耶纳靠海吗？”

“锡耶纳不靠海。我们可以去托斯卡纳。”

“托斯卡纳靠海？”

“是的。我还是少尉的时候，在托斯卡纳参与过一次战术交流，很美的地方。”维尔纳回答，“阳光很灿烂，海水像宝石一样闪着光。风是咸的，路上经常有鸽子，而且不怕人。经常有新兵追着它们跑。用面包喂它们时，它们会环绕在我脚边。”他顿了顿，“你想穿什么颜色的婚纱？”

我偎依着他的怀，微阖眼眸，凝视着他胸口的勋略和铁十字勋章发呆。他下巴抵着我发顶，呼吸一下下温热地洒在上面时，一股悲哀的荒诞感突然涌上我心头。

一个德**官，一个英国医生，在德占法国的屋檐下想象一场不被法律，政策甚至良知允许的婚礼。而在这轻盈的对话发生之前，我们甚至还在谈论那些鲜血淋漓的人间事——这越发让我们之间的幻想听起来像一场精心布置的讽刺戏码。但我没有拆穿他。

“白色。”我说，“即使它们太像纱布和医院的床单。”

他笑了，很轻，很短。

“你父亲会愿意来吗？”

我们依偎着坐在沙发上时，他又问。

我答：“如果他还活着，我想他会的。我父亲……我没办法知道他是生是死——你们早就不允许向英国寄信了。”

他点点头，没有再问。

“维尔纳，”我反问，“你父母和妹妹——他们会愿意来吗？我可是敌国公民。”

“我父亲于1940年猝死于柏林。我母亲——如果她知道我娶的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会很高兴的。我妹妹，安娜，她会和你相处得很好。我有预感。”

——明明是一组不切实际的幻想辞，听起来却更像隐晦的遗言。

他低下头，埋在我的肩颈处，声音闷闷的：“我想和你一起活到战争结束，艾瑟尔。等到战争结束了，我们就结婚。我带你去托斯卡纳。然后我们可以在意大利蜜月旅行，西西里岛，佛罗伦萨，锡耶纳……只要你愿意，只要我能带你去。”

我没动。我知道他是认真的。

战争教会我许多事，最重要的是：我们终将失去一切，只能选择在失去前假装拥有。

“维尔纳，你有没有觉得命运很喜欢和人们开玩笑？”

我松松地环抱住他，把脸靠在他金色的鬓角上。

“有。它随时准备着夺走一切。”

维尔纳抬起头，与我额头相抵，笃定而柔和地凝视着我，大拇指缓慢地摩挲着我唇畔。

“但它让我遇见你。直到现在。此刻。”

他站起来，横抱起我，缓步上楼。我将头埋入他的颈窝，去贴他跳动的颈动脉，有力，规律，比任何虚无缥缈的情话都让人心安。他褪下我的衣裙时，像是在拆阅一份穿越层层审查与重重炮火，重抵万金的战地情书。

——如果我们结婚，那一定是在某个无声的夜晚，证婚人是一盏快灭的油灯，誓言是一句近乎无声的低语。没有神父，没有纸张，没有戒指，只有彼此的存在，短暂却真实，一如此时，此刻。我们卧室的壁炉火光映在墙上，不停歇地跳动着，和我们交叠的影子一起，悄然为这场荒谬的“婚礼”作证。

我的手一次又一次游走过他背部优美的肌肉线条——

它们健康而鲜活。

但我并没告诉他，其实我也曾梦见过他死去的模样——在战地泥泞中，脸被炸得血肉模糊，嵌着破碎的炮弹壳，身边是半只脚，一颗破碎的头颅，和一封被血泡透的信。我醒来时心跳如鼓，依着他的怀，却无处可诉。

作者有话说

显示所有文的作话

第25章 第二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