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22日，夜色未尽时，天刚泛出一种濒临破晓前的铁锈色。海风卷着潮湿的咸腥拍打我的脸，一如无形的铁链抽过来，刮的生疼。我一早便从医院出发，围巾仍严严实实地缠在脖子上。
吻痕淡了一些，但仍无法忽视。
指挥部的调令来得冠冕堂皇，“协助部队医院进行检疫工作”——这听上去无比正当，甚至符合我一贯的职业操守。
抵达医疗站时天光初亮，空气里弥漫着腐肉，药品和血的味道。穿过一道道铁门，我看见数名伤兵蜷缩在行军床上，血肉搅动和骨锯来回扯动的声音充斥着耳膜。我俯身替一名伤员检查颅骨贯通伤，器械触及他溃烂的头皮时，一只带着黑皮手套的手搭上我的肩。
“柯克兰女士，请随我们走一趟。”
——我明白，轮到我成为“被检疫”的对象了。
我甚至没来得及顾及手下的病人，就被不由分说第带往圣马洛东边的临时审讯处。那原是一幢旧修道院，拱顶高耸，壁画褪色，在战争的喧嚣里保留着一种死亡般的静谧。清晨淡色的阳光透过斑驳的玫瑰窗洒落下来，在我脚下投下断裂的光斑，宛如墓地上的残碑。
“有人举报您协助敌对群体，”一名戴着金边眼镜的军官缓缓说道，他法语讲得不如维尔纳标准，还隐约带点莱比锡口音，和他那身黑色的盖世太保制服分外割裂，“在一次伤员分流中，据称您刻意放行了数名抵抗组织成员。”
“那是谎言。”我确实做过，类似的事大大小小我也做过不少了。我不能畏惧，只直视他的眼睛。
“那你承认，你曾在舞会中救过征用您住宅的冯·比尔肯贝格上尉。”
“是的。”我说。
“你知道那次的暗杀行动出自哪一支反德组织，但却没有向我们举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指控你是合谋者。”
“我不知道。”我冷笑一声，“我只知道我救了你们的上尉军官，让他死里逃生。”
“医生当然是救死扶伤，抵抗者则是战术配合。”
对方脸上挂着审讯者惯有的冷静胜利者微笑。比谋杀更残忍的，是人们赋予语言的阉割——他们将“知道”扭曲成“合谋”，将“救人”抹黑成“战术配合”。
“你需要配合我们的讯问。”他说，手指轻敲着桌面，“否则，你的行为足以被解释为间谍罪。说出他们的名字，提供你们之间联系的方式，我们不会追究你的过错。”
“我不知道你们希望我回答哪个病人的名字。”我平静地陈述，“我的病区每天都处在床位不足状态。如果救死扶伤是错，那你们那些被我救回来的伤兵算什么？”
审讯官依然微笑着，紧紧盯着我。
“医生，你这种‘职业操守’会被视作掩护反德组织。有举报人声称，深夜时分见到你与某名女性抵抗者在医院后廊低声耳语。”他拿起一张纸抖了抖，“这是经签章的口供副本。”
“我不了解病人家属的身份。我只是履行职责，告知我的病人家属必要的术后注意事项。”
紧接着，一份写着时间和编号的伤员分流登记表被递到我面前。
“11月20日的这张伤员分流表上，这三个编号对应的‘轻伤员’在未完成身份登记的情况下被放行了。请您解释原因。”
那几个人我记得。在进行伤情评估时我就发现了，他们其实不是伤员。但我没戳破，也没问他们是谁，要做什么——大概率是要借着伤员分流传送情报或者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我只是签字写明“不必留院”，看着他们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被放行。
“医生只负责使用标准化的评估流程，检查每个伤员的关键生命体征和伤情，并最终签下名字。”
审讯官用笔敲了一下桌面。
“看来你坚持不提供任何有效信息。”
“我坚持救人，绝不因恐惧死亡背叛生命。”
我并不害怕他们，他们作为生物本身的存在并不配我去害怕。我曾在父亲的旧书房里读过《社会契约论》——在暴君统治下，自由被言论毁灭，人们只有保持沉默，才能得到象征性的自由。
