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日那天，圣马洛下了雨。

德军今天的巡逻比日常频繁。公告前几天就发了出来：禁止一切集会和示威活动，严禁人们在中心广场或者窗前摆放鲜花。主宫医院和每天一样忙碌，但我们从早上开始工作起，并没有听说有什么事件发生——这算是好消息。在这片被铁蹄践踏得意志消沉的小镇上，民众更在意的是物资能不能撑过这个冬天。

也是这天傍晚，我和几名医护临时受命，随德军救护列车抵达旧邮政大楼改建的野战医疗中心。

大楼距车站不远，现被德军征作物资中转与重伤员集中安置地，墙上的白漆剥落，又被伤兵的鲜血和死人的脑浆涂染得斑驳。

轰炸到来的那一刻，我正独自在三楼的旧文件室里写死亡报告。一个腿部离断的娃娃兵，血型不明，未佩戴身份牌，失血性休克，心跳于下午五点三十二分完全停止。我手里的钢笔利落地划过纸面，“死亡”这个词像刽子手砍在路易十六脖颈上时，冰冷干脆的斧痕。

然后，轰鸣声从空中传来。

我甚至未曾来得及抬头，世界便分离崩析了。

天花板开始垮塌，水泥块像饿狼扑食一样扑向我。我踉跄着退入器械间角落，整个身体蜷成一团，靠着墙边的文件柜。

然后，一切坍塌。

震耳欲聋的响声毫无规律地砸进我颅内，光线被污染再破拆，尘埃与火浪灌入房间，然后一切都被掩埋。我听见玻璃碎裂的声音，听见砖瓦断折时的闷响，接着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黑暗包裹着碎石与瓦砾，毫不留情地重重压下来。

我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醒过来的时候，我试图呼吸，粉尘立刻像纸张上的碘酊般，渗入鼻腔与喉头，我咳嗽得几乎吐血。

耳边是令人窒息的死寂——而那种死寂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吸入碎玻璃那样疼，我特别想晕过去，但我不敢。我是医生，我知道我必须保持意识。

不然我会死。

我不想死。

死了，就再也见不到那双灰蓝色的眼睛了。

时间变得黏稠，让我想起我家壁炉里被烤化的松木树脂，只不过这树脂长了脚，跳出来，烧灼着我的皮肤。空气中除了铁锈味，还有石灰，水泥，焦糊的味道。身体隐隐作痛，但不剧烈，说明脊柱未断；听觉恢复缓慢，我慢慢分辨出远处爆炸声间隔拉长……世界正一寸寸抽离，将我独自留在原地。

万籁俱寂。

于是，寂静突然有了重量——我飘在了空中，看见自己的影子被不存在的月光拉得很长，长得盖住了一整片白桦林。

我在幻觉与现实间游走。不知过了多久，碎石上方忽然传来一阵碎响与脚步声。我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试图敲打周边的石块，却发现自己被卡住了，完全动不了。

我在几次尝试之后放弃了。

他们离开了，像他们刚把整条街道炸得稀巴烂一样——直到一个声音穿透厚重的黑暗，猛然在我耳边炸响——低沉，急促，带着硬朗的德国口音：

“Ethel——Ethel Kirkland！”

那声音如烈酒，灌入我的耳中，将我冰冷的躯体重新暖热。

——我的维尔纳。

我不知道是不是幻觉。只是这个名字，就足以将我带回现实世界。月光不见了，白桦林也消失了。我回到身体里，睁开干涩的眼，想喊，却只吐得出干哑的气音。

然后，隐隐约约的光线开始渗入眼前的黑暗。

光线由丝成缕，由缕成柱。

我逐渐分辨出——有一双手伸进废墟，粗暴地拨开碎砖裂瓦，像疯了一般地挖。我看见他戴着的手套被石灰锋利的边缘割裂，隐约看见些微的红色，浑身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用力抓住那只手。

“维尔纳……我在这里……”

随着眼前的石块被一块块搬开，我被维尔纳拉了出来，倒在塌陷的石板间，四周火光未散，尘埃飘落如雪，越发衬得我们两个像一对被世界双双遗弃的孤魂。他蹲下来，贴着我，双手撑地，却不再碰我。我们之间只剩下呼吸声——短促，压抑，彼此纠缠。