审讯无果，我被先行拘押，带回了囚室。囚室的墙上仍残留着圣经段落的残迹，屋里是那股久不见天日的地方特有的潮湿味道。
我知道——维尔纳一定会来。
因为我曾救过他的命，因为他许诺会让我活到战争结束，因为他说他信我爱我，因为他欠我一个解释——为什么我竟会愚蠢到用尽全部冷静与理智，只为在荒谬的战争中保全他那一抹静海般温柔的眼神。
很快我就分不清时间了，也可能已经昼夜颠倒。但我终于理解了什么是“结构性暴力”，不是最低级的吼叫，咆哮，对□□的折磨，是日复一日，不动声色地一寸寸瓦解你的内心，像我们在医学院解剖青蛙，一边听着老师讲解，一边小心翼翼地动手，不知不觉间已彻彻底底剖开了皮囊，连最隐秘的神经末梢也不放过。
我已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被带入讯问室了。
时间仿佛在这里被蒸馏掉了。被掼到椅子上时，椅背硌人的凸起让我微微皱起眉头。
——我作为疑似内部敌人，加之我敏感的英国国籍，按理来说本应在被捕当天就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区域专员处理，但他们还未完全那样做——这意味着有人在暗中周旋。
今天的审讯官换了人。一个党卫军，下士，年纪不大，穿着熨得笔挺的灰绿色制服，头发向后梳，抹得油光锃亮，名字我忘了，姓是格斯纳，说法语时带股无法归类的德法混合腔调。
“柯克兰医生，你必须明白，”他将桌上的文件夹缓缓摊开，“我们不想对一位拥有稀缺医疗能力的女医生施暴。我们希望你交代事实。我们有目击者证明你曾经护送受伤的抵抗组织成员转运，还有医院的值班记录……你需要向我们解释。”
他说“事实”时，声音放低了，好像那个词烫嘴。
我回答，“事实是——我只救人。我可以提供任何一台手术的治疗细节。我不会查验病人和家属们从哪里来，从事什么职业，提供必要的医疗支持也是我的工作。——还是你们要我放任家属因为操作不当害死病人？”
“您救了冯·比尔肯贝格上尉的命，对吗？”
“是的。”
他眼中滑过一丝讽刺。我一动不动，手指紧贴着大腿。早在德国人占领圣马洛，主宫医院被迫为军方服务之时，我就学会了如何忍受德国人钝刀子割肉式的话术，学会了在救助完抵抗者之后，瞳孔不动，坐怀不乱地面对临时盘问。现在我等着刀子落下来，随便它，无论是划上皮肤，还是割向喉咙。
“你救了他，却不愿配合我们……你不是法国人，你也不是我们的公民。你是英国人——敌国公民。你在我们眼中，等同于一个持刀未遂的刺客。战争下职业道德是奢侈品——你不会想让我们替你‘定义’真相的。”
他话锋一转，倏地站起，走到我身后，靠得极近。近得我能闻见他身上熏皮制服的腥涩味道，混合着轻微的烟丝味钻入鼻腔。这让我觉得想吐。
然后他突然俯身，嘴唇贴着我耳廓，并把声音蓦地拔高。我被他吵得头痛，身体因为本能而微不可察地震颤了一下。
“你为何在舞会那夜出现在他身边？有人报告你与数名可疑人士接触——你是否知道他们的身份？你是否曾在医院里配合抵抗组织放行可疑伤员？你是否曾将军官的动向透露给外部？”
太讽刺了。
这里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修道院，现在却是法西斯魔鬼的动物园，就像现在——格斯纳在我耳边发出一连串的尖声斥问，像个在马戏团舞台上狂叫不止的猴子，又像因为即将被主妇下锅而喔喔打鸣的公鸡——他问得我差点没忍住笑。我终于抬眼看了他一眼，像打量一个试图卖给我假货的街头商贩，懒懒地答了一句英语——
“Conscience, in most men, is but the anticipation of the opinions of others.”
（良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他人意见的预告。”＊）
他一愣，下一刻用德语低声咒骂：“你在引经据典的语气真让人作呕。”
许是他们还没找到直接证据，又许是我的医生身份还有用，格斯纳没对我用酷刑，只是捏着我的下巴，在我耳边不停嘶吼着那几句话。我垂着眼睛，脑子里反复回味着维尔纳望着我的目光，落在我唇畔和脸颊上的亲吻，夜里他落在我小腹上温暖的手。我甚至突然想到——我一开始不允许维尔纳说英语，他不得不说法语，直到得了我首肯……而格斯纳终于在我耳边吼到声嘶力竭。
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泼下，才把我整个意识猛然拉回。
人在这种时候脑子里总会闪过很多没用的念头。有点像作家们，活的越痛苦，灵光一闪的名句就越多，自己给自己找精神寄托。
我闷哼一声，整个人不受控地开始发抖。
格斯纳冷笑起来。他并没有马上离开，把灯泡调到最亮，刺得我眼睛发痛。
“你今晚不必睡觉了。”格斯纳说。
整整一夜，每隔一会儿，都会有人推门进来，问我同样的问题：“你为何在舞会那夜出现在他身边？”“你是否接触抵抗组织？”“你是否放行了某些人？你是如何帮他们离开的？”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倦怠地闭着眼睛。
我睡了？还是没睡？我不记得了。
“夜晚”——如果那真的是夜晚——格斯纳再次出现时，递给我一小杯水，还有一片药片。
“你可以睡了，柯克兰医生，你可以一直这样嘴硬下去。我们有办法在不留下任何外伤的前提下，让你……变得永远无法工作。比如给你的手注射点什么……让你再也上不了手术台。”
我终于抬起眼，冷冷地盯着他。却仍不说话。
“还是——你以为冯·比尔肯贝格会来救你？”
他慢悠悠地说，“别做梦了。你不过是个披着医生外衣的婊子，玩女人的军官名册比你的处方还厚，没人会傻到为了个女人赔上自己的前途。如果不是你确实医术过人，留着你还有用，你早该被我们和犹太猪们一起枪毙。你知道吗，柯克兰医生？时间会杀死你。”格斯纳弯下腰端详着我的脸，“比手术刀更快。”
我当然不信他口中关于维尔纳的污蔑，也没搭理他——他们不会蠢到现在就剥夺我作为“资源”的价值，那是他们的底牌；现在提及，是想让我的信念快点瓦解。医生最怕的是不能救人。不过，我知道他还能做其他恶毒的事情：在你耳边昼夜播放滴水声或者电报的嘶鸣声，让你的心跳和心绪都比老太婆的毛线团还要混乱；在你食物里掺杂轻泻剂一类的玩意儿，让你在最脆弱的时刻丧失尊严。
让你相信你快疯了。
某个时刻（我分不清是哪天，什么时候），一名我从未见过的德**官走入了我的拘押室。他领章是黑色的，一片橡树叶，是个年轻得过分的上校——脸上有道闪电形状的长伤疤，眼睛像水晶珠那样蓝，眉目深刻，身姿挺拔，一身灰绿色党卫军军服，脖子上的骑士铁十字勋章在昏暗的房间闪着阴冷的光。他身上还挂着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勋章。
“柯克兰小姐。”他倒是不咄咄逼人，以一种分外彬彬有礼的语气说道，“您的下一次供述，将直接决定您的去向。”
“我的去向？”我重复。
“是的，若您不肯交代，您将被移交雷恩盖世太保地区总署。他们那里处理犯人只会较圣马洛更严格。”
“我没有需要交代的事情。”
我看着他。他以一种既惋惜又尖锐的目光看着我。他拿出怀表，打开表盖，递到我面前，说：
“那再好不过——抓紧时间考虑。”
又是维尔纳的那块怀表，表盖里刻着“爱征服一切”的那块。毫无疑问，他是替维尔纳传话的信使。我猜——他可能是克拉拉的上校丈夫，维尔纳的儿时玩伴，军官聚会那次他也来了，但未打照面。他既然不自报家门，我也并不问，我有自知之明，在他这类人眼里，我“阻碍”的成分应该远高于“女人”。
他说完这堆没用的话就离开了。
门又一次关上。我在冷寂里闭上眼。
我知道他在试图告诉我什么——维尔纳不能公开干预。在圣马洛，这个人的军衔足够高，才能在这个节骨眼来这一趟，说那些场面话也是为了和我“碰头”。
我理解。我目前还足够理性。维尔纳在争，我也必须等——争一个调令，等一份“身份豁免”的公文，或一纸将我秘密转移的命令。
他在苦苦挣扎。所以，我也必须撑住。
又一次问话结束后，那位脸上有道伤疤的上校又来了我的监室。我依然没有交代任何事情。
他这次没戴他的骑士铁十字勋章，敞着军服外套，未戴军帽，应该是私下来的。