“你疯了吗？你不怕被……送上军事法庭吗？”我终于找回声音，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气若游丝。

“不怕。”他说，“你就当我疯了吧。”

他的神情熟悉又陌生。熟悉于我在从死亡线上回来病人的脸上见过太多次；陌生于这表情出现于我这向来沉着优雅的爱人脸上。那双灰蓝色的眼里，充斥着我从未见过的死寂；他并没有问我哪里受了伤，也没有说他是如何违背指挥部的安排。

我明白为什么。

——在失而复得面前，这些都不重要。

维尔纳跪在我面前，用鲜血横流的手捧起我的脸。

良久，他才再次开口：

“艾瑟尔。”

“我在。维尔纳。”

“你还好吗？”

“我没事。我正好被卡在死角里，都是皮外伤。”

他低下头，将额头抵在我肩上，颤抖着呼了一口气，那口气也是颤颤巍巍的。

“医护名单里，你未归位。他们说活着的人里没有你。但我不能问。我以为——”他的声音急促而低哑，“他们说没出来的人，都死了。”

他不再说话，也可能是说不出来。他抬起头，抱住我，我的脸贴在他军服上，感受着他胸膛剧烈起伏。他满脸血污，衣服上都是粉尘，狼狈得不像一个光鲜亮丽的军官，丢盔弃甲的，更像一个在墓地中挖随葬品的乞丐。他从未用这般重的力道抱我，即使在他第一次拥抱我的夜晚，也都是收着力度，小心翼翼的。他总怕把我揉碎，此刻却仿佛要把我按进他的胸口，和他合二为一，永不分离。

我忽然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

作为爱人而言。

我在跟着阿尔芒娜走的时候没有把他放在第一位，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直观，更可怕，更不可控。

“别怕，维尔纳。我是医生。”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我运气好极了，没有生命危险，都是皮外伤。骨头也没有断。”

维尔纳没回答，只睫毛抖得厉害。半晌，把唇轻轻覆在我的颈动脉处。

“他们说活着的人都转运出来了。我不信。”他胡乱地喃喃，倒比我还像那个被埋在废墟里的，“我不信。……我差点就信了。”

他像个回到岸上的溺水者，手胡乱滑过我的手腕，掌心，肩膀。我说不出话，只伸手回抱住他，轻抚他颤栗的背脊。不顾灰尘，不顾冬寒，不顾周围还有余烬未熄。他低下头，一次次吻我，一次次地确认我依旧存活于世，我是真的在他怀里，而不是他因为极端恐惧而产生的幻觉。

这不是家里。我应该推开他的。

可是我没有。我甚至没有闭眼。

他将我轻放在倒塌的木梁上，身体覆下来，带着火一样的温度。我的外衣被他拉开一半，肩颈都暴露在空气中。

他的嘴唇沿着脖颈一路烫下来。

作为医生，我知道人的躯体能在最极端的压迫中释放出怎样的本能。

我握住他的手。一瞬间，我几乎看见了我与他的未来——两个躯壳在战火与废墟中，紧贴着，再相融，从此成为一体，再也不分开。

“艾瑟尔。”他重复我的名字，好像那是某种咒语，只要他反复召唤，我就永远不会消失。

所以我应他：“我在。”一次又一次。

废墟外仍有喧嚣，远方传来飞机——或者是坦克，军车——随便什么发动机的闷响。但此刻，都已经被封在了我与他的世界之外。

我在他身下仰着头，石灰的尘仍在零星地落，却让我联想到我们在一起的那天，圣马洛沉默的大雪。

维尔纳在整个过程里吻着我，那样急切，几乎要把我整个人拆吃入腹。他在亲吻间不停地重复我的名字，几乎把那几个音节咬碎在唇齿之间。

“艾瑟尔，别离开我……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你不可以。”

我的手摸到他后颈的伤口，湿漉漉的，是血，但和我一样，都是皮外伤，无生命危险，应该是一路扒开瓦砾时，摔摔打打被蹭伤的。

“我的上尉，你这样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我说。

他却终于露出一个释怀的笑，吻着我说：“我不怕。除非他们要我的柯克兰医生去死。”