“晚上好，柯克兰小姐。”他懒懒地说，“我答应了一个人，给您传达一份讯息。您应该知道是谁。”
他掏出一封信件，军用信纸，折成规整的三角，密封处盖着战地宪兵印章。
“请帮我读出来。”我沙哑地说。我眼前一片片发黑，属实不想阅读任何文字，尤其是德语。
他瞟了我一眼，没有拒绝我，只不动声色地展开纸张。
“鉴于被拘押人艾瑟尔·柯克兰为德军人员于军事行动中抢救之对象，且其医疗身份已由地方指挥部确认，为我军于布列塔尼大区稀缺的医疗资源，现暂缓移交雷恩盖世太保大区总部，转送至医务观察设施，由地方指挥部监管。”
他读完，抬起眼。那双眼睛里没有情绪，我心底却泛起难以名状的微光。
“他……还好吗？”我问，声音几不可闻。
他没有回答，只将信纸折起，收入怀中：“有件事我认可他。治疗颅脑损伤和神经类创伤方面，你确实是‘稀缺资源’，不是‘间谍嫌犯’。明白了吗？医生，你得把自己养得还有使用价值，而不是成为一具只能被肢解的尸体。你不希望那个人抱着你的尸体嚎啕大哭吧。他成年以后，我还没见过他哭。”
他说完这句话后，俯下身，低声对我说：“顺便提一句，如果你敢拒绝进食，他们可就有理由对你‘强制营养输入’了。到那时，那个人也救不了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笑了一下，是的，我明白——他们甚至不需要打我，只需要让我在恍惚与病态中自废。
没多久，也可能很久——我被蒙上眼睛，带走转移了。
我直到被带进囚室才被摘下眼罩，应该经过了三层，或者四层楼梯。囚室依旧堆满潮气，但已经比先前的环境改善了许多，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旧书桌，一盏似乎永远不会熄灭的煤气灯。窗户涂着石灰，看不见外面，只能隔着石墙听到隐隐约约的海浪声音。
一开始，没有人来。
甚至不再有人来对我用刑，我想我是从“被捕”变成了“软禁。”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昏昏欲睡的时候，才听见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门没有开。
“艾瑟尔。”门外的人低声道，“是我。”
我走到门边坐下，倚着门，抱着膝。心跳缓慢，一点加速的趋势都没有。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忍住的——没有起身，没有扑向门口，没有大哭不止，只是看着那扇门，仿佛能透过它，看见维尔纳像我最爱的桦树那样站在那里。本想开口说些什么，嗓子却仿佛被棉絮堵住。
“我时间不多，”他与我仿若心有灵犀般，“你不必回应。”
维尔纳并没安慰我说“别怕”。他太了解我什么性格了——也可能因为他自己比我更怕。
“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激怒他们，如果他们再来的话。再等等我，我答应过你，会让你活到战争结束。”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低声道：
“现在我不能离你太近。你明白的。”
我闭上眼，手紧紧握住膝盖。
——我从来就明白。
我们必须隔着门，隔着身份，隔着敌国之间深不可测的鸿沟，相信彼此尚能存活——而不能对话。
“坚持住，别倒下去。我等你回家。”
他的声音陡然止住。我立刻知道，时间到了。靴底在石地上划出短促的一声，然后转身，快步离去。
我再次独处。
我仰头望向天花板，上面爬着潮气凝结成的线条，可能和德国人哪个倒霉战壕的路线图差不多。
耳边只剩下煤气灯轻微的“噗噗”声。
这场战役还未结束。他们仍在等待我开口。而我，仍在坚守着我不开口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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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英国诗人亨利·泰勒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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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第二十七章