一时间，我眼睛发热，差点在他面前哭出来，反手抱住了他，把那份几乎无法承受的沉重，也压进了自己的胸腔。

那之后的几个夜晚，他都没有回来。但我从医院的传言和伤兵们的闲话中，听到另一个词：

——软禁。

他不在的屋内沉寂到一切都无关紧要。医院难得安排我休假，我却连壁炉都懒怠再点燃，只是裹紧毯子，缩在沙发里。偶尔翻动一本医书，字句却似从页面上剥落，无法进入大脑。

今天早上，一名年轻少尉前来转达他的情况。我见过他，上次维尔纳喝醉酒，是他送维尔纳回来的。他当时把维尔纳交到我手里时，什么都没说，似乎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了然。

年轻人把维尔纳的怀表交给我，对我说：

“柯克兰小姐，奥古斯特·拉夫勒少尉，向您致意。冯·比尔肯贝格上尉目前身体无恙，但因于紧急行动中擅离岗位，已被暂时停职，正按程序待命并接受进一步审查。”

我接过怀表——这算是信物。毫无疑问，这是维尔纳可以信任的人，所以我也可以。但在我问他细节时，他却说得含糊其辞，只说“是高层内部要求的临时措施”，“并无实质处分”。可我知道，那意味着一纸报告，一次交代，一次不容置疑的政治姿态，还有一份被小心呵护着的体贴。

我便识趣地不再多问。

拉夫勒少尉转身离开前，停顿了一下。他的目光落在我放在扶手椅上的药盒上，然后轻声说了一句：“今晚七点，西南角楼房，三层尽头的房间。门不会锁。”

我点点头，“谢谢。我会去指挥部右侧的第一条巷子等您。”

拉夫勒少尉立正，敬礼，然后离去。

未作任何多余解释。

这位德国年轻人转身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维尔纳会信任他。他和维尔纳一样寡言（至少面上是这样），一样爱钻系统漏洞，规矩得让人想忽略他身上那身衣服，望着我的目光也没有打量战利品的狂妄，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明的尊重。

那天傍晚，我和拉夫勒少尉如约相见，他递给我一张略有些陈旧的医务派遣条。我带了一个金属药盒，里面装着些许安眠药，止痛片，退热用的奎宁。

门口的哨兵见到军官，立刻立正敬礼。

“临时会诊。”拉夫勒少尉说。哨兵看了我的医务派遣条，没说什么，抬手放行。

“来自上面”的命令才是真正的规章，纸面规章在“上面”的面前就是废纸。问得太多代表着知道太多，知道太多只会死得太快，所以每个时代的人——尤其生活在腐烂与恶臭中的人，想活下来，必须学会识别何时闭嘴。

原则和思考，在权力面前都是弃若敝履的垃圾。

房门果然没有上锁。维尔纳坐在床沿，仍穿着熨帖的军服，铁十字勋章摘下，被他像放一块压缩饼干一样，随意地放在桌角。

他没回头，只低声说：“你不该来这——是奥古斯特安排的？”

我走过去，把药盒搁在桌上。

“我想是的。”我说。

“年轻人总是自作主张——奥古斯特·拉夫勒，他是我亲自提拔的副官。他莽撞，年轻，但足够忠诚可靠。你可以相信他。”

维尔纳慢慢转身，眼神略有些疲惫。

“他们让我写一份报告。”

“关于什么？”

“你。”

他苦笑了一下，却又隐约带着欣慰，像是他们苦兮兮的金酒中落了滴蜂蜜，“关于你我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关系。”

我没有说话。

在他的体制里，“不当关系”意味着丢官，审讯，流放，耻辱，也可能意味着——消失。但我不是孩子了，不会以爱情之名让他自毁前程，更不会蠢到让他为我殉情。

不是只有愿意为对方牺牲才是爱情。

但真正的爱情一定愿意为对方牺牲。

我看着他，静静地说：“你可以只写事实。”

好像我在医院里对一个脑出血病人的家属说“出血量10毫升”，或是在死亡通知上签下我的名字。

他一时间没有回应。我知道，他听懂了我话里的深意——不怂恿，不逃避，不依附，一次又一次与对方并肩作战，一次又一次为彼此放弃更安全的退路。

半晌他开口，语调平缓，如静水流深：

“事实是我擅自离开岗位，只因为我不相信你真的死在没有我的地方。事实是我看到你埋在废墟下的时候，没去想职责，命令，任何一件该做的事。事实是……我爱你。可这些，在军纪之中，都不算事实。”

我看着他。他的脸颊因日前的伤还泛着红肿，眼中却满是孩子气的执拗。

大概我们命中注定成为爱人——那种执拗，和我初为医者时如出一辙。那时我总会静静地守候在我救治失败的病人身边。悲悯，却也决绝。

我轻声说：“那你就写，不存在不当关系。你知道我，我从不在意这些虚有其表的东西。Je suis responsable de ma rose.*”

——我要对我的玫瑰负责。

维尔纳微微挑眉，有些不可置信。

半晌，他轻笑了一下：“柯克兰医生，你总是在我始料未及的时候，说出这些让我……失去自控力的话。”

他抬手握住我手腕，缓缓将我拉过去，力道不重，却不容拒绝。我没有动。他轻轻抱住我，把额头抵在我锁骨与肩之间，声音低而粗哑：“艾瑟尔……”

我的手落在他后背，轻轻拍了两下。

“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理外伤。”我顿了顿，“以及，怎么处理调查。这不需要我一个医生来教你，上尉。”

他没有立刻答话，只是抱得更紧了一点，呼吸略重，却渐稳，好像刚被从风暴中心托举出来。半晌，他给了我一个慢而深的吻，不带急切，却情不自禁，在我唇上停留良久，方才轻声道：

“是，我的玫瑰。”

我低头，把那个金属药盒推过去。

“把自己处理好。”我说，“我不想把家里变成你的专属诊室。”

被放回家的那晚，维尔纳破天荒的开了一瓶酒，手里还夹着根雪茄。

我以为他几乎要打破自己从不在屋内吸烟的铁律。但他没点燃它，只是一直夹在手指间，被握得太紧，都扭曲了。维尔纳倚在壁炉前那张他专属的椅子上，背脊因疲倦微微弯着。

他忽然开口：“艾瑟尔。你想知道我那份报告上写了什么吗？”

我没有应声。只是慢慢地放下酒杯，望着窗外。外面的月亮太圆了，像一颗刚被切开的头颅，脑组织毫无遮掩地悬在那里。

“我写了三段报告。”他自顾自说下去，嗓音带着酒意，有些沙哑，“第一段，说我接到消息时怀疑有其他平民被困，出于职责范围紧急前往查看。”

“第二段，说我确认现场无其他军事目标，仅一名医生被埋于废墟中——我称你为‘一名本地医疗志愿者’，以避免你的名字出现在文书里。”

他顿了顿，望向我，眼里浮起点笑意：“第三段……我说我判断该医者尚存生机，而战争之中，每一双救治伤员的手都是‘战略资源’。更何况，你是众所周知的颅脑损伤的专家。”

我并不惊讶，与他碰杯。

“我不是专家，只是专家的后辈。——另外，你把我写成了资源。”

“我把你写成了他们能理解的东西。”他说得极其平静，“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继续往下查。才不会问我，为什么会知道你的位置。为什么不去抢救自己的士兵。”

他举起杯子，那点残酒在玻璃杯中轻轻晃动，折射出并不刺眼的彩色光线。

“我说，我判断你‘尚存生机’，他们就会点头，说‘明智’。可如果我说，我只是因为她曾在我怀里侧耳聆听我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也必须把她从瓦砾里挖出来——他们就会说我是疯了。”

我们再次碰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我那份报告，很干净。干净得像你的手术刀。”

这个形容我本该觉得欣慰，但不知怎么，我只觉胸腔内部像被轻轻按了一下，疼痛来得轻而密，却困死在肋骨中央，寻不得出口。

于是我依偎进他怀里，轻声问：“虽然我那样说——但你真不怕我介意？”

“我怕。”他轻轻抱紧我，“可我更怕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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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1943年初次出版，但是实在太喜欢这句话就拿来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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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第二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